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还认为“道心”即是体现“天理”的“义理之心”，因此“知觉从君臣父子处便是道心”，嗯，一切都要回归于伦理道德，也就是三纲五常，而不是像佛家那样“色即是心，心即是色”。
这样明确了道心是伦理纲常的本质所在，也与佛家超道德的“真如”本体区分开来，也就把单纯地视人的七情六欲为“障道因缘”的弱点给打了个补丁，如此同佛家禅定之学划清界限后，朱熹在道德修养上主张“格物”来消除人欲之私……接下来就是“敬”“诚”那老一套了。
见众人不吭声了，姚广孝继续说道：“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大儒，如此混儒于释，又援释入儒，朱子天理人欲之说，本就非是儒家所言，乃是凭空造物，如何能令人苦捱风雪？世上之物，诚心主敬固然重要，可明辨真伪，同样意义重大。”
好强的攻击性！
老和尚这就是说，你们刚才叫的那么凶，可这套天理人欲对立起来的理论，从源头上就不是儒家的东西，拿来骗百姓的，怎么自己都信了？
而且还不留痕迹地挤兑了一下程朱理学。
说完，姚广孝算是长舒了一口气，这口气可是憋了他好多年了。
在明初期佛教渐成颓势之际，老和尚作为佛家的定海神针，是真真正正地承担起了护教之责，整理了反排佛的《道余录》，而这本书，就是之前给朱棣看的那本，里面主要的内容，就是在讲程朱理学对于佛经的剽窃和曲解。
但以前势单力孤，你是黑衣宰相，面对这么多张嘴，也说不过。
可现在就不一样了，有了姜星火的众多新思想的大力支持，老和尚终于有底气毫不顾忌地正面反驳程朱理学了。
这里面有个梗，就是二程都想用“主敬”来替代周敦颐的“主静”，朱熹也想通过“格物”来作为修行法门，理学内部也是讲迭代贡献的，每一代大师都要留下点自己的创新点，但无论是“格物”还是“主敬”，处处都可以看到佛家的影子，朱熹一面批评佛家的坐禅，一面提倡静坐，所谓“静坐便理会道理自不妨，只是专要静坐则不可，理会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静，今人都是讨静坐以省事则不可，盖心下热闹，如何看得道理出？须是静方看得出。所谓静坐，只是打迭心下无事，则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则心愈明静矣”就是朱熹的静坐法门了。
也就是说，静坐在朱熹这里是方法，目的是为了体会道理，也就是三纲五常之类的。
但理学的静坐与佛教的坐禅，在形式上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静坐到底是为了出家，还是要诚心正意居敬持志继而反求己身，那只有当事人心里最清楚了……
不管怎么说，程朱理学从“主静”到“主敬”再到“格物”，历代大师的儒家风格算是愈发明显，但是无论多么明显，终归是逃不脱佛教禅修的窠臼。
眼见着被姚广孝一番话扭转了颓势，双方攻守之势异也，这时候自知继续在“人心道心”这个根源上纠缠，是一定会被拖到不堪境地的，杨士奇也是豁出去了。
“凭空造物，未必不能苦捱风雪，人生于世，便存于道德风俗之中，如伊川先生（程颐）所言——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八个字的杀伤力，想必无需多言。
这种言论，属于理学极右中的极右，一般卫道士都说不出这种话，能说出这种话的，无疑是虔诚至极的卫道士。
“好！”
姜星火这时候忽然以手击节，声音越来越大，全场瞩目。
“好一个‘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姜星火看向杨士奇，杨士奇同样毫不退缩地看向姜星火。
“今日既然说到此处，我便想问问，王叔明是不是真要宁可冻死，也不补这扇窗户？若是如此，为了所谓的‘节’，所谓的道德，所谓的三纲五常，真要把人逼死吗？”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杨士奇还是这句话，咬定青山不放松。
这是程朱理学极端理欲观的根脚所在，属于退无可退的底线，今天谁来了都是这句话，三纲五常就是大过天。
姜星火点点头，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死鸭子嘴硬是吧？
姜星火开口问道：
“纲常节义可存乎理中？”
“自然。”
“饮食男女可存乎气中？”
“自然。”
“理与气可是二元乎？”
杨士奇犹豫了。
“气”是古代中国哲人对世界物质性的一种观念，这个外国人不好理解，但中国人一听“气”这东西就懂，《庄子·知北游》就有“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这是最早的“气本论”。
换句话说，即便是最极端的卫道士，也是承认人是由气构成的。
嗯，说句题外话，对太平街论战有印象的，应该还记得当时国子监里宗超逸等人拿来讥讽姜星火的话语。
“君子禀阳正气而生，小人禀阴邪气而生。君子常行胜言，小人常言胜行，故世治则笃实之士多，世乱则缘饰之士众……成多国兴，败多国亡，国师也不知道是禀何气而生？”
这些话语出自北宋五子之一邵雍的《渔樵问对》，邵雍学贯易理、儒道兼通，他毕生致力于将天与人统一于一心，从而试图把儒家的人本与道家的天道贯通起来，也是理学里面阐述理气的根源学说之一。
不管是把君子视作禀阳正气而生的人，还是把小人视作禀阴邪气而生的人，这里面有个根本论点，就是刚才所提到的“气本论”，也就是说认为人体和整个物质世界，都是由“气”构成的。
实际上“气本论”并不是北宋五子才开始研究，从汉代开始，气的存在论就成为了中国古代哲人理解和解释世界与人类的基本范式，直至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邵雍的《渔樵问对》，则是将其彻底发扬光大。
那么为什么杨士奇会在这个问题上犹豫呢？
答案很简单。
朱熹自己也没拿准。
朱熹的理气观颇为复杂，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理气不必分先后”的说法，也有“理在气先”的说法，有“理气决是二物（理气二元论）”的说法，也有“理气不离不杂”的说法。
后世采用的，基本上是程颐的理气观，也就是宏观微观两分法。
什么叫宏观微观两分法？意思就是从宏观上看，理是形而上者，气是形而下者，二者是严格区分的，不能混淆；但如果把视角放到微观个体角度，就具体存在物而言，构成此存在物的理气不离不杂，“不离”意味着理、气是二物，“不杂”意味着理、气同在此存在物。
呃，这个东西有点类似于薛定谔的猫，又有点类似于量子力学。
具体是严格区分还是“不离不杂”，不仅朱熹不敢下定义，你就是问程颐，他自己也含糊。
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气本论”来说，程朱理学这种宏观微观两分法的理气观，其实是进步的，理、气二分，以及“理”的形而上实体化和超验化，是程朱理学对哲学做出的贡献。
但破绽就在于，程朱理学的“理气二元论”，没有给中间的界限下定义！
程颐和朱熹界定不了，就给后人留了坑。
别看杨士奇能高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可这个“饿死”和“失节”，从理学的哲学结构上来讲，其实本质就是“理气二元论”。
那么如果详细掰扯，到底能不能用程朱留下的坑，破了这个理学极右口号呢？
一旦从理论推导上破除，这种标志性的口号都不好使了，就意味着理学的“理气二元论”被颠覆。
这种效果，就跟战场上把敌方大旗给砍倒了，是一样的。
姜星火看着杨士奇，自信地说道：
“既如此，那我们就论一论，到底饿死是大，还是失节是大。”
第五百一十六章 细胞
“世间万物，上及闪烁星辰，下及瞬乎蜉蝣，皆是物质所生，你们可认？”
这个自然是认得，儒家的很多东西很难用唯心或唯物来单纯界定，但在理气观上，既然是“气本论”，那么其实就是认为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这个物质基础就是不同的气。
“太虚即气。”
对于姜星火的观点，反方辩手们别人还没说话，杨敬诚反倒率先认同了起来。
倒不是他想当叛徒，而是“太虚即气”这个观点，就是关学祖师张载所提出来的重要哲学命题，也是理学理气论的基础之一。
不过就像是朱熹从佛家那里缝了不少东西一样，张载、周敦颐等北宋五子也没少从道家那里缝。
“太虚”一词不是儒家本身的，最早见于道家的《庄子·知北游》里“是以不过平昆仑，不游乎太虚”，当然了，在这句话的语境里，太虚是指极端虚无的处所，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哲学概念。
但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素问·天元纪大论》提出“太虚廖廓，肇基化之，万物资始，五运终天”的太虚化生观点，太虚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哲学概念，作为一个道教术语，它开始意指的是老子、庄子所言的“道”的物质载体，也就是空寂深远的宇宙的初始状态，即万物得以生成的本原。
嗯，用现代科学的话说，“太虚”就是宇宙大爆炸的那个“奇点”。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本源，才有后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说法。
张载认为太虚是天地的始祖，天地皆从太虚之中来，也就是“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
简单来说：
太虚（奇点）→产生气（宇宙物质）
但是跟近代科学的宇宙大爆炸理论不同的是，张载的理论体系里，“太虚”和“气”的关系，是无形和有形的关系，在张载看来，气是有形有象的，太虚则是无形无象的，无形无象的太虚，是气的本体，气因其或聚或散的不同变化形式而有不同的存在，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物质形态，也就是气聚则凝聚为物，气散则回归太虚。
这么说可能有点怪，但其实换个世人比较熟悉的角度想就很容易理解，把“气世界”理解成阳间，把“太虚世界”理解成阴间……气散了，那就回归太虚。
当然了，张载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张载的“太虚气本论”正确的打开方式是：太虚是永恒的宇宙本体，而聚散变化的世界万物，则是气的存在的暂时形态，即所谓“变化之各形”，太虚是散而未聚之气，待其聚则为气，这就是张载的“太虚即气”的思想的基本内涵。
同时张载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天地万物都是物质的存在，物质是不灭的，而佛家和道家的世界观都是错误的，也就是“浮屠以山河大地为见病。知太虚即气，则无无”……前一句是批佛家，后一句是批道家。
张载认为佛教的轮回报应、鬼神观念，道教的长生不死观念都是错误的，佛教认为“心生万法”，天地万物都是因心而生灭，心才是天地万物的根源，还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虚幻不真实的存在，我们所见到的山河大地都是虚幻的假象，这叫“浮屠以山河大地为见病”，而世界都是真实的、物质的，怎么是假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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