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沼骐一郎内阁辞职后，日军政界军界跟着就是一番鸡飞狗跳。由于前线战事紧张，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日本不可能长期处于没有内阁状态，在西园寺公望、近卫文磨、广田弘毅、宇垣一成等人支持下，陆军大将阿部信行粉墨登场，组建了第36届日本内阁。
随着阿部内阁上台，日军内部在1939年的9月出现了大调整。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和参谋长矶谷廉介被免职，由第一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接任关东军司令官，参谋长由饭村让中将接任。由于关东军这次大出血，阿部内阁对关东军进行了大补充，新建了关东军飞行集团，由安藤三郎中将任司令官，下辖第二飞行集团、第5飞行集团及第12、第13飞行团等。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也被免职了，不过他没地方安置，陆相还是畑俊六，杉山元回东京后只好去当军事参议官了，和寺内寿一一样，坐冷板凳去了。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山下奉文被调任第四师团师团长。接替杉山元的，是第三军司令官多田骏。接替山下奉文的，是刚刚被编入预备役的原第九师团师团长吉住良辅中将。本来历史上是笠原幸雄任华北方面军参谋长，但是笠原幸雄早在教导师攻占太原时就一命呜呼了，便宜在东京坐冷板凳的吉住良辅了。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调任陆军省军务局长，由平田正判少将接任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
华北方面军飞行集团改编为第三飞行集团，仍有木下敏中将任司令官。
驻蒙军司令官由第一师团长岗部直三郎接任。岗部直三郎这家伙最近升官升的很快，眼见将来是要当大将的。
到了9月23日，日军撤销了华中派遣军番号，成立了中国派遣军，统一指挥关内日军作战，司令部驻南京。由新晋升的陆军大将西尾寿造任总司令，参谋长人选再一次大出人们预料，因为战场抗命被撤职的原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总算熬出头了，这一次天皇陛下破天荒地重用了他，让他出任中国派遣军参谋长了。要知道，这个职位历史上是由从陆相岗位上被踢下来的板垣征四郎出任的，现在板垣征四郎早早地剖腹自尽了，香月清司这个过时了的魔头又被放出来了。看来，他是不死在中国是不会罢休的。
阿部信行内阁上台以后干的第二件事就是抓日美外交谈判。这次，阿部信行把陆军中将野村吉三郎搞成外相，让他一心一意去与美国谈判。因为再过几个月美国就要中断日美商约了，没有了从美国进口的物资，日本陆海军还怎么称王称霸？这事儿不说别人，就是裕仁天皇想起来，头皮都一阵阵发麻。
阿部信行内阁的第三件事是通商和平抑物价。这个时候，日本国内由于经济畸形发展，加上战争开支太大，物价飞涨、商品短缺，连火柴和肥皂这些日常必需品都从市场上消失了。阿部信行上台后，才明白平沼骐一郎留给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烂摊子。
阿部恼怒之下，跑去责问平沼骐一郎，结果平沼骐一郎把两手一摊，不咸不淡地说这不管他的事，应该去问军部。是军部无能，让八路军占了天津占青岛，占了青岛占济南、连云港，大日本有限的物资都作了陆军的补充。像火柴和肥皂，原来大部分都是由青岛、天津、济南生产，满足日本市场的。现在这些产地的工厂都被八路军抢光了，恢复起来十分困难。加上青岛、济南四周都是八路军根据地，没有原料怎么生产么！
阿部没办法，只好会议商讨。这个时候，军部提出一个方案，那就是将外务省通商局独立出来，扩大为贸易省，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确保掠夺中国及亚太地区的资源，适应总体战需要。还别说，这次军部的提议得到了财界的大力支持，因为现在的通商贸易太困难了，应该实行贸易行政一体化。不料，阿部信行雄心勃勃地决定设立贸易省的时候，外务省不干了，说是外交必须一元化领导。说白了，外务省就是不想交出通商局。阿部被当头打了一棒。
此路不通，就意味着对外通商将会更加困难。阿部掉过头来，开始在国内老百姓身上想办法了。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阿部派人调研，准备调整米价统治政策，把糙米价格从每石38日元提高到43日元，还准备对食品、金属制品、燃料、丝绸制品实行公定价格，颁布价格冻结令和工资冻结令。
现在的日本老百姓，早已不是开战之初的日本老百姓了，无休无止的捐献和高额的税负、飞涨的物价以及不停地有亲人战死的通知，已经把日本老百姓从开战之初的举国狂热拉回到生活艰难的呻吟中了。阿部信行这么搞，等于是让日本老百姓雪上加霜。这个糟糕的陆军大将，根本就不懂政治和经济，一眼看到底，这家伙的内阁注定也是个短命内阁，晃荡不了多长时间的。
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一团糟，多田骏在华北却是雄心勃勃，准备大展拳脚了。
多田骏一上任，就开始大力推行“囚笼政策”。
早在上一次到华北协助寺内寿一指挥重兵围剿教导师的时候，多田骏就有实施“囚笼政策”的设想。当时，他曾经和寺内寿一谈过依托交通线封锁蚕食八路军根据地，日军后来也是这么做的。只不过效果不明显，没有起到太大作用。
这段时间，多田骏虽然在关东军第三军担任司令官，但目光却一直没有离开过华北战场。这老鬼子，浑身精瘦精瘦，没有几两肉，但肚子里却是装了不少东西，算得上智谋深沉了。这一次，他决心以铁路、公路等交通线把敌后抗日根据地分割包围起来，形成囚笼，并不断向根据地延伸，企图一举消灭根据地。
重返华北，多田骏雄心勃勃，他决心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任上干出一番事业来，彻底剿灭华北的八路军，恢复占领区治安。
多田骏的决心得到了天皇以及大本营的大力支持，批准多田骏在实施囚笼政策的同时，配套实施“肃正建设”计划，也就是要在华北大修铁路、公路，以铁路、公路建设运动来配合囚笼政策。
按照多田骏的计划，在整个华北，以同蒲铁路、平汉铁路、津浦铁路形成的三条纵线和陇海铁路、胶济铁路、正太铁路三条横线为柱，以公路为链，以碉堡为锁，大力修建新的公路、铁路，挖壕筑堡，由点联线，由线成面，扩大占领区。
在华北方面军军事会议上，多田骏得意洋洋地对手下的将领们说：“共产党八路军擅长打游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次，我们要把整个华北变成一张大大的渔网，把活蹦乱跳的八路军分割在一个个网格状的囚笼里，让他们动弹不得。特别是刘一民的教导师，四处捣乱，像一群饿狼一样，逮住机会就扑上来很咬一口。大日本陆军的尊严和脸面被他们糟蹋的一塌糊涂！这一次，我们就要用囚笼政策，把刘一民的教导师分割在各个根据地，切割成一块块蛋糕，让他们无法聚集力量。只要实现这一点，就可以分区扫荡，一口一口把小蛋糕吃掉。”
多田骏说的起兴，干脆摘下军帽，露出光秃秃的脑壳，手还不停地在脑壳上抚摸，似乎那光秃秃的脑壳上能给他一点快感一样。
实施囚笼政策的关键在与肃正建设，也就是得修铁路、公路。像德石路，早已经被八路军破坏的面目全非了，路上连根铁轨都没有了，哪里能通火车么！按照肃正建设计划，日军首先就要修通德石路，把平汉路和津浦路连接起来，这样才能真正分割冀中、冀南，还可以把山东、河北、山西连为一体，最大限度地方便部队调动。
但是肃正建设得要钱，要物资。可是华北方面军穷的要死，全靠日本本土和东北的补给在支撑呢。现在，日军在华北又是贩卖大烟，又是增设税种，又是搞什么粮食、棉花等重要物资专营，日战区的老百姓白盘剥得喘不过气来。这种情况下，要想搞肃正建设谈何容易。
多田骏这厮确实了得，他从东北调运修铁路急需的钢轨、枕木等，让天津的水泥厂开足马力生产，为他提供修铁路、公路架桥的钢材和水泥。至于筑路的工人，多田骏大手一挥：“抓！抓支那劳工，工钱的没有，管饭的干活！”
光是这些还不够，多田骏交给新上任的副参谋长平田正判一个任务，那就是印发良民证。
多田骏交待平田正判，良民证要统一编号，十五岁以上的人都必须贴上照片，写清楚姓名、籍贯、男女、职业、住所等，还必须有保长具保证明，有发证籍贯签名盖章。
平田正判刚刚担任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心里火辣辣的。很快就设计出了良民证，送给多田骏审查后，就开始找王克敏组织力量在日伪占领区搞试点了。
平田正判这家伙也是一个狠角色，他把试点定在了天津。因为天津曾经被八路军占领过，又有租界。在平田正判眼里，偌大的天津就是藏污纳垢之所。不知道有多少抵抗分子呢！
这个时候，照相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而且，许多迷信的老百姓还认为照相会把人的精血吸走。平田正判要让老百姓照相，便宜了开照相馆的，但也引起了老百姓的抵触。
平田正判不管这些，中国人有钱照相没有和他有什么关系？他的任务是完成司令官阁下的部署，只要有明晃晃的刺刀做后盾，多刺杀几个中国人，对于平田正判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
平田正判以血腥手段在天津城推行了良民证制度。这一推行良民证，日伪特务机关算是高兴透了，因为他们很快就在天津城里抓获了一批没有身份证明、没有保长担保的可疑分子。
多田骏的这一招非常毒辣，等于是把占领区的老百姓的户口管理规范化了，一下就把普通老百姓和八路军区分开了。有良民证的，自然是老老实实的居民和庄户人。没有良民证的，自然是八路军的干活了，只管抓就是了。
天津推行良民证见效后，日伪政权尝到了甜头，开始在整个华北日伪占领区推行良民证制度了。
日军华北方面军现在兵力十分庞大，但处处被动挨打，那些师团长、旅团长们一个个都是垂头丧气的。见多田骏一上来就搞出了这么厉害的名堂，一个个欢欣鼓舞，仿佛找到了克制八路军的利器一样。
驻山西的第一军、驻山东的第十二军以及华北方面军直辖的驻河南、河北各部队，都开始大规模抓丁拉夫，修路挖壕。而且开始在占领区内搞良民证了。
驻山东的十二军司令官饭田贞固中将和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少将干的最卖劲。小林浅三郎制定了个计划，不但要修通德石铁路，还要在山东大规模修建公路。小林浅三郎的如意算盘依托铁路、公路，把教导师主力封锁在沂蒙山区，然后集中兵力分区扫荡平原区，每扫荡一个区，就建设公路网，达到彻底控制的目的。到最后，在集中兵力横扫沂蒙山区。
小林浅三郎的计划实际不怎么样，寺内寿一、杉山元都是这样想的，最后一个也没有实现，都灰溜溜的跑回日本去了。但多田骏不这样想，他参与了寺内寿一大将指挥的重兵集团围剿教导师的作战行动。在他看来，小林浅三郎的计划忠实地贯彻了寺内寿一大将的对八路军教导师作战思想，上一次重兵围剿之所以失败，不是作战计划不行，而是分兵推进给八路军提供了机会。重兵围剿、分区扫荡，绝对是可行的。因此，他大力支持小林浅三郎的计划。
就这样，多田骏在华北开始实施囚笼政策了。
第八三四章 审读
西安的九月，早上的时候空气已经非常凉爽清新了。毛泽东穿着一件白衬衣、灰军裤，一大早就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石桌上赫然放着刘一民写的《站在正义一边》。
这段时间，虽然日军各部疯狂扫荡，华北狼烟一片。但总的说，由于八路军各部实力比历史上强大的多的多，小鬼子的扫荡也不可能占到太大的便宜。特别是我军拥有了巩固陕西根据地，人力物力比井冈山会师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雄厚的多的多，随时可以支援山西前线，连阎锡山部支撑不住的时候，都能得到我军兵力增援和物力支援。因此，毛泽东的心情是很愉快的。
刘一民的文章是以电报形式拍过来的，中央办公厅的同志们用打字机把它打了出来，呈给毛泽东审读。毛泽东已经一连看了三遍了，现在还在看。
这篇文章确实写的好，对欧洲时局变化条分缕析，而且和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一脉相承，说明他对世界局势变化的分析是准确的。特别是他对苏联的分析，简直是鞭辟入里。
毛泽东再次把目光投到了稿子上：“德国法西斯与苏维埃社会主义是天敌，苏德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仅仅是双方互相麻痹对方的一纸空文，斯大林要赢得扩军备战时间，希特勒也要赢得侵略扩张、壮大实力的时间。二者之间固有的矛盾不可调和。”
这话说的虽然平平实实，没有一点修饰词语，但毛泽东的战略目光是何等犀利，他知道刘一民说的是大实话，是很多人都看不到、想不到或者说是不愿看、不愿想的大实话。
还有，“中苏关系将长久存在，不能以意识形态问题来取代国家关系问题。苏共是苏联的共产党，中共是中国的共产党，两党之间的关系正确界定应该是团结互助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以苏共领导中共或以中共领导苏共都是不正确的。简言之，两党首先要维护的是本国国家安全和民众利益”。
这话毛泽东早就听刘一民说过几次，记得刘一民当时的原话是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中国的，是中国的政党。
要是搁在刘一民生活的后世，像刘一民这样的话，那都是常识，不要说多高深的学问了，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但是搁在这个时代的共产党党内，那都是振聋发聩的。
毛泽东边看边思索，目光再次下移：“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德国发动闪击波兰为标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而是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之间的战争、正义和非正义之间的战争、殖民侵略和追求和平进步之间的战争”。
这个观点和共产国际的指示针锋相对，但是稍一思索就知道，刘一民的分析判断有理，就像刘一民举的例子一样，难道抗日战争也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么？中国可不是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标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小日本纯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以强凌弱，欺负中国、侵略中国。
毛泽东看一会儿，默想一会儿，喊叶子龙去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电和他的《论帝国主义战争》一文拿来，与刘一民的《站在正义一边》互相参阅着看，边看边用铅笔在文稿中勾画。
一直忙到中午，太阳晒得火辣辣的，毛泽东才把目光从石桌上移开，抬起头，接过站在一边的叶子龙递过来的茶水喝了一口，接过蒲扇连煽几下，然后告诉叶子龙，把刘一民同志的《站在正义一边》多打印一些，派人送给闻天同志、陈云同志和在西安的政治局委员们看，用电报发给恩来同志、朱老总，征求他们的意见。通知在西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晚上开会讨论。
叶子龙刚去安排送稿子，江青和康生就一前一后的来了。
说实话，这个时候的江青，年轻漂亮，演技好，字也写的好，确实是比较挑梢的。
自从上次张闻天批评江青被毛泽东大吵后，中央机关没人敢管江青的事情了，她来的更勤了。特别是这一段时间贺子珍带着孩子去苏联访问，江青更是一天一登门，又是请教，又是关心生活，可欢实了。
江青甜甜地问了主席好后，一扭身就进了毛泽东的住处，开始帮助整理内务了。
康生是来汇报中央党校学习讨论毛泽东的《论帝国主义战争》一文的情况的。
康生报告说，主席的《论帝国主义战争》一文发表后，中央党校组织教员、学员进行了认真学习。大家一致认为主席把欧战定义为帝国主义战争非常准确。此次欧战正如共产国际指示的那样，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都是非正义的掠夺战争，目的就是掠夺人民。因此，学员们强烈要求中央发表声明，谴责德意日英法罔顾各国人民苦难，肆意发动帝国主义掠夺战争。
毛泽东刚刚让叶子龙给在西安的政治局委员们送刘一民的《站在正义一边》，康生就来汇报学习《论帝国主义战争》一文的情况，毛泽东脸上不自主地有了一丝薄怒。不过，他是领袖人物，胸怀远非常人所能想像。再说，康生也不是一无可取，此人思维敏捷，记忆力超群，最难能可贵的是，康生自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跌了一跤后，自觉地与王明划清了界限。单是这一点，就让毛泽东欣喜不已。因为康生能这样做，说明他已经认识了王明的错误，对于统一党内思想有极大的好处。
毛泽东这样的看法，不能说不对。作为一党领袖，就应该海纳百川，允许同志有不同意见、不同看法，也要允许党内同志犯错误、改正错误。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看法，毛泽东才对康生搞肃托扩大化没有深追究。再说，也不能完全追究到康生头上，文件是中央下发的，怎么能完全让康生负责呢？
康生汇报完，毛泽东这才想起康生现在不是政治局委员，看不到刘一民的《站在正义一边》，就拿起放在石桌上的文稿，递给康生，嘴上说道：“康生同志，看看刘一民同志的文章。这次我的《论帝国主义战争》可能受了共产国际指示电的影响，有些提法不大妥当呢，可能要犯错误呢！”
毛泽东的湖南腔很浓，拖着长音说出来，特别好听。
康生有点疑惑地看看毛泽东，见他摇着蒲扇，脸上看不出阴晴，就拿着刘一民的《站在正义一边》看了起来。
文章太长，等康生看完的时候，警卫战士把午饭打来了。毛泽东让康生、江青一起吃饭，边吃边聊。
午饭很简单，四个素菜，外加一小盘毛泽东爱吃的炒辣子。就这，康生和江青都吃的津津有味。
康生这人心机很深，毛泽东不发问，他是不会主动表态的。
毛泽东询问康生看完后有什么感想？
康生感觉不到毛泽东是什么想法，但是也不能敷衍毛泽东，想了想，说道：“刘一民这篇文章有自己的观点，逻辑也很严密。我个人觉得，刘一民同志的战略眼光是不错的。但是，似乎他对苏联和斯大林同志的看法不够妥当。苏联进入波兰这件事到底真相如何，我们没有得到莫斯科方面的解释，不得而知，暂时不好评论。我的看法是，在苏联进入波兰一事上我们最好不要有倾向性看法，免得引起共产国际的批评。至于其它的，我要再看几遍，斟酌斟酌。”
康生说完，毛泽东没有吱声，思索了一会儿才问道：“党校搞的对《论党内民主》的学习讨论进行到什么地步了？”
康生赶紧报告说，对《论党内民主》的学习讨论已经进行了几个月了。随着学习讨论的深入，学员们纷纷撰写心得体会，党校进行了有力引导，开辟了学习专栏，将教员、学员的学习讨论文章张贴上墙，让大家学习借鉴，进一步澄清糊涂认识。截止到目前，党校教员、学员共撰写学习讨论文章862份，举办讨论会12次。
毛泽东听着听着，就忍不住拿出香烟，点了一根，抽开了。
康生接着说，在学习讨论中，有的学员认为党内个别高级领导嘴上说的是马列主义，实际上却是实用主义，表现在对外交往上，就是重视同美国的关系，动辄批评指责共产国际的指示，轻视和忽视我党与苏联的关系。更为可怕的是，蒋介石杀了我们那么多人，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个别党内高级领导同蒋介石却纠缠不清，又是联姻，又是晋见参谋军事，政治立场十分危险。这简直就是背叛！同志们在讨论中认为，对于这样的高级领导，中央应该防微杜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其进行坚决斗争，防止发生大悲剧。
毛泽东听着听着眉头就皱了起来，越皱越紧，忍不住打断了康生：“康生同志，我记得你当时向我报告说只是学习讨论，怎么搞成了这样？你们这样搞岂不是对刘一民同志进行不点名批判么？”
康生想不到正汇报到得意处，被毛泽东打断并责难，有点慌神，忙辩解说：“主席，刘一民的文章观点确实有错误，学员们深入学习讨论后，对刘一民文章中的用党内民主和制度限制领导权威等观点都非常气愤，纷纷写学习文章声讨批判。这是学员们的自发行为，党校没有只是组织学习，没有引导组织批判。”
毛泽东这个时候心里已经非常后悔了，马上就想起了上次张闻天和陈云对中央党校讨论批判刘一民《论党内民主》的质问，想起了唐星樱去苏联访问和刘一民为了追回唐星樱发的电报一事，登时就明白了一定是唐星樱回西安后去了中央党校，看到了康生他们组织的批判文章，不但报告了刘一民，而且还执意要去苏联访问，很可能这一去苏联就不再回来，想堵死别人攻讦刘一民的借口。
一想到唐星樱可能向刘一民报告中央党校对他的批判，毛泽东眼前似乎出现了刘一民那英姿勃勃的身影，接着在通道初遇刘一民时的场景就出现在了脑海中。毛泽东当时就想，如果没有刘一民的横空出世，会有红军湘江惨败后的一路胜利么？会有遵义会议上确定自己的党内、军内领导地位么？就算历史终将选中自己来领导中国革命，但没有刘一民，遵义会议上同志们绝对不可能直接选自己成为党的总负责人和军事领导人的。正常情况下，那个时候是轮不到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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