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政回答道：“关东军的任务是对苏备战，前段时间双方打的难解难分，关东军敢轻易入关作战？我看可能性不大。”
刘一民耐心地说道：“日军虽然对北上攻击苏联或者南下攻略东南亚可能还没有做出最后决断，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日军的核心战略是灭亡中国。现在在日军高层看来，华北特别是山东已经成了制约日军进一步动作的毒瘤，无论他们要北上还是要南下，都要首先消灭我们。这是常识，不容置疑。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可靠情报，但是很可能日军庞大的重兵集团正在大海上漂浮着呢，随时都可以发动进攻。”
谭政琢磨一会儿，才说道：“看来这次冬季反扫荡作战不可能速战速决了，打的时间怕是要很长很长了。”
刘一民回答说：“关东军不可能在山东呆时间长，他们要参战，一定是秘密入关或秘密登陆，速战速决。但是我们要尽可能拖住他们，为抗联和一一五师入关部队发展赢得一段时间。哪怕是一个月、两个月都行。有这段时间，抗联就能恢复几丝元气。等我们将来大举出关的时候，抗联就是我们的尖兵。”
谭政点点头，忽然又说道：“司令员，你要注意呢！最近，各根据地的报纸上都对我们山东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就是我们山东局内部，也有同志在议论。我看了看，虽说有的批评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但是有些批评在司令员身上确实存在。”
刘一民的眼睛一下就亮了起来：“你说说，都是那些？”
谭政说道：“比如，有批评说我们只讲团结不讲思想斗争问题。我到山东局工作这么久，就没见山东局开过一次党内思想斗争会，更不用说各旅和各行署了。”
蔡中马上打断了谭政的话：“谭副政委，你算算，从你到山东工作以来，山东局委员能在一起聚首的时间有多少？”
谭政说：“我也知道我军战斗任务繁重，司令员大多数时间都用在了指挥作战上。但是中央和同志们不这样认为，正常情况下说没有时间进行党内思想斗争也是一种托词，问题的关键在于愿意不愿意搞。”
刘一民说道：“这算一条。还有什么？”
谭政从兜里取出笔记本，翻开，看着说道：“还有同志反映，师长生活作风不严谨。与唐星樱同志婚姻存续期间，与倪华藕断丝连。与倪华结婚后，行军打仗还把唐星樱母子带在身边。而且，师长还经常把赵小曼和牺牲了的晶晶同志带在身边，容易让别人认为是一夫多妻。如果不是师长爱带这几个女同志，安晶晶同志也不会牺牲。最让同志们想不通的是，陈瑶光明明就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怎么随司令员去了一趟徐州，牺牲后就变成了老婆呢？”
刘一民嗯了一声，说这是第二条，还有什么？
谭政又说道：“同志们对放跑于学忠部想不通。明明是他们先开枪，为什么不一举将其歼灭呢？还有，我们为什么不趁着临沂事变，把全山东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全部缴械整编呢？同志们认为，因为倪华的关系，司令员对蒋介石幻想有余、斗争不足。”
刘一民又是一声嗯，问道：“还有什么？”
谭政说：“第四条是这样的，同志们反映，我们的各级政权和部队中地主子弟成分多，时间长了必然会影响政权和部队的成分构成，应该予以坚决清除。”
谭政说完后，又补充道：“司令员，我到山东工作时间短，很多问题并不了解。除了山东局没有开过党内思想斗争会这一条是我有体会外，其它的都是同志们反映的。你和政委不在，我在和干部们谈心时发现了这些问题，正好今天遇到一起了，向你和政委汇报汇报。”
大战在即，罗荣桓不愿意影响刘一民情绪，就说：“谭副政委，你提的这些意见我和司令员都知道了。等打完秋季反扫荡作战，我们再认真研究处理。”
谭政纠正道：“政委，不是我提的意见。是同志们的意见反映到了我那里，我不得不向司令员和你汇报。”
蔡中说：“这算什么意见？简直是东拉西扯、捕风捉影、瞎编乱造。我们部队中一直坚持的诉苦运动，不就是最好的思想斗争么？说司令员生活作风有问题，更是放他娘的狗屁，全党全军乃至我们的敌人都知道，这个问题是造谣。不错，司令员是先和倪华相恋，后来由于倪华出国，司令员和唐星樱同志结了婚。再后来是唐星樱同志主动提出离婚，司令员才和倪华结婚的。这个事情我和罗政委从头到尾都很清楚，中央和主席他们也清楚。特别是陈瑶光和晶晶都牺牲了，再翻这些陈年旧账有什么意思？为什么放跑于学忠部，司令员在向中央发的反摩擦方针的电报中说的很清楚，主席表扬司令员站的高、看到远，所提的反摩擦斗争方针具有指导意义。谭副政委，你别说是同志们意见，你告诉我都是那些人说的，我去和他们谈，给他们讲明白。我看了，有些人在根据地闲的发急，都成说是非的婆娘了！”
刘一民知道谭政是个原则性很强、作风很正派的人，他说是同志们反映的，那就是一定是同志们反映的。看来，成天忙于战事，疏忽了思想政治工作了。自己的任务可不光是打仗，那是党政军一大摊子事情呢！就算是打仗，打的也是思想统一、指挥如意。思想不统一，打什么仗么！
第九三二章 不同意见（续）
这是一个大战前宁静的夜晚，夜深的时候，风儿从木窗户上钻进来，吹的人心里冷飕飕的。
一盏马灯，放在放桌上。刘一民、罗荣桓、曾中生、谭政、蔡中五人围着桌子团团而坐。风儿吹进来的时候，马灯的里的灯芯子一闪一闪的，忽明忽暗，把四个人的脸色都笼罩在了灯影里。
蔡中刚一说完，谭政就反驳道：“蔡主任，你那么激动干什么？我只是说了同志们的意见么，对还是不对，我们再研究。你怎么张嘴就说是东拉西扯、捕风捉影、瞎编乱造呢？这不是对抗同志们的批评意见么？”
刘一民算是服气这些老革命了，一张口火药味都十足。他心里知道，蔡中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不愿意任何人说他一个“不”字，言语之间自然是火气十足。这谭政在我军历史上是仅次于罗荣桓的政工专家，怎么说话也是这么冲呢？战争年代啊，还真的是有意思。
就见蔡中把桌子一拍，站起来吼道：“说东拉西扯、捕风捉影、瞎编乱造都是轻的，往重里说，这是标标准准的搞破坏，和蒋介石的污蔑、小鬼子的污蔑如出一辙。我告诉你，谁要想在教导师里兴风作浪，往司令员身上泼污水，我蔡中第一个不答应！”
谭政也恼了，也是把桌子一拍，呼地一下站了起来：“这是党的军队，不是你蔡中的军队！党的制度必须坚持，耍军阀作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罗荣桓生气了，喝道：“老谭、老蔡，你们这是干什么？是讨论问题还是骂娘吵仗？大战在即，两个指挥部即将分别，这一别就是一、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有多少大事需要讨论，你们却在这里顶牛干仗！岂有此理！”
蔡中和谭政两个都气哼哼地坐了下来。
罗荣桓转向刘一民：“司令员，你说吧。还有什么事情交待的抓紧时间说，一会儿还要和参谋长一起研究内线作战计划。你得把我们预设作战计划敲定后才能走。”
刘一民摆摆手，说道：“不急，听听不同意见有好处。事情都是要摆到桌面上说的，理不辨不明么！谭副政委，你还有其它意见没有？”
谭政说道：“司令员，我刚才已经说了，不是我的意见，是同志们的意见反映到了我那里，我不得不向你汇报。”
刘一民点点头，然后又询问道：“还有别的意见没有？”
谭政摇摇头，坐在那里不说话。
曾中生生怕刘一民再和谭政两个对上了，忙说：“司令员、政委，趁这个机会，让钱壮飞来把近日的敌情报告一下吧？”
刘一民还是说不急，然后对谭政说道：“谭副政委，有些事情你不是很清楚。蔡主任把大部分情况都给你说了，我解释一下地方政权和部队中有地主子弟问题。山东啊，比不得陕西。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家境富裕的人家也相对比较多。抗战爆发后，山东的实际情况是大多数地主子弟都起来抗日，有参加我军的，也有参加国军的。倒是很多地痞无赖那样的流氓无产者反而当了汉奸。这个情况同志们都清楚。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们党的政策，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起来抗日。地主子弟也是中国人，而且大多数都是有文化的青年，日军侵略中国，可不光光是打穷人，富人也在劫难逃。只要是愿意抗日的中国人，都是我们应该团结的。像临、费、峄、郯四边联办事处的万春圃同志，不但把家里的粮食武器都捐了出来，而且还把自己拉起的队伍交给了我们，全家人参加抗战。这样的同志不能简单地以地主子弟来称呼、来划线，而应该树立为抗战模范。这里面就牵涉一个问题，也是我在红大、抗大经常讲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点，是我们的思想路线，应该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我们看什么问题都要按照实事求是的要求去看，不能教条，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看。”
谭政习惯性地拿着笔和本在记，刘一民看不清他的脸色，又说道：“还有一点，就是你说的思想斗争问题。你说的很对，工作忙不是理由。这里面啊，有个认识问题。在我看来，光靠思想斗争解决不了问题，相反还容易产生副作用，也就是肃反、肃托之类的内斗，搞到最后就会发展成你斗我、我斗你，人人自危。这样的悲剧太多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内斗就是苏联前年和去年搞的大清洗，我们从日军那里缴获过一份情报，上面说斯大林搞大清洗，把五个元帅杀了三个，海空军司令全部被杀。还说第一届人民委员会15个委员，斯大林杀了九个，只有六个幸免。这幸免的六个人中，除了列宁和斯大林外，剩下的四个人都是提前去世的。也就是说，斯大林通过思想斗争把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委员全部干掉了。日军也是由此判断苏联红军战斗力大受削弱，才敢于不断地以师团规模的部队挑战那么庞大的苏联的。”
谭政马上抬起头问道：“你说的情报在哪里？会不会是日军伪造的？”
刘一民看了看谭政，掏出烟来，吸了一口，有点伤感地说：“我也希望是日军伪造的，可惜那是真的。情报在钱壮飞那里，你想看，可以让政委给你签字去借阅。但这是高度机密，不得扩散。其实，你想想我们过去的肃反扩大化和最近发生的肃托扩大化就明白了，王明、康生、张国焘、夏曦他们都是从苏联学来的，那叫残酷斗争。你能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原则性强，但是也说明你的思想认识与教导师骨干干部的认识有差距，需要再学习研究。”
这是当面批评谭政了，罗荣桓和蔡中都把眼光盯在了刘一民脸上，生怕他说的更严重了。
刘一民猛吸几口，把烟头扔掉，说道：“解决党内问题不能单单依靠思想斗争。靠什么呢？靠制度、靠监督制约。我们教导师之所以上下团结，愈战愈强，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部队管理制度化。有了好的制度，每个人都职责明确，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那要是有人不履行职责怎么办？那就是干部战士的监督、老百姓的监督。发现问题，立即解决。当然，我们可以研究，是不是建立一个民主生活会制度，定期召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民主集中制的一种体现。不光是山东局，每个党小组都要开。”
说到这里，刘一民停一下，思索了一会儿，问谭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向你反映这些问题的，应该都是今年以来从陕西派到山东的干部吧？”
谭政仰起脸思索了一会儿，回答道：“应该都是。”
刘一民愤愤地说道：“王明、康生没回来前，红军大学、抗大重要的一课就是讲实事求是。自从这两个人回来把持了中央党校后，讲的尽是些马列主义大道理，反而不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了。这样下去，必然会让人思想产生混乱。肃托扩大化就是这么来的。我要是不带兵上前线，还留在西安的话，就绝对不会出现肃托问题。这康生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见刘一民把康生都骂上了，罗荣桓咳嗽了一下，提醒说不要涉及不在场的同志。
刘一民不说话了，又抽出一支烟点上，吸了几口，说道：“至于同志们反映的我的生活作风问题，虽然不像同志们想的那样，但也确实是处理的不好。我们几个都是生死与共的战友，你们年龄也比我大，经历的事情也比我多。在这个事情上我不能说自己多么无辜、多么纯洁，但我绝不是放纵自己的人。到现在我都在后悔，晶晶对我那么痴情，我对她却一直不理不睬。要是她死之前我能对她说句暖心的话，或者是拥抱她一下、拉拉她的手，估计她就是死了也不会让我那么难过。唉，谁让我是八路军呢？没办法，纪律在那里放着，我也不能违犯。至于说我让唐星樱母子随我行动，这一点我承认，是有私心，担心她们的安全。闹革命么，总不能革命来革命去，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保护不了吧？看不见儿子，我睡觉不甜、吃饭不香。我可以掏心窝子告诉大家，唐星樱本来是不会和我离婚的，就是因为怕同志们说三道四，为了保护我才毅然决然地和我离婚。这是活生生的人间惨剧啊！现在，唐星樱带着两个儿子去了苏联，万一她不回来，我们这辈子说不定就再也见不到了。倪华呢，又拖着身孕在美国奔忙。马上就要生了，还不能回来，我们还能不能再见，谁也说不清。个别同志不理解我心里的痛苦，不了解事实真相，说三道四、搬弄是非，揪住一点不放，反复说。私下里说说也就算了，还拿到报纸上去说。蔡主任说的对，这和小鬼子、国民党特务对我的污蔑有什么区别？还美其名曰思想斗争，实际上就是拿着我们一家人的痛苦逗笑话、哗众取宠。这种人简直是不可理喻！看看我们的军工设备，看看我们的医疗设备，再看看戴维他们为我们训练的飞行大队，哪一点能离了倪华的贡献？老百姓常说说话办事凭良心，那些恶心我的同志有点良心好不好！”
罗荣桓看刘一民激动了，赶紧提醒说：“师长，不要跑题！”
刘一民一挥手：“你不要管！你身为政委、坐镇师部，搞来搞去，却搞出了这么多的是非。这是你失职！你到战斗部队去看看，流血牺牲的战士们谁会扯这些闲蛋，不都是师部机关、山东局机关、山东抗日民主参政会机关的个别同志闲的发慌在嚼舌头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漏洞还很多！就是倪华和唐星樱的事，也怪你和老蔡。当初要不是你们左一个纪律、右一个立场，我和倪华早就结婚了，也不会有后来的是是非非。别的根据地的没有参加过长征的同志不了解，在报纸上胡说八道，我们山东根据地有这么多报纸，也不见有一家出来反驳，任由他们往我身上泼脏水。还整天说思想斗争呢，最需要斗争的时候，我们的同志却无视事实真相，装聋作哑，一声不吭！能对得起自己的战友么？像上次我回西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王明、康生对我发难，那架势摆明了是想将我置之死地。要不是陈云同志、张闻天同志和贺老总仗义执言，我都成批判对象了，一个不慎就会被他们关起来审查。唐星樱也正是因为知道这个消息后怕他们以我的生活作风问题为借口对我下毒手，直接给中央发报和我离婚的。看看这都是些什么人，我在前线九死一生保护着他们，他们却躲在后方天天琢磨怎么收拾我。这种人心底阴暗，手段毒辣，该做思想斗争的是他们，不是我！”
罗荣桓也不说话了，看都不看刘一民一眼，等着他把毒气出完。
刘一民又转向谭政说道：“谭副政委，这个事情以后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听，也不爱听。谁要是看不惯、不谅解，就回总部报到，请总部另行分配工作！你把我今天晚上讲的话原封不动的报告中央，让中央看看。如果中央也认为报纸上对我的批判言之有理，我给八路军抹黑了，我辞职，不当这个司令员了。如果中央认为那些批判是错误的，就请中央予以制止。共产党也得讲道理，省点纸张多印点教材或者宣传标语比这强的多。也奇怪了，国民党的报纸说我是军阀，日本鬼子的报纸电台也说我是军阀，我们的同志在报纸上写文章也映射我是军阀。弄来弄去，我里外不是人。我不干了行不行？让你们干，行不行？我就是当个游击队员，也照样打鬼子！”
刘一民等于是发飙了，连罗荣桓带谭政一起批评了，而且说的很不客气，连辞职的话都说了出来。
屋子里一片寂静。
好好的一场聚会，让谭政一上来说的“司令员，你要注意啦”和提的几点意见给彻底搅和了。
赵小曼就在隔壁值班，听见刘一民声音越来越大，慌忙进来倒水。倒完水，轻声说道：“请首长们喝水。参谋处的同志们都在候着呢，等候研究作战计划呢！”
刘一民也确实是在借题发挥，把自己的郁闷全部发泄了出来。只不过他冲着谭政和罗荣桓发火没道理。罗荣桓不用说了，谭政也是好心好意地把收集到的意见向司令员、政委汇报，只不过刚开始时说话的语气不对而已。
赵小曼说完出去后，刘一民也不再发火了，坐在凳子上抽烟，一连抽了三根，这才说道：“刚才我的态度不好，主要是让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同志给气的了。政委、谭副政委，对不起了。老谭收集的同志们的意见，回头我们再研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正确对待。不过说实话，由于军事斗争任务过于繁重，我们对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抓的不够好。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要教育大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用正确的眼光看待问题，用正确的方法分析问题。不然的话，很容易出现偏差。就像当年鄂豫皖肃反扩大化一样，张国焘架着机枪杀人，有些很忠诚的同志被杀前还认为张主席英明无比，自己可能真的有罪。这多么可悲啊！”
曾中生接话道：“张国焘专杀自己人。什么肃反，纯粹就是杀和他意见不同的人。”
刘一民见罗荣桓和谭政还是不说话，就又说道：“政委，老谭，我也是发发火，出出怨气，并不是想批评谁。老谭来的晚，我和政委、参谋长、蔡主任在一起时间长，彼此说话不藏着掖着，什么事情都拿到桌面上来说，心里不藏事。吵就吵，吵完了也就算了。反正鬼子还得打，工作还得干。我比你们年轻，说错了，谁都不要往心里去。说对了，都赶紧改就是了。中央让我们几个挑山东军区的担子，小鬼子又紧盯着我们不放，蒋介石给我们使绊子，个别同志不了解情况就指手画脚，我心里确实憋屈的很，不冲你们发发火，我都要憋死了。话又说回来，马上就要开始大战了，吵一吵，发泄发泄，也能释放一下压力。先说好啊，要是这一次我不幸战死了，你们谁都不准记我的仇，谁记仇就不是好战友。”
罗荣桓马上就瞪着眼睛吼道：“你胡说什么呢？再敢胡说，信不信我揍你！”
刘一民嘿嘿一笑：“我要是不说点狠话，你老是板着个脸坐在那里，这会开不成么！”
谭政诚恳地说道：“司令员、政委，是我不对，开始说话有点盛气凌人，惹恼了老蔡，也惹恼了司令员。我做检讨！”
蔡中也不恼了，说道：“老谭，都怪你来得晚，和我们几个不熟悉。有话就说，有意见就提，没意见也可以开玩笑逗乐子。你刚才一张嘴就说‘司令员，你要注意啦’，这就不对么，像是保卫部的人在居高临下的审犯人么。我不和你吵还行啊？算了，还是抓紧研究作战计划吧！”
几个人这才安静下来，让作战处的几个处长过来，开始就着地图研究作战计划了。
第九三三章 十万火急
刘一民、罗荣桓、曾中生、蔡中等人的就职通电和刘一民、罗荣桓与雷法章、宁春霖以及刘一民的公开谈话发表后，举国上下舆论哗然。只要是认得汉字的，都能从雷法章的话语中看出临沂事变的端倪。加上刘一民谈话中针对张里元《临沂事变》一文条分缕析的剖析质辩，等于是临沂事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了。
渝城满大街都是报童的叫卖声：“卖报卖报，刘一民将军说蒋委员长搞阴谋诡计”！“卖报卖报，快看国民党又来这一手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奉命坐飞机到渝城的东北军将领万福麟、周福成、刘多荃、王铁汉、张文清、何柱国、徐良、牟中珩、缪征流等人在接受蒋委员长召见时，方知发生了官邸之变，东北军的总司令少帅张学良负伤住进了医院，听蒋委员长的意思是一定要将张副总司令送上军事法庭的，而且东北军在渝城的留守机关以及张副总司令官邸已经被查封，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失去了自由。
这下又乱套了，这些东北军将领与张氏父子感情深厚，自从撤进关内后，成了无根之萍，全靠张学良的旗号笼聚人心呢。现在张学良犯下了如此大罪，蒋委员长要将他送上军事法庭明正典刑，这不是要东北军的命么？这种时候，孔祥熙的钱似乎也不是很管用了。
但是，现在的东北军可不是历史上西安事变时候的东北军。那个时候，东北军还有十六万兵力呢。现在的东北军经过抗战以来的消耗，满打满算，也就几万人。而且，蒋介石利用张学良两次辞职出洋考察的机会，在东北军各部队里掺杂进了许多中央势力，这些高级将领们就是想怎么样也力不从心。无奈之下，万福麟挑头，竟然找到了渝城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求见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要求中共出面，营救张学良。自此，官邸之变才浮出了水面。
就在国共双方、民主党派、东北军为临沂事变和官邸之变展开激烈博弈的时候，中共南满省委在锦州的地下联络员张慧芝接到了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和抗联第一路军司令杨靖宇联名发来的密电，十万火急，迅速查清关东军主力是否入关。
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和抗联第一路军司令杨靖宇接到中央要求严密监视关东军动态的指示电后，派出侦察员多路侦察。可惜，此时正是第一路军最困难的时候，日军的讨伐队紧追不舍，还有抗联叛徒组成的特工队为日伪军引路，侦察员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冲出日军的封锁圈。无奈之下，魏拯民和杨靖宇决定启用在锦州的秘密地下联络员，侦察日军动向。
张慧芝是锦州高等国民学校的一个教师，利用教师身份掩护为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提供情报。
接到任务后，张慧芝思索了一番，觉得只有到火车站上去，才能查清楚关东军是否入关。
现在和历史上不同，历史上关东军除了在开战之初派遣察哈尔兵团参加太原会战外，很少派部队入关作战。现在关东军已经两次抽调重兵集团入关参战，而且把察哈尔兵团和第八师团的命送到了关内。
此时，锦州火车站早已被日军戒严，张慧芝根本就进不去。这丫头也聪明，想起了她的一个学生的家长在满铁供职，是锦州火车站的副站长，而这个学生这几天正好感冒，没有上学。张慧芝灵机一动，就给那个副站长打电话，说是要去看望学生。
东北不同于关内，日本人的势力早已完全渗透，特别是九一八之后日军侵占了东北，进行奴化教育，当伪职员的人很多。像锦州火车站，站长是日本人，副站长和许多职员都是中国人。日军也不怕中国人不好好干，他们实行的是连坐法，一个人通抗联全家问罪。这也是伪满洲国防军入关作战很少投降的一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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