唐海晏说唐星樱去太原前就已经教会父母打枪、投手榴弹了，家里也留有手枪，去山东不存在无法自保问题。再说，谁都知道教导师是中国军队中最精锐的部队，难道还保护不了两个老人不成？何况自己并不老，也就四十多岁，遇到小鬼子还可以拼刺刀。让刘一民不用担心那么多。
女同志心眼多，李韵一听刘一民不同意他们去山东和女儿、外孙团聚，就会错意了，以为刘一民恐怕另有隐情，怕岳父岳母去了碍事。直接就问报纸上说的两个夫人的事情是真是假？是不是怕她和唐海晏去山东碍事？
刘一民不让岳父岳母去山东，除了他说的安全因素外，还有一个不能说的理由，就是怕他们去后把本来就很麻烦的事情弄的更麻烦。李韵可是去过欧洲的人，见过世面，知道怎么讲理。唐星樱那么刚烈，再加上母亲帮衬，那倪华岂不是更可怜了？
因此，刘一民只好告诉岳父岳母，别的什么原因都不是，就是安全问题。唐星樱曾经和他商量把父母接去，但最后还是放弃了。山东是敌我争夺最激烈的战场，教导师光是骨干领导干部就牺牲了四个，是八路军、新四军中牺牲干部级别最高的。那是打仗，不是过家家，不能意气用事。
唐海晏和李韵将信将疑，最后提出让唐星樱给他们发个电报，听听闺女的意见，看到底让他们去不让。如果闺女让去，那一定得去，这个时候孩子小，刘一民又是孤儿，闺女连个婆婆帮忙都没有，正需要父母去帮忙。如果父母不去，那怎么向闺女交待么！
刘一民只好说明天他开完会给妻子发个电报，征询一下她的意见。
唐海晏和李韵这才交待刘一民早点休息，回家了，好好安安稳稳睡一晚，解解乏。
唐海晏和李韵走后，刘一民没有睡意，把今天向主席汇报的情况又回忆了一遍，觉得该说的都说了，没有遗漏，就坐下来理一理思路，把明天的发言准备一下。
天刚明，唐海晏和李韵就起床了，挑了一副水桶，去街上一家卖羊肉汤的铺子舀了满满两桶羊肉汤，用白布把木桶蒙上捆好，又让切了十斤羊肉，带足辣子、葱、香菜，挑了回来。
到家后，把羊肉汤倒进大锅里，生火温着，静等刘一民起床。
等到八点，不见刘一民起来，唐海晏就想着去喊他，千万不能耽误了他的正事。这一去喊刘一民，唐海晏才发现，两进大院的房顶上竟然都趴有警卫战士。唐海晏看得心疼，赶紧跑去喊醒刘一民，好让战士们也早点下来喝完羊肉汤暖暖身子。
昨天晚上，刘一民准备发言材料，睡的很晚，但是睡的也很安稳、很香甜。被叫醒后，一看表，八点了，赶紧起来洗漱吃饭。
见早餐是羊肉汤泡馍，刘一民感动的不得了，岳父岳母都是广西人，不习惯北方饭菜，专门去买羊肉汤，显然是为了照顾自己的口味。看来，岳父、岳母确实是把自己当儿子看了。
第六0八章 光明在前
11月25日下午，按照中央安排，刘一民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发言。
刘一民发言的题目是“光明在前”，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教导师参战一年来工作回顾；第二部分是武汉会战结束后的抗战形势；第三部分是国际形势分析；第四部分是团结起来，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参加会议的都是中央、各部队、各地方党的高级领导，机会很难得，讲得好的话，顶的上一次新思想、新战略的培训了。因此，刘一民很重视，决心把自己关于抗战的思考、关于建立什么样的新中国的思考统统都讲出来，争取让同志们有所启迪、有所思考、有所教益。
他先是向大会报告了教导师参战一年的各项工作。
上午的时候，刘一民让八路军总部的参谋们划出了几次大的战役的示意图，把敌我兵力对比、位置、作战意图标注的清清楚楚。现在，这些地图已经悬挂在墙上。
刘一民重点讲的是军事斗争，他手持一根教鞭，指着地图开讲，把消灭第二十一师团、察哈尔兵团和千里奔袭天津、临清保卫战、冀中收复战、东进山东腹地的津浦路之战以及后来的鲁中战役、牵牛作战、胶济路战役作了详细讲解，重点讲了战前决心、火力配置、诱敌惑敌和如何聚歼，听的干部们目摇神驰，不住声地惊呼：“原来是这样打的！”
讲完大的战役后，刘一民又讲了教导师开展的冷枪冷炮运动、特种作战、地方武装的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每一种军事斗争形式都是有理论阐述、有战例分析、有战果评估，讲的深入浅出、栩栩如生。
教导师一年军事斗争取得如此大的成绩的原因，刘一民总结为两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始终建制把军当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把支部建到连上，在全军实施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作战行动服从于抗战大局，服从于党中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和命令。这里面，刘一民重点讲了自从西延政军以来就坚持的诉苦运动和三查三整活动，讲了特等英雄白大贵的成长经历，目的是要阐述一个道理，那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就是战斗力。
按照刘一民的说法，诉苦运动就是诉旧社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是我军提高干部战士觉悟水平、形成强大凝聚力、战斗力的不二法门，是世界上任何一支部队都没有过的政治手段，比政委、教导员、指导员讲一千次话效果都好。这个经验原红18团就已经上报总政治部印发全军参考，红军大学课程里也有讲授，但是各部队落实程度不一，结果出现新吸收战士、特别是新吸收的溃兵，对我军奋斗宗旨不清楚、奋斗目标不明确，作战意志不强，凝聚力不强，甚至出现逃兵。我党组织的有些地方武装，由于思想政治工作不到家，一遇日寇大规模扫荡，就会溃散、垮掉。反观八路军教导师，历经日军重兵围剿，不仅主力部队没有出现逃兵事件，就是地方武装亦没有发生任何一起投敌、溃散现象，哪怕是陷入日军包围圈中的县大队、区小队，都能做到视死如归、浴血拼杀，直到突围或全队牺牲。其根本经验就在于教导师坚持开展全面诉苦运动！教导师任何一支部队，小到区小队一个班，建立之日起的第一课就是诉苦。通过忆苦、引苦、访苦、比苦等方式，加上诉苦典型带动，挖苦根、找苦源，让战士们认识到反动统治和日寇侵略是总苦根，把个人苦归结到阶级苦、民族苦，只有消灭侵略者、推翻反动统治，劳动人民才能翻身得解放。再加上三查、三整，就会保持我军的纯洁性、战斗力，把我军建设成团结奋斗、指挥如意的钢铁军队。
这样的军队天下无敌！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就是本照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怎么能消灭鬼子、壮大自己就怎么打。教导师实施的是游击战、运动战、歼灭战相结合，以游击战消耗鬼子，以运动战调动鬼子、在运动中消灭鬼子，集中兵力、集中火力，大打歼灭战，消灭鬼子有生力量。总的说就是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一切以消灭鬼子有生力量为目的。
讲完军事斗争的成绩，刘一民又讲了教导师在建立根据地方面的成绩。这里面，刘一民重点讲了政权建设，把村级基层政权建设上升到保证战争持久开展的战略高度，讲了建立村党支部、民兵队、妇救会、儿童团和民主选举抗日村长的重要意义。归结起来，刘一民认为村级政权是政权建设的基础，只要把村级政权建设好，区政府、县政府的选举、建设就好办了，就能形成打不垮、拖不烂、扑不灭、毁不掉的政权体系和抗日堡垒。
加强根据地建设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刘一民认为，中国几千年发展史，也是一部战争史。这部战争史的最本质的内涵就是争夺对土地的所有权，谁能解决好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陕西根据地的土地改革实践已经证明，只要完全实行土改，根据地就稳固，就能解决根据地人民的吃饭穿衣和发展问题。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把原来集中在大地主手里的社会资源进行了再分配，变少数人拥有多数土地和社会资源为土地平均分配，变少数人富裕多数人受穷、受压迫、受剥削为多数人共同富裕，这样的政策可想而知，那是一定能够得到大多人的拥护的。过去我们在苏区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个别地方过左，把一些靠自己勤劳致富的小地主推向了对立面。这个问题在陕西土改中间得到了纠正。但是现在是团结抗战时期，我们不可能再在根据地搞土改了，但必须落实减租减息，没收汉奸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在个别地区还可以采取政府赎买方式，动员开明地主捐出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耕种，也可以利用战乱年代撂荒土地多的优势，组织农民开荒种地。一旦根据地稳定，就要全面推行土改。总而言之，一定要在根据地内解决好农民无地种、地租过高问题。
在经济建设方面，刘一民重点讲了正反两个问题，也就是发展壮大根据地经济和削弱日本鬼子经济能力问题。
刘一民把壮大根据地经济问题，说成能否坚持持续抗战的头等大事，把教导师推广一年两熟耕作法、提高粮食产量的做法作了详细报告，提出必须坚持屯垦、扩大耐旱高产秋粮种植面积，动员群众合理分配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往夏季吃粮、秋季花钱上过渡。在保证粮食、穿衣自给自足的前提下，在所有根据地实行统一税率、统一利率、通存通兑，维护人民币的信誉，扶持发展根据地商业，打破日寇的封锁。
在这个问题上，刘一民提出要扭转一个错误认识，那就是不能把与日战区做生意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视为资敌行为。一方面，开展商业活动，可以从敌占区想法购买我们急需的物资；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我们的优势物资向敌占区倾销，破坏敌占区经济。刘一民举了个例子，山东有个企业生产马扎，质量很好，在平津地区占有市场，甚至还可以出口日本、欧洲。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是允许这个企业继续生产、继续向平津、日本销售呢，还是禁止生产销售呢？刘一民的答案是当然允许生产、销售，而且要鼓励扩大产量和扩大销售量。要用小小的马扎换回粮食、棉花、煤油。当然，粮食、棉花、煤油、汽油、钢铁、药品这些东西，小鬼子是一定会限制流通的，一定不会让我们轻易得到的。但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找到漏洞，小鬼子封锁再严，商人们总是会有办法的，比如收买伪军、收买汉奸、收买日军军官等，办法多的是，再加上我军配合，就一定能打破小鬼子的封锁。
这就牵涉一个问题，需要划定一个标准，哪些商品禁止向敌占区销售，哪些商品鼓励向敌占区销售。总的说，要用高附加值的消耗品与敌占区做生意，战略物资严禁向敌占区销售。
关于如何削弱日本鬼子经济问题，据刘一民讲，最主要就是打击小鬼子的经济体系。小鬼子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以战养战，掠夺占领区的资源支撑侵略战争。要想早日打败日本侵略者，首先是要积极进攻，不断蚕食压缩鬼子占领区，扩大根据地。其次就是要摧毁小鬼子在沦陷区的经济基础。比如日伪军发行的联合券，我们在禁止流通的前提下，还要想法雕版印刷，大量制造假钞，向太原、石家庄、保定、青岛、徐州、北平、天津等所有日战区大量抛售，用假钞来买我们需要的物资，最后让日伪军的联合券变的一分不值。最好能通过内线，买通伪军的高级军需官，让他们把这些伪钞当军饷往下发，逼哪些伪军、汉奸变成穷光蛋，嗷嗷叫着向鬼子讨债。这个事情要统一部署，前期要高度保密，到后期就不需要保密了，反而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日伪军的钞票都是假钞，彻底毁灭日伪金融体系的信誉。
至于我们缴获的日元，除了购买必需的物资外，可以由中央统一经营，到美国去办公司、买股票，参股美国的电气、电信、交通、汽车、军火等大企业，最好是在美国人不知不觉中间，控股一些美国的骨干企业。也可以把日元兑换成美元、法郎、英镑，到苏联去采购我们必需的物资、军火。也可以到上海、广州、武汉、北平、天津、青岛这些大城市去办公司、做生意，套购根据地需要的战略物资。
刘一民讲的兴起，两眼放光，竟然一手叉腰，一手不停地挥动着，越说声音越大，下面的干部们听的晕晕乎乎的，不停的鼓掌。
讲完第一大部分，刘一民开始讲武汉会战后的抗战形势。
刘一民的观点是一贯的，那就是武汉会战后，中国的抗战进入毛泽东论断的战略相持阶段，日寇由于占领区域扩大，不得不分兵防守，很难再保持战略进攻势头。同时，战略相持阶段不等于鬼子就不发动大的战役，有些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依然是鬼子的攻击目标。像宜昌、长沙、南昌这些地方，小鬼子必然还会调集兵力大举进攻。但是，经过武汉会战的锻炼，国军骨干部队战斗力将有明显提升，小鬼子再想取得大的战果，基本上不可能，相反，还会遭到国军的反击。华北战场上，除了山东方向外，山西战场的中条山方向将成为日军的攻击重点。
刘一民认为，在与国军作战的同时，日军会加大诱降力度，扶持汉奸政府扩大伪军武装，以伪军武装代替日军担任守备任务。特别是武汉丢失后，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对抗战失去信心，加上蒋介石一贯奉行排除异己的政策，国民党内部很可能会出现一股投降风，甚至会出现降将如毛、降兵如潮的局面。
对我军来说，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将进入困难时期，原因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日军将集中力量巩固占领区，以八路军为主要作战对象，对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而且会实施一系列封锁政策。第二个是战略相持阶段前期，国军投降部队多，这部分部队有一定战斗力，加入伪军后，很可能不打国军，专打八路军、新四军。第三是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攻势趋缓，国军得到喘息之机，如果再打上几次说的过去的战役，蒋介石必然会沾沾自喜，进而将目光转向限制我党我军发展上来，甚至会调动部队与我军大打出手。这样一来，我军外有日军主力压迫，内有顽固派掣肘，要同时与日军、伪军、和顽军作战，压力空前大。
针对这种情况，我党、我军在政治上应该举起反投降、反妥协、反摩擦的大旗，有理有节地开展斗争，逼蒋坚持团结抗日，尽可能减少摩擦。军事上，一手坚决打击投降的伪军，制止国军内部可能兴起的投降潮，一手集中力量反扫荡，坚决打退日军的进攻。
刘一民提出，现在我军建立了陕西抗日根据地，可以吸引大批的知识分子和逃难群众，为壮大力量奠定了人力资源基础，加上我军在华北大规模建立根据地，可以源源不断地为主力部队提供补充。但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由于部队扩编过快、过大，主力被稀释，战斗力不升反降。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三点，一是加强政治工作，增强部队凝聚力；二是强化训练，提高战术素质；三是到实战中去锻炼、去提高、去成长，在实战中检验战斗力、提高战斗力。为此，陕西的保安师、警备师和各地的警备团都要开上战场轮战，也可以和山西我军主力部队换防，在战场上锻炼战斗力。
讲的时间有点长，刘一民有点口渴，习惯性伸手朝桌子上摸去，结果摸了个空，这才想到这是在六届六中全会会场，不是在他的教导师部，没有唐星樱她们争着抢着给他倒水。
刚想着忍一忍，继续讲吧，就听一声四川口音传来：“刘师长，请喝水！”
刘一民一看，一二九师的邓政委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把一个搪瓷缸递了过来。
刘一民接过茶缸，咕咕咚咚把一缸子茶水喝完，说了声谢谢，就又开始讲了。
现在他讲的是国际形势。
刘一民说，他空闲的时候爱听收音机，占领天津、青岛、连云港、济南的时候，搜罗了许多报纸，还和天津、青岛的外国使馆人员交谈。从收集到的情况看，目前世界局势风云变幻。一方面是德国与意大利、日本秘密勾结，有形成军事同盟的迹象。另一方面，英法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滋长德国的侵略扩张野心。
今年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9月28日，德军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地区部署了七个师的兵力，发出了战争威胁，捷克也宣布全国动员，战争一触即发。9月29日，以捷克保护国自居的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拉法第不但没有向德国施加压力，以武力制止战争，反而牺牲捷克利益，与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将捷克的苏台德地区强行划给德国。大家想一想，德国人早已经整军备战、磨刀霍霍了，一出手就得到了奥地利、苏台德两块肥肉，他们会就此止步么？我判断，要不了多久，至多到1939年底，德国就会露出凶狠的獠牙，开始他们的征服欧洲之战。到时候，英法想不打都不行，除非他们屈膝投降。
刘一民说的这些都是后世历史轨迹，眼前看也必然会发生。但是对于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的绝大多数共产党高层领导来说，那是绝对的前瞻性战略分析，一个个正襟危坐，听的有滋有味。
刘一民接着说道：“从世界力量对比看，但靠英法是不可能制止了德国和意大利的联手侵略的。它必须联合苏联、美国的力量，才能制止世界大战的发生。但是，目前的情况很不妙，美国人还在搞他们的保守主义、中立主义，短期内还没有投入战争的可能。苏联为了自身的安全，很可能暂时不会与德国开战。这样一来，德国在欧洲必然会取得很大的战绩。将来，随着德国侵略步伐的加快，美国、苏联也会加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来。这场大战不可避免。”
说到这里，刘一民又联系到了日本，他分析，按照常理，日本人必然会进一步军事冒险，配合德国在欧洲的行动。日本大本营为此形成了两派，既主张北上和主张南下两派。日本关东军之所以一直在东北保持庞大的兵力，不是单纯的为了防御东北，最主要的就是想北上攻击苏联，与德军东西呼应。但是从目前看，日军这样的驮马化部队，不可能是机械化的苏联红军的对手，很可能会被揍得满地找牙。
听刘一民说的形象，会场上马上就响起了一阵笑声。
笑声过后，刘一民继续说道：“日军北上梦想遭到苏联红军打击后必定破灭，但小日本人小鬼大，时时刻刻不忘参与瓜分世界。这样他们就只能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南下攻击东南亚，那里有橡胶、有石油、有钢铁，日本想要的那里都有。可惜这些东西都被英法美控制着，它想要就得打。发展下去，就会形成世界上一东一西两大反法西斯战场，中国的抗战也就不再孤立了。到时候，美国人会遭到日军的直接攻击，他们为了拖住日军的攻击步伐，必然会大力援助和支持中国抗战。小日本距离彻底灭亡就不远了，只是时间问题。”
根据上述分析，刘一民提出，我军的作战方向就是紧盯日军的攻击，只要是在中国大陆上，小鬼子攻到哪里，我们的游击队就要发展到哪里，根据地就要建到哪里。让小鬼子一刻都不能安生。主力作战战略上，要把握时机，一旦小鬼子主力南下攻占香港和东南亚，我军就要集中全力在华北与鬼子决战，控制整个华北，进而与鬼子争夺东北，要用三到五年时间，完成控制华北、东北任务，并以东北、华北为依托，南下经略中原、江淮，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
第六0九章 光明在前（续）
六届六中全会是长征后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
由于有陕西根据地，比历史上条件好的太多太多，所以参会的人也就多，代表着各个地区和方方面面的党组织和党员。这里面随红军主力长征的领导们，从通道开始就对刘一民有了一定认识，对他的思想和主张有一定了解。但是还有一部分同志没有参加过长征，也不认识刘一民，更不用说了解他的思想了。因此，发言前刘一民就思考过，有些话不能随便说，特别是牵涉苏联的话，很敏感，不能随便分析判断。
刘一民来自后世的和平发展时期，随着各种档案的解密，对抗战时期以及以后的中外关系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知道苏联也好、美国也好，支援中国抗战一部分是出于正义，帮助中国人民反抗侵略；一部分是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没有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几百万端着明晃晃的刺刀的日军杀向它们任何一方，都是致命的；还有一部分是出于它们各自战略利益考虑，没有这一点，也就不会有战争结束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了。
但是，这些事情现在不能说，说了马上会被误解，中国共产党是在发展中一步步成熟起来的，拔苗助长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引起混乱。
接下来，刘一民的发言进入了最后一个问题：团结起来，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由于有了上述一系列的分析、判断，再谈这个问题就相对轻松了。
刘一民声明，团结起来，首先是全党、全军团结起来，明确一个奋斗目标，即打败日本侵略者，并为此流血牺牲、奋斗拼搏！其次，是要以我党、我军的团结带动和促进中国所有政治势力、武装力量的团结，形成一种全国抗战、全民抗战、全军抗战的态势，大打人民战争，彻底埋葬侵略者。
刘一民在这里批评了三种错误认识。一种错误认识是过高估计我军力量，认为我军现在早已经超过红军时期力量，完全可以单独与日军较量，打败日军。另一种错误认识则相反，认为既然是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那就要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第三种错误认识是利用国军与日军大打出手的机会，埋头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筹建根据地。
刘一民指出，第一种错误认识属于盲目乐观，以为我军打了几次胜仗、成立了航空大队就天下无敌了。实际上，我军还非常弱小，远远没有达到与全部侵华日军抗衡的地步。不说别的，就只是弹药供应一项，就把我军卡死了。就那航空大队来说，航空弹药全部来自于缴获，几次空战下来就会弹药告罄，还怎么和日军打？我军主力也是这样，没有稳定的后勤保障系统，武器弹药主要依赖缴获，打游击战、伏击战、运动战、歼灭战都可以，一旦与日军打成消耗战、阵地战，战场陷入胶着状态，那我军的缺点就暴露无遗，最后恐怕不得不含泪撤退。再一个，除了日军武器弹药体系化外，日军的军官都是从小上陆军幼年学校、长大上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受过严格战术训练，作战指挥水平相对较高，教导师之所以能连战连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集中火力、打在日军最虚弱的时候。但前提是日军把攻击矛头指向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没有正面战场的流血牺牲、抗衡日军主力，教导师能有一个又一个的战机么？如果日军放弃攻击国军，集中全力打我军，那日军就是绝对的优势。练武术的人都知道一力降十会，就是说在日军主力的绝对优势面前，我们的抗击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如果我们现在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实力和不足，与日军死打硬拼、正面抗衡，那结局是注定的，就是以我军失利、根据地缩水而告终。可以试想一下，现在华北只有三、四十万日军，如果日军倾举国之力，调动百万大军来打我们，那会是一种什么情况？
第二种错误认识纯粹是犯糊涂，忘记了四一二政变的惨痛教训。我们主张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是为了动员全国的力量反抗侵略。在这个统一战线中，我们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我们的主张、政策去影响统一战线、引导统一战线、领导统一战线，让这个统一战线能够坚持下去，真正发挥领导全国军民抗战的作用。蒋介石的话要听，但听的必须是有利于团结抗战的那部分。他要限制我党我军发展，这个命令你听不听？傻子都知道不能听。如果全听的话，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把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送上刑场了。我们共产党人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走上抗日战场的，但是有些势力、有些人就可能在大浪淘沙中动摇彷徨。这中间也包括哪些抗战初期坚决抗日、遇到困难后就保存实力甚至投敌的。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一味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话，万一统一战线内部出了问题怎么办？他们要投降、要与日寇妥协，难道我们也跟着他们投降妥协么？这个道理随便找一个西安街头买酱油醋的小商小贩一问，他们都会给出明确答案的。
第三种错误认识是缺乏抗战大局观念。是，我们是要发展，是要建立根据地。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那就是必须和国民党正面战场搞好配合，形成战略互动。小鬼子要发动针对国民党的大的战役，我们就要攻击它的薄弱环节，配合国民党作战，让它不能从容进攻。当前的中国抗日战场，国军兵力远远大于我军，仍然是主力。我们掩护他们作战，就是掩护中国抗战主力作战。如果我们对日军向国军攻击不管不问，时间长了就会形成各自为战的局面，那样的话，小鬼子就可以四两拨千斤，挑拨是非，拉一个打一个，各个击破。特别要注意，扩大根据地要讲究策略，不能为了自己扩大地盘而挤兑国民党，造成摩擦，为蒋介石限制我们发展提供借口。
讲完这三个问题后，刘一民意气风发地说：“只要我们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抗日力量，保持积极进攻态势，脚踏实地地发展一段时间，我们就会愈战愈强，成为抗日战场的主力军。而日军，由于妄图占领全中国的战略错误，必定会逐步削弱。一旦国际形势发生巨变，美英等国必然全面制裁日本，到时候日本内外交困，战争资源枯竭，他们就会进一步冒险。到那个时候，就是我军逐步实施反攻的时候。小鬼子的末日也就到了！”
讲到这里，刘一民停了下来，不自觉地朝邓政委看去。
邓政委一见刘一民朝自己看来，就知道他又要喝水了。好在刚才茶缸里又续上了水，就等着递给他呢！
刘一民喝完水后，又开始滔滔不绝的讲开了。这次，他讲的是如何建设根据地政权问题，把向主席他们汇报的教导师山东根据地的经验讲了一遍。末了，刘一民说道：“我参加革命时间比较短，对党的认识还有许多肤浅和不到的地方。但是，经过这几年的学习，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了救中国才成立的，每个党员都是民族的先进分子。因此，我们建设的抗日民主政权就必须是抗日的、民主的，二者缺一不可。在现在的中国，不抗日就得不到人民的拥护，何谈发展壮大？不民主就容易使政权滋生腐败，成为腐败政权和独裁政权，将来也许能够赢得战争胜利，但腐败和独裁会把多少烈士鲜血换来的成果逐渐毁坏。纵观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任何一个新生政权都是比较具有包容性、民主性的，后来之所以灭亡，都是源于独裁体制和由此衍生的腐败。共产党人为了救国救民死都不怕，自然不会惧怕腐败和独裁。我们应该把民主、独立、自由确定为基本的发展目标，在政权制度设计上体现出来。眼光要远一点，胸怀要宽一点，要善于吸收世界各国政权架构的有点，把我们的抗日民主政府建设成民选的、廉洁的、坚强的、高效的政府。”
刘一民的发言酣畅淋漓，整整讲了一个下午。他讲完后，周副主席站起来，要求同志们对讲话内容绝对保密，晚饭后分组讨论。
吃晚饭的时候，毛泽东把刘一民找了去，说他讲的不错，很多问题都给出了思路和办法，对同志们又重大启迪作用。不过，主席问他，为什么没有分析一下美国、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情况？
刘一民说苏联今年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帮了抗战的大忙，但是以后会逐渐减少。原因是苏联东面有日军关东军的威胁，西面有德国的威胁。斯大林之所以援助国民政府，其实也是为了苏联自身安全的考虑，他是希望日本人陷入侵华战争的泥淖，没有力量去北上攻击苏联。去年年底，日军攻势太猛，蒋介石招架不住，曾经请求苏联出兵支援，被拒绝了。张鼓峰事件时，自己曾在黄河边发表谈话，指出此时关东军极端虚弱，以苏联红军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完全可以重创日军，甚至一举解放东北地区和朝鲜，这个信息绝对传到斯大林那里去了。但苏军无动于衷，只是扩大了对日军朝鲜军的轰炸力度。这说明一个问题，苏联无意对日公开作战。现在德国又在欧洲兴风作浪，斯大林的目光恐怕已经转向了东面。再说，苏联这些年也很困难，远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强大，他们最怕的是东西两面作战。说不定将来还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苏联说不了还会和日本达成妥协呢！至于美国，他们国力雄厚，原先是奉行孤立主义，经过前一段时间的宣传，美国民众对中国人民的同情日益高涨。只要发生突然事件，日本人刺激到美国的神经，美国佬就会开始援华的。而且以后的援助规模会越来越大，直至与日军直接对战。我们要做的是，得想办法在美国的援华物资、军火中分一杯羹，可不能让这些东西全部落入蒋介石的腰包。那样，总有一天他会野心膨胀的。
毛泽东是战略家，不是盲从的书生，和他交流不必遮遮掩掩。
听完刘一民的话，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说道：“你说的有道理，还是你原来那句话，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交换，没有什么纯粹的友谊和道义。谁让我们是弱国呢？这些大国都会把我们当棋子使用的。”
刘一民趁势说道：“中国现在处于战火之中，国弱民贫，但不等于将来永远是这样。等我们打败了小日本，建立了新中国，我们也要成为世界强国。到那时，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美国也好，苏联也罢，我们都不听他们的。相反，我们可以利用大国之间的博弈，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如果把自己绑到他们任何一方身上，都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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