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诏诰表这些东西，都是有固定模板的，多准备几套，照着往里填，你写的不好不要紧，只是正常得分，拿不了满分而已，但本来这些涉及到历史的东西占比就不高。
至于第三场考的时务策问，在唐宋时代，这是科举重点之一，可在明代，属于是考官都懒得看一眼，像是今年甲申科这么明令重视时务策问的年份，反倒是极其罕见的。
所以在真实的备考条件下，为了节约时间追求效率，考生们对史书内容不太了解，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考的四书五经，里面的五经虽然是经义，虽然跟经学脱不了干系，可说实话，这时候考的最多的就是《诗》《易》《书》，《礼记》和《春秋》基本不怎么考，四书五经是要靠八股文的，也不需要考生去了解这里面的历史。
因此，要是这些落榜举子，对于古文、今文学派的历史渊源一无所知，姜星火也不会很奇怪。
但这里面的陈姓士子，倒真是爱读书的，这时候竟然能流畅完整地答出来。
“经学源头，乃是西汉汉武帝建元五年，施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设五经博士，以通经作为选拔官员之标准，由此有了经学，而经学分为古文和今文两派。”
“今文经学是指以当时的文字，也就是汉隶写成的用来给人阅读的经文，讲求通经致用，使经学它成为治国平天下的工具，同时阐发六经中的微言大义。”
“古文经学则是用先秦篆书写的经文，是复古派的作品，一开始只是在民间流传，认为孔子述而不作故此六经皆史，主要研究六经的本意，因为是用篆书写的，而且先秦各国文字不统一，所以古文经学注重名物考释、文字训诂的治学方法。”
这个答案是很标准的，实际上一开始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的区别很简单，也就是对于现实政治与学术研究的不同偏重上，今文学派更关注于现实政治，把孔子当做政治家，认为六经是孔子在春秋时期“托古改制”的政治手段，其实说白了，就是通过对经文的解释来给董仲舒的一系列变法赋予思想和法理上的依据，即“六经注我”。
而古文学派在最初则是更专注于学术研究，把孔子视为一名史学家，认为六经都是前代留下来的史料，孔子是记录者，所以才要通过名物考释、文字训诂这些方法，以类似考古的手段，来对六经的微言大义进行复原，然后再阐释出来，即“我注六经”。
“那古文和今文学派后来呢？”
这个众士子就答不上来了，还是柴车帮忙解围：“后来，大约是变了味了，都成了汉庭内部斗争的工具，譬如西汉末年刘歆大力提倡古文经学，激烈批判今文经学，遂引发了持续两百多年的古今文之争……王莽就是古文学派的执牛耳者，建立新朝后就将古文经版本的《周礼》立为官学。等到了东汉，则是郑玄以古文经为主，兼收今文经，重新遍注群经，统一了古文、今文两大学派。”
姜星火似是有些刨根问底：“再后来呢？经学忽然就没了吗？直接过渡到北宋五子的理学了吗？”
“这……”
这次柴车也答不上来了，柴车看了看郭琎，郭琎也不知道。
如果姜星火不问的话，其实平常他们好像也不会去想这些问题。
就好像，从三国到北宋这740年的历史，一直在打的头破血流，学术思想就像是断层消失了一样。
那么，真的消失了吗？
当然不是。
那为什么现在的读书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答案也很简单，这就是程朱理学故意制造出来的、人为的“学术历史断层”。
这段从三国到北宋的思想史不是不存在，而是被程朱理学刻意屏蔽掉了。
之所以要屏蔽掉，是因为程朱理学的道统，是直接从孟子那里过来的，所以中间这段时期的学术思想，大多是跟程朱理学不符的，即便不唱反调，也合不到一块去，就干脆都屏蔽了。
程朱理学从来不讲这些历史，甚至如果不是经学的影响力太大（五经没法绕开），经学的东西，程朱理学都不怎么讲。
现在的读书人都不怎么了解经学的历史，自然更不可能了解经学以后，到理学出现之前，这段长达740年的历史，华夏的思想界，到底是怎么变迁的。
“三国以后，南北朝时期，正如地域上南北分治那般，思想上也分裂成了两部分，也就是北朝经学和南朝经学，即‘北学’、‘南学’。北学墨守东汉旧说，以分析解释先秦儒学经典的章句训诂学为主，走的是古文学派的路子。而南学则是偏离了今文学派的路子，历经宋齐梁陈，受到了佛教的极大影响，演变成了玄学，主要发挥《礼记·中庸》里面的天命心性之说。”
“你们猜猜，为何会有这种区别？”
陈姓士子答道：“大约是北朝皆是异族入主中原，学术研究受到压制，既不能托古改制，也不能承认异族天命，所以只好埋头于故纸堆中……而南朝则是北伐无望，即便有白袍入洛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诸如梁武帝萧衍等皇帝沉溺于佛教之中，长期歌舞升平，失去了奋争之心，自然就只能谈天命心性了。”
姜星火点点头，有些偏颇，但大差不大。
实际上，北朝的儒者也没那么有骨气，甚至到了南北朝中期，北朝就已经自认中原正统了，高门大阀们瞧不上那些南渡的，认为南方才是蛮夷之地，而南朝也是这么想的……
“南北朝结束，到了隋唐时期，孔颖达与颜师古等人编写《五经》义训，总结了南北朝时期南朝玄学和北朝章句训诂学各自的特点，由此对前代纷杂经说进行统一整理，编撰出一套统一的经书注释为标准，使士子学有所宗，科举取士有所依据。”
义训，就是依据传注而加以疏通解释之意。
这个版本的《五经义训》或者说《五经正义》，其中《毛诗》与《礼记》主要采用郑玄注释版本、《周易》主要采用王弼注释版本，《尚书》用孔安国传、《春秋》则用左传，在借鉴前儒的基础上，孔颖达删修笔削数易其稿，史书记载“必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剪其繁芜，撮其机要”，最终稿的质量相当之高，因为有所取舍侧重，所以基本上没有官修书籍普遍杂而不纯什么都往里塞的毛病。
实际上，孔颖达不仅开创了“义疏派”，成为唐代官方经学的标准，并成为科举考试教材，而且其人画像在贞观十八年就进了凌烟阁，贞观二十二年孔颖达逝世的时候直接是陪葬昭陵的待遇。
可惜，如此一代儒宗，在程朱理学的刻意掩盖下，基本没什么人知道了。
至于为什么掩盖，主要原因就是朱熹在注释四书方面下的工夫很多，但五经则不然。
朱熹一本《四书章句集注》，确实可以自傲地说注透四书了，这个没得黑，姜星火也得承认。
但五经方面，书类，朱熹没注过，诗类的《诗集传》，易类的《周易本义》，礼类的《仪礼经传通解》，都只能说水平有限，春秋类的话，朱熹没正经注过，《资治通鉴纲目》算是他史学观点的体现，但经学是最讲究诂训的，朱熹这种喜欢断章取义另创新解的选手，在经学这种发展了近千年的完整体系面前，根本就没有断章取义的余地。
为什么？
因为能解释考据的地方，早就被古文、今文学派和后来的南、北学，乃至唐代“义疏派”解释考据完了。
所以，朱熹所以五经方面并未超过唐代《五经正义》的体系，也就不愿意多谈了，自然就会选择掩盖。
第五百二十七章 自己
“所以，梳理古文、今文学派，所求的不过是一个溯本清源罢了。”
姜星火一番讲解，登时让士子们转变了态度，甚至还主动找到他，向他请教起来。
“《明报》上的大道理，我读了许多遍，却仍旧只觉得头疼欲裂，如今竟是真有拨云见日之感，在下佩服不已！”
“是啊，《明报》已经是咱们士林中能最公平、公开获得的资料了，可里面的很多东西若是没人讲透，看着还真就是雾里看花，模模糊糊，这般听来，反倒是有种用了放大镜似地效果。”
“如果我能有这般通透的见识，估计这届也早就能考取功名了吧。”
“知行合一，站到书本之上，学问自然水到渠成。”
众人闻言，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旋即又忍不住露出钦佩的神情，这位高人真是太有学问了，竟然连这么幽微深邃的道理，都能够一针见血地说出来。
而且，姜星火的语气很淡，完全没把这当回事儿，似乎并没有因为被人夸奖而显露出多少兴奋。
这份胸襟气魄，实在难得。
要换做其他的读书人，估计早就飘飘然了吧。
就这样，随着姜星火又简单提点了两句，原本对他抱有一些怀疑态度的一众士子，从敬佩到对他越发敬重，直至后来，更是把他视作榜样，尊崇不已！
在这之后，几人在交谈中遇到有争论的地方，陆续过来找姜星火探讨问题，而姜星火每次都能答上来，不管是儒家经典，还是其他一般的读书史料，亦或者是各类新闻轶事，他都能娓娓道来，丝毫不乱。
一时间，众人都惊呆了。
不得不承认，隔壁这桌的确实是有真材实料的！
而这一刻，他们也终于明白，姜星火为什么会说“略懂”了。
“这位，真乃人中龙凤啊！”
“是啊是啊，比我家先生讲得都好多了。”
“唉，枉我平日里还觉得自己挺聪明的呢，跟人一比，真是汗颜啊！”
毕竟他只说了两三点而已，并且很明显，后面还有更多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涉及到许多学问和知识的运用，这可都是需要慢慢磨练的，没有深厚的底蕴，哪怕是专攻某一项，也绝对做不到如此挥洒自如。
姜星火的讲述方式极为巧妙，因而他一席话下来，顿时让人感觉获益匪浅。
“多谢先生指点！”
他只提示了两三处，便令这群饱读诗书、却苦于见识太浅的落第举子茅塞顿开，这种恩情，如何不叫他们感激涕零？
“先生果真厉害，京城卧虎藏龙不假，我等佩服！”
“不知阁下尊姓大名，日后若有机会，还望阁下指引迷津！”
姜星火笑着摇头，只道：“诸位折煞，只是偶尔灵光乍现罢了，切莫放在心上。”
众人见状，也不好强迫姜星火留下姓名，不过却也没有急着散场，而是继续留了下来，毕竟，有许多刚刚获得的心得，还需要进行体悟消化，不然离开这个环境，怕是过一会儿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郭琎、柴车，这时候也吃喝的差不多了，见姜星火与他们简单交谈完毕，便准备起身。
而就在这时，茶楼门口忽然传来一声笑：“我来迟了！”
紧接着，一个身穿长袍、儒生打扮的年轻男子走了进来，看起来也就二十岁出头。
“咦……这不是文莹吗？”
“宋探花居然来这儿喝茶？”
“这是怎么回事？”
来的非是旁人，正是今年甲申科的新科探花宋子环。
宋子环走来，立即引发了一阵骚动。
而在这个时代，探花的身份地位，显然是比这些人要高不少的，方姓士子率先迎了上去，拱手作揖，恭维道：“文莹兄今儿怎么有雅兴，到这小茶楼里品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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