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藤章不认同山下奉文的话，觉得山下纯粹是一员战将，政治的不懂，就卖弄道：“参谋长阁下，眼前支那战局不容乐观，中国地盘太大了，人口太多了，皇军精锐师团基本上都成了守备部队。这中间，华中战局要比华北战局情况好一点，第十一军还有发动攻势作战的能力。华北战局很被动，第一军在山西没有大的进展，第十二军在山东同样没有太大进展。如果汪精卫真的能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的话，不但能动摇中国人抗战决心，还能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帮助我们同八路军作战。而且，汪精卫的中央政权一建立，打的又是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的旗号，这就等于是给那些不愿和皇军作战的中国军队提供了一个投降的借口，到时候蒋介石政权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很有可能会出现一种蒋介石、汪精卫、皇军都打共产党、八路军的局面。那样的话，战局就可能改观了。”
不等山下奉文回答，杉山元就问他和石友三联系上没有。
山下奉文回答说已经联系上了，石友三比阎锡山够意思多了，已经表示适当时候配合皇军作战，共同对付冀南的八路军。
杉山元当即指示山下奉文，加大情报收集力度，密切监视国民党冀察战区和苏鲁战区部队的动态。特别是他们和八路军内讧的动态，一定要随时掌握，便于配合他们作战，共同对付八路军。
山下奉文马上立定，“哈伊”一声。
杉山元走过去拍了拍山下奉文的肩膀，又拍了拍武藤章的肩膀，然后就说：“山下君、武藤君，夏收在即，要组织部队抢粮的干活。没有了粮食，土八路就无法支撑。”
这个时候山下奉文开始发挥了，他给杉山元出了个主意，既然山东的八路军不好打，那就加强交通线防御，困住八路军的手脚，集中一部分主力，扫荡八路军在山西的根据地，甚至还可以攻击中条山的国民党军队。别看警备师团、新编的独立混成旅团在八路军教导师面前不是对手，要是和国民党军队交手，那还是有胜算的。
杉山元此时也急于想打一仗，而且想打教导师，但是害怕再打败仗把自己的名望全部打没有了。这一听山下奉文的建议，就觉得好。
其实，第一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中将去年上任以来，指挥第一军实施治安肃正作战，不停地扫荡八路军根据地，扩大治安圈。由于兵力有限，日军并没有占到便宜，除了多占了几座县城外，扔下了成千上万具尸体。他多次致电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请求给第一军加强兵力，改善山西治安情况，光是上报的作战计划都有好几份。这些电报就摆在杉山元的案头，摞了厚厚一摞。
杉山元拿起梅津美治郎的电报仔细琢磨的半天，忽然提出了个问题：刘一民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
山下奉文现在兼管方面军特务机关，听了杉山元的话，就回答说应该在苏皖地区。因为上次纯宫秀子公主带的特战中队是在宿县境内玉碎的，能够让精锐的特战中队全体玉碎，一定是刘一民的精锐战队的手笔。加上刘一民又在宿县发表了年底谈话，对消灭特战中队一事毫不掩饰。据此分析，刘一民应该就在苏皖地区。
杉山元听听确实是这么回事，山东的八路军这段时间相对比较老实，原来是刘一民不再山东。既然这样，还和八路军客气什么？
杉山元当即指示山下奉文，制定周密作战计划，把刘一民主力阻击在陇海路以南，然后调集部队加强第一军、驻蒙军，对山西的八路军根据地实施大扫荡。战役发起必须具有突然性、隐蔽性。扫荡结束，支援第一军作战各部队要迅速返回原住地，严防八路军报复性攻击。
山下奉文提议，是否可以向大本营报告，请调近卫师团参战。
杉山元想了想说：“以我的名义给大本营发报，建议将近卫师团扩编，变成两个近卫师团，一个留守日本，一个开赴支那参战，就驻守青岛。只要有近卫师团驻守青岛，我们就可以没有顾虑地发动治安作战了。”
一听说打仗，武藤章把他找杉山元的本意也忘了，马上就像注射了鸡血一样，变得好斗起来。
武藤章建议，平津地区治安情况比较稳定，可以把一一0师团抽出来加强到山西方面。另外可以将德石线上的第十四师团抽出来，参加山西治安作战。豫东方面战线稳定，也可以抽出一部分部队。只不过为了确保山西作战顺利，应该首先集中兵力突袭冀南和鲁西，待肃清冀南、鲁西的八路军后，再发动山西方面的大规模治安作战。
三个老鬼子对着地图各抒己见，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形成了共识，徐州一线和德石线上的部队不能动，还得加强。只能等近卫师团到后，可以留下一个旅团配合青岛守备队守卫青岛，近卫师团主力、第一一0师团、第四十一师团和华北治安军可以加强第一军作战，首先扫荡八路军的晋西北、晋察冀根据地。然后再扫荡晋中、晋东南、晋西、晋南。预计等山西治安战结束，第五师团也就可能已经返回华北了，由第五师团和近卫师团在，就可以发动针对八路军教导师的作战了。
第七四六章 高敬亭事件
就在杉山元、山下奉文、武藤章在一起密谋如何调动兵力扫荡八路军根据地的时候，刘一民正在做横扫江淮的最后准备。
历史上，这个时候新四军在江北部队只有高敬亭的第四支队和在豫皖地区的彭雪枫游击支队，八路军也只是一一五师东进部队分出一部分向苏皖地区发展，部队规模都很小，处于游击状态，与现在的教导师南下部队无论是兵力规模还是武器装备皆不可同日而语。
从敌情上来说，此时的苏皖地区敌情和历史上也不同，由于刘一民两次率部队南下，调动日军主力离开山东，导致日军对苏皖地区的扫荡力度大大超过历史上，基本上各县城全部落入日伪军手中，许多土匪武装和地方势力武装在日军重兵集团的打击下要么被消灭、要么都投向了日军怀抱。苏北、苏中地区，韩德勤指挥的二十四集团军所部在日军打击下损失惨重，局促在盐城、阜宁地区，与八路军苏北支队联手对抗日伪军。八路军三个骑兵营在苏中游击，威胁日军长江防线。安徽方面，国军第五战区部队主力据守大别山区，安徽省政府驻扎在立煌县，豫皖边区有彭雪枫新四军游击支队，皖东地区有高敬亭新四军四支队。
日军收缩兵力从阜阳地区撤退后，胡老虎率领八路军骑兵旅占领了阜阳、蒙城、涡轮阳、亳县、宿县之间地区，开辟了皖西北根据地，与彭雪枫部的豫皖边区连为一体。第五战区部队也趁机收复了阜阳县城、霍邱等地，将防线向东推进。
随着八路军南下部队四个步兵旅在皖东北、苏北地区展开，打通了与苏北支队联系。但是由于刘一民贯彻的是占领农村、隐蔽发展的策略，并没有攻占日伪军据守的县城和重点集镇，因此，苏北、皖东北从整体上讲还处于日伪军控制之下。
刘一民从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段时间他在双沟镇又是会见郭沫若率领的艺术家慰问团，又是撰写《论党内民主》，忙的不亦乐乎，随他南下的罗延可没有闲着，侦察员以双沟镇为中心，撒向了四面八方，苏北、苏中、皖东北、皖中的敌情摸得清清楚楚。
现在，日军关东军正在与苏联红军交火，华中派遣军刚刚完成南昌会战和随枣会战，华北方面军兵力分散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几块战场上，安徽日军主力仅有一个十七师团，苏北、苏中日军仅有一个十五师团，剩下就是些独立混成旅团和守备队，整个苏皖边区已经被日军视为占领区，虽然有十来万部队，但分布在这么广大的区域内，兵力就显得极为薄弱，也只能控制交通干线和重点城镇。至于那些跟在日军屁股后面狐假虎威的伪军，在刘一民眼里就是些送枪送粮的运输队，不值一提。此时不大张旗鼓地收复失地、建立强大的苏皖根据地，老天爷都会不愿意穿越而来的刘一民的。
刘一民给主席和总部发去电报，报告了苏北、苏中、皖东北、皖东的敌我形势，决心集中南下部队教一旅、新一旅、新三旅、新七旅和骑兵旅，在八路军苏北支队、新四军游击支队、新四军四支队和在苏中游击的八路军骑兵部队的配合下，纵横驰骋苏皖地区，彻底砸烂日伪政权体系，整编地主武装，建立包括淮北根据地、淮南根据地、苏北根据地、苏中根据地在内的巩固的大苏皖边区根据地。
刘一民在电报中说，建立苏皖边区根据地是执行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方针，从全国抗战大局看，苏皖地区只有苏鲁战区之江苏韩德勤部在坚持苏北敌后抗战，苏皖地区大部沦陷。占领并巩固这一地区，破坏日伪后方体系，对坚持持久抗战、加快抗战胜利进城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刘一民建议到，考虑教导师是我军大的战略决战部队，开辟苏皖边区后，刘一民本人和主力不可能长期滞留苏皖边区，急需中央调派主要干部坐镇苏皖边区，可否考虑政治上由中原局东进，军事上新四军北移，由刘少奇同志和新四军叶、项首长坐镇苏皖边区。如新四军军部暂时不可能过江，应抽调陈毅、粟裕过江，政治上由刘少奇负责，军事上由陈毅负责，粟裕过江坐镇苏中，彭雪枫坐镇淮北，高敬亭坐镇淮南，八路军苏北支队司令员张经武和政委李聪敏坐镇苏北。
毛泽东回电指示：“华北日军兵力庞大，斗争日益艰苦，华中敌兵力相对虚弱。在可能发生全国性的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在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是我重要的生命线。”
主席在电报中说刘一民的眼光极准，此时大军在苏皖边区展开，纵使不能彻底肃清该地区之日军，也可以占领广大地域，拓展我军生存空间，压缩敌之生存空间。只要能够占领苏皖边区，我军主力随时可以由山东呼啸而下，掐断日军长江防线，将淞沪日军与武汉地区日军切为两段。
当然，主席提醒说，这是个远期奋斗目标，短期内这样考虑就是纸上谈兵，非要碰个头破血流不可。
主席在电报中具体指示苏皖地区斗争应该采取的策略。其中路西阜阳地区，第五战区桂系部队不会坐视我骑兵旅占领阜阳地区的，日军也不会坐视的。而桂系部队、日军两者力量都过于强大，一旦双方合击我军，我军必然退出该地区。而且骑兵旅是我教导师乃至全军最强大的骑兵部队，随时可能调走参加大战。鉴于此，皖西北地区应交给彭雪枫部放手发展。皖东北地区，应指示张爱萍迅速组建旅级单位部队，可直属彭雪枫指挥。苏北地区局面打开后，中央将派黄克诚南下，统一领导苏北地区抗日斗争，原苏北支队归黄克诚指挥，另由刘一民负责给黄克诚抽调一个旅的主力部队。皖东地区，新四军正组建江北指挥所，由张云逸、邓子恢负责，统一指挥新四军安徽境内江北部队。苏中地区现在日伪势力强大，我军进入后，必然会引起日军反扑。一旦日军大举反扑，以南下部队四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的兵力，局限于苏中水网地带，又缺乏机动船只，将会非常被动。而且，虽经周副主席亲赴皖南确定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战略，但由于新四军实力有限，要想全军渡过长江，就要放弃皖南根据地，叶项二人就此尚未一致意见。陈毅、粟裕一、二支队正在江南展开，屁股尚未坐热，短期内不可能大举渡江北上。基于这种情况，南下部队进入苏中后，应留下一个旅坚持苏中抗战，等待接应新四军主力渡江北上。
至于苏皖边区的组织领导问题，主席电报中说，以中原局和新四军为主。已令刘少奇同志东进，若新四军军部能够迅速北进，由刘少奇、项英、叶挺、陈毅组成领导机关。若新四军军部不能迅速北上，将电令陈毅迅速北上，接替苏皖地区军事指挥。在刘少奇、陈毅没有北上前，有刘一民统一指挥苏皖地区党政军。此意见将传达中原局、新四军。
主席电报中还询问刘一民，何以推荐陈毅坐镇苏皖边区？
主席还通报说，新四军军长叶挺为组建江北指挥部到了四支队，刘一民南下时可以和叶挺联系，最好能见上一面，详细谈谈。
电报最后，主席批评刘一民不成熟。《论党内民主》一文虽然立意甚好、论述精当、值得借鉴，但应上报供内部讨论，不应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现在党内已有同志对该文观点提出质疑，特别是任期制问题，有同志将该观点与斯大林同志任职时间联系，认为会伤害两党关系，伤害苏联同志的感情。此事还需进一步观察。
看完主席的电报，刘一民默思良久，知道自己把有些事情想简单了。自己一心想打到长江边接应新四军渡江北进，可是新四军现在能够渡江的只有管文蔚部，那都是刚刚整编的游击武装，战斗力明显不足。只有向东作战遭到遇到第三战区坚决抵制，新四军主力才会大举渡江。什么事情都急不得。看来，自己打进苏中的时候，陈毅都不可能有机会渡江北上与自己汇合。
一想起陈毅，刘一民就想到了主席的提问，为什么推荐陈毅坐镇苏皖边区？再一想主席说的《论党内民主》一文的事情，刘一民觉得必须得向主席解释清楚，不然的话会引起误会，如果再有人从中搬弄是非，就又是一场风暴。
刘一民立即给主席回电，先说了举荐陈毅一事，理由是陈毅是井冈山会师的元勋人物，北上以前在西安与主席交谈时，主席多次说陈毅胸怀大度、光明磊落，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是对党赤胆忠心的革命者。现在，陈毅在新四军中地位仅次于叶、项，而且善于平衡关系，便于协调苏皖地区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关系。至于军事指挥，除了陈毅，中央指定的苏中粟裕、苏北黄克诚、淮北彭雪枫、淮南张云逸、高敬亭都是我军大将之才，特别是粟裕，能在日军重兵扫荡之下奇袭南京，用兵之妙简直是神来之笔。由他协助陈毅，加上八路军支援，自己可以放心返回山东，苏皖边区根据地可保无恙。
接着，刘一民再次陈述新四军军部应该渡江北进的理由。主要是皖南山区不利于新四军主力大规模发展，而且处于日军和国军第三战区包围之中，国民党现在已经划定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地域范围，目的是限制我党我军发展。八路军南下部队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全力开辟苏皖边区根据地，主要是因为教导师是我军主力，战绩显著，苏北的韩德勤也好，第五战区的桂系也好，都不可能冒险限制教导师主力部队行动。而新四军实力暂时没有达到教导师各部队的水平，长期孤悬江南，还要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势必引起国民党内部强硬派将领的嫉恨，新四军江抗黄土塘之战被忠义救国军侧击就是明证。时间一长，摩擦越来越多，小摩擦变成大摩擦，必然会有大危险。因此，请主席给叶、项首长去电，仔细分析利害，及早渡江北上才是上策。
刘一民再次报告自己撰写《论党内民主》的初衷，是要从制度上保证我党和未来的新中国长盛不衰，破解历史上封建王朝兴衰交替的难题。至于牵涉斯大林同志任期问题，刘一民说他只是从理论上探讨，考虑的是我党的问题，没有牵涉苏共问题。不过，当前日军在和苏军交火，欧洲形势也很紧张，需要斯大林同志领导苏联度过战争危机。如果将来战争结束，斯大林同志说不定会认真反思肃托中出现的问题和苏共的政策。现在处于战争时期，理论探讨也只是探讨而已，历史在不断发展，这些探讨无论对错，只要将来能被实践验证就行了。
主席很快就会电了，这次没有批评，表扬刘一民胸怀全局，眼光独到，说是会给项英去电，令他早作北进打算。
看完电报，刘一民又给胡老虎发报，要他将皖西北根据地防务向彭雪枫新四军游击支队移交，由彭雪枫统一指挥豫皖边区和皖西北地区地方武装，骑兵旅迅速越过津浦路，向双沟镇集结。
发完电报，刘一民忽然想起历史上高敬亭就是这次叶挺到四支队后因为拖延东进皖中被枪毙的。现在四支队已经按照自己和高敬亭谈话的要求进军皖东了，部队也发展到了一万多人，主席电报中只说了叶挺到四支队组建江北指挥部，并没有说高敬亭的事情，应该不会再发生历史上的悲剧了吧！
刘一民马上给叶挺、高敬亭分别去了电报。
在给叶挺的电报上，刘一民说他在双沟镇，即将指挥部队横扫皖东北，会向皖东、苏中地区发展，请叶军长在四支队多停留一段时间，能够见个面，他有许多问题想向叶军长学习。
给高敬亭的电报上说的是叶军长是打响南昌起义的元勋，是我军创始人之一，应该多向叶军长学习。另外，刘一民告诉高敬亭，八路军南下部队即将南下作战，可以很快与四支队会面。
刘一民不知道，这个时候高敬亭已经被抓了。原因是高敬亭部的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叛变投敌。说来也都是在大别山坚持游击穷怕了，杨克志和曹玉福率领部队打土围子缴获了一批财物，稍一犹豫就没有全部上缴，留下了一些黄白之物。都是红军出身，杨克志和曹玉福的作为马上就被人报告到了支队部。
这个时候，张云逸、郑位三和原鄂豫皖时期的老红二十五军政委、张国焘鄂豫皖肃反扩大化的急先锋戴季英又被派回了四支队，张云逸直接指挥四支队第八团开辟皖东根据地，戴季英任四支队副司令员兼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由于戴季英以前在鄂豫皖杀人杀出了名，四支队从司令高敬亭一下都避之不及。高敬亭就告诫干部战士，有什么事情不要和戴季英说，小心挨整。这一下，戴季英就和高敬亭较上了劲，多次向新四军军部和中央报告高敬亭不服从军部指挥等。要不是刘一民和高敬亭见面后批评教育他、在西安又专门和项英说过见高敬亭的事情，高敬亭的处境会更加困难。
杨克志和曹玉福一见事情败露，后悔之余，生怕追究起来杀掉他们。两个人一商量，带着没有上缴的那部分财物，投奔了桂系部队。临走还拉走了一部分人枪。
叶挺这次到四支队来，是为了筹建江北指挥部。筹建江北指挥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解决四支队的问题。当然，现在和历史上不一样，历史上高敬亭确实是没有全力东进皖东，错失了在皖东建立根据地的机会，让桂系的廖磊有机会在皖东地区任命专员、县长，收编游杂武装。现在由于日军两次重兵集团南下追击教导师，第五战区部队都已退到大别山，刚借八路军的光趁着日军收缩兵力的机会收复了阜阳、霍邱一线，还来不及向皖东北、皖东大力发展呢。第四支队又全力东进，在皖东初步站稳了脚跟。叶挺要来解决的四支队的问题，说白了就是高敬亭与戴季英等人团结搞的不好的问题。出发时，叶挺向蒋介石、第三战区和中央都报告了要到江北设立指挥部的事情。由于第四支队属于第五战区序列，新四军主力一、二、三支队属于第三战区序列，确实存在指挥不顺的问题，中央、蒋介石、三战区长官部都批准了。
杨克志和曹玉福一叛逃，问题就严重了。
第七四七章 高敬亭事件（续）
叶挺这年43岁，正值盛年。
当年的北伐名将重上抗日战场，叶挺自然是意气风发，决心横刀跃马，再创辉煌。但是，新四军的情况特殊，是以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陈毅领导的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为主组建的。叶挺虽然是北伐名将、南昌起义元勋、广州起义的工农红军总司令，但他现在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让一个曾经脱党的人来指挥共产党的部队，干部战士有抵触情绪在所难免。
说起叶挺脱党，实际上叶挺自己也很委屈。南昌起义时叶挺是前敌指挥兼十一军军长，部队退出南昌转向潮汕地区途中，叶挺手下的蔡廷锴师全师投向国民党，叶挺亲自率领的一个师被薛岳击败，另一个师自师长周士第以下团以上军官全部离队出走，只剩朱德率领800人坚持下来，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建立了中央红军。叶挺只身南下参加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护送病中的周恩来到了香港。在香港，由于广州起义只持续了两天且损失惨重，叶挺受到了处分。后来叶挺奉命到苏联去，结果到苏联后叶挺遇到的是指责批判，连去东方大学作报告都被禁止。
一个人为了革命浴血奋斗，到头来却遭到组织的不公正待遇，叶挺的心情必然是哇凉哇凉的。特别是王明这样的站在岸上指手画脚批评在水里挣扎的人的批评，更让叶挺心生气愤。特别是共产国际竟然把广州起义失败说成是叶挺政治动摇的结果，更让他感到绝望。一怒之下，叶挺决定脱党到欧洲流亡了，还变成了素食主义者。幸亏后来在柏林遇到去德国的周恩来、廖承志、黄平，叶挺才又振作起来，回国参加了邓演达、宋庆龄等人组织的“第三党”、李济深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帮助蒋光鼐、蔡廷锴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自从受命出任新四军军长以来，叶挺和项英忙于组建编训部队，彼此分工明确，合作还是愉快的。但是随着新四军主力编组完成、开赴抗日前线，矛盾就显现出来了。项英是三年南方游击战的实际领导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新四军实际上的政委。虽然苏区时他追随并支持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犯有错误，但他确实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在新四军干部战士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威望。而且项英作风朴实，与叶挺的身穿将校军服或西装革履、开小灶、去哪里前呼后拥相比，干部战士总觉得项英才是他们的真正领导人，叶挺似乎和红军出身的新四军干部战士有点距离。加上叶挺不是党员，不能参加东南局和新四军军委会会议，在牵涉新四军重大决策中就没有足够分量的发言权，身为一军之长，军事指挥命令还必须经过副军长批准，让叶挺感觉说不出的别扭。久而久之，矛盾就出来了。
这事也不是说项英等人有意架空他。你想么，项英和绝大多数新四军战士都是在蒋介石重兵围剿面前至死不渝的忠诚的革命者，叶挺曾经脱党，这种行为在他们眼里是什么行为？能靠得住么？
严格说，以叶、项组合来领导新四军，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造成的无奈的组合。
叶挺曾经到西安面见毛泽东，提出重新入党，但考虑到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叶挺留在党外更便于协调新四军与国民党的关系，毛泽东、周恩来都劝他以暂不入党为好。
上次周副主席亲赴新四军军部，其中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协调新四军叶、项首长之间的矛盾。
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威望还没有达到历史上七大以后的地步，毛泽东思想的叫法还没有出台，也没有人喊毛主席万岁，在一些老资格领导人心目中，毛泽东就是老毛，只是领导和战友，他也不是什么都对，有些问题毛泽东说了也未必能听进心里。这还是好的，像王明，恐怕心里只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才是指示，毛泽东的指示就不一定是指示了。
叶、项之间的矛盾不是个性问题，他们都是一军统帅、彪炳史册的人物，哪里会像斗升小民那样争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琐事，争的都是大的战略问题。
叶挺认为中央确定的向北发展是正确的，将会给新四军打开一扇发展壮大的大门，因此，他力主向北发展。项英同样支持向北发展、向东作战。但是他不忍心放弃江南根据地，那是浴血奋战、牺牲了多少战友才换来的。这一点和高敬亭当初不愿离开大别山有相同之处。
如果国共双方真心团结抗日，不发生摩擦火并事件，项英的主张应该说也是可行的。但是国共双方实际上是既合作又相互提防，特别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防共、限共、反共、溶共政策后，新四军再孤悬江南敌后，就有危险了。
这个时候，国民党还没有掀起反共高潮，也没有发生皖南事变，不要说项英、叶挺了，就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不会相信国民党会对新四军下手，毕竟大敌当前，枪口一致对外才是最关键的。
叶挺是主动要求去四支队组建江北指挥部的，目的是要建立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江北新四军向东进军。行前，在云岭新四军军委会上，叶挺表示如果高敬亭不服指挥，将以军法制裁。项英不同意，他对叶挺说：“高敬亭是位功臣，只是抗日后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你要以教育为主，好言相劝，讲清楚去皖东作战的战略意义。如果他万一不听劝，可以给予适当处分。但是，如何处分一定要报请毛主席批准，不能擅自做主。”
叶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高敬亭自从和刘一民谈话后，确实组织部队东进皖东。但是在日军第二次重兵集团南下时，因皖东属于平原，不容易坚持，高敬亭不得不率主力又退回舒城、桐城、庐江地区，以避敌锋芒。
日军重兵集团撤离后，高敬亭立即让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和四支队八团东进，七团、九团也随即跟进，在皖东初步站稳了脚跟。但他本人率手枪团和特务连主力还留在舒城，在新四军军部看来，这就是执行东进命令不坚决。联想到去年长江局军事会议上，高敬亭与王明发生争执，并且对长江局和安徽工委派上万名中共党员和革命青年“帮助国民党第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做法抱抵触情绪，叶挺就认为高敬亭执行中央和军部东进命令不坚决。
说句实在话，王明主持下的长江局和安徽工委派上万名党员和革命青年帮助桂系在大别山建根据地本身就有问题，这部分力量如果加强到四支队，那会是一种什么局面？
叶挺、邓子恢到江北和张云逸汇合后，一起到四支队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和军部东进指示，动员四支队全力东进。
这个时候高敬亭恰好生病，加上他心里也不痛快，新四军成立江北指挥部，领导成员定了好几个，里面竟然没他。而且新四军军部报经中央同意的江北指挥部编制方案还拆分了四支队主力，分别成立了第五支队和游击纵队。
高敬亭心里对新四军领导产生了疑虑，认为军部领导有排挤他的嫌疑。因此，他表态同意率手枪团、特务连东进后，在进军途中又突然下令第七团和手枪团返回舒城。理由是护卫支队司令部。结果，第七团在返回途中出事了。
现在第七团团长、副团长叛逃了，不能不让人对高敬亭的政治态度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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