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国师 - 第 332 页

　　靖难新贵们，肯定是不希望以后无仗可打的，因为还有那么多的侯伯等着当公爵呢，又有那么多的中高级军官等着封爵进入贵族阶层呢。

　　但除了靖难新贵，在靖难之役中一败涂地的以洪武开国勋贵为主体的南军将领，也同样渴望通过获取新的战功来重新崛起。

　　难道李景隆、徐辉祖、平安、盛庸等等南军将领，就甘心一辈子背着败军之将的名头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再打一次靖难不可能，如果真要征伐漠北，恐怕也轮不到他们捞功劳，而出海作战，便是他们另一片新天地了。

　　其二，则是广大的北方中小地主阶层出身的北地文官。

　　这里可能会有一处疑惑，那便是为什么是“中小地主”？根由便在于，北方，尤其是幽云地区，数百年间先后历经辽、金、元三朝，汉人地主阶层固然是异族借以统治该地区的主力，但地主阶层的延续性却非常差，因为汉人地主只要做大，就会被异族政权当做重点防范对象，予以打压。

　　除此之外，异族向来有跑马圈地的习惯，不论是契丹人还是女真人亦或是蒙古人，都在北方划分占据了大量的田地，轮不到给汉人地主留下多大的田地。

　　但与此对应的是，北方的中小地主，延续性却非常好……异族必须借由这些地方势力统治基层，而这些地方势力又偏偏无力对异族造成威胁，所以异族常常采取类似于“包税制”的宽松政策对待北方的中小地主。

　　而北地文官，与南方士绅阶层出身的文官，虽然在属性上都是地主，但不论是利益取向、价值认同、文化导向，都是截然不同的。

　　靖难时期，燕军赖以维系占领区统治的，恰恰是以北方中小地主阶层出身的北地文官为核心，组成的官僚系统。

　　而有着从龙之功的北地文官，理所当然地有与之匹配的庙堂诉求。

　　燕王没当皇帝的时候，我们进不去朝廷核心，朝廷就是“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

　　燕王当了皇帝，总不能到了最后还是你们南方士绅阶层出身的文官，当尚书、侍郎吧？

　　那我们不是白跟着燕王造反了？

　　正是因为更化可以获得这两个阶层的支持，所以，道衍绝不打算继续拖延了，必须要在姜圣讲完最后一节课出狱以前，给未来更化大明的路，提前铺好。

　　“老臣以为，更化变法，绝不能一下子把摊子铺开。”

　　几位尚书简单交换了一下眼神后，“天官”蹇义率先说道。

　　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的朱棣，并没有穷追猛打，试图把更化变法之事直接敲定，而是把握了国策会议张弛有度的节奏，示意蹇义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

　　毕竟，关于“变不变”的问题已经突破，眼下只是“怎么变”的问题，虽然也很重要，但绝没有刚才那般剑拔弩张的气氛了。

　　蹇义沉吟了刹那，捻须缓缓道：“大宋跟大明不是一回事，宋神宗也跟陛下完全无法相提并论，如果大明决意变法图强，那第一点，就是要慢下来，不能重蹈王安石变法的覆辙。”

　　“这里老臣便是要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明更化变法，最应汲取的，就是距离最近的王安石变法的教训……王安石，太急了。”

　　闻言，不管对更化变法是内心支持还是庙堂投机，夏原吉、郑赐、李至刚三人，也纷纷颔首表示同意。

　　大明要搞更化变法，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就是绕不过去的坎！

　　因为这是距离大明时间最近，借鉴意义也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变法！

　　所以，谨慎地从王安石变法中找到隐藏的大坑，避免大明一脚踩进去，是大明做出变法决策最重要的一环。

　　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王安石只能依靠皇帝的信任来推行变法，而皇帝的信任又是有保质期的。

　　年轻的皇帝如果迟迟见不到变法的成效，再加上反对派对变法的不间断攻讦，很快就会立场动摇。

　　反对派不需要证明自己正确，因为上百年来都是如此。而王安石必须证明自己正确，而且要在短时间内就证明。

　　王安石正是知道这一点，所以所有的更化措施，都务求雷厉风行，需要立竿见影地看到成效。

　　什么最立竿见影？

　　当然是国库里的钱！

　　所以“变法”就成了压指标，官员为了完成指标，就让百姓强制向官府借青苗钱，还不上就卖儿鬻女，免役钱则成了另一份额外收的常赋。

　　而如果官员体恤百姓不肯这么做，面临的就是完不成王安石压下来的指标，丢官罢职滚蛋了事。

　　所以很多士大夫，譬如苏轼，在看到了变法在基层的走样后，也对王安石变法产生了抵触之情……苏轼当然知道大宋该变法，可不该是这么变得。

　　“我大明当然要汲取王安石变法的这个教训。”朱棣拧眉道：“可王安石便不知道变法急功近利，最后也是失败吗？”

　　“知道。”

　　道衍不欲在王安石变法这个能扯上三天三夜的话题里继续计较，他要的是今天就在大明帝国的最高决策层，把推行更化变法这件事定下来。

　　因此，道衍只是简略答道。

　　“宋神宗曰：闻民间亦颇苦新法。”

　　“王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犹有怨咨者，岂足顾也！”

　　简简单单地两句话，却忽地让站在皇帝身后听着的朱高煦心底生寒。

　　朱高煦心头暗道：“怪不得俺这阵子偷偷补读史书，看到王安石死后几百年名声都不好，史书里都说北宋亡于王安石变法，其人明知民间因变法而产生疾苦，却置若罔闻，只为自己变法成功……真可谓是上失信于君，中失助于臣，下失仁于民。”

　　朱高煦再想到同样有意于改变世界的姜先生，心头不由地叹道。

　　“俺听三弟说，父皇有意拜姜先生为国师，王安石虽然被宋神宗称为‘师臣’，可同样是师，与姜先生比起来，别的暂且不论，光是仁心为民这一处，就差的远了。”

　　朱棣不晓得身后自家的傻儿子经过姜星火的调教，已非吴下阿蒙。

　　朱棣只是抬头问蹇义道：“那依蹇卿看来，大明更化变法，要怎么慢下来？”

　　蹇义看着神情严峻的皇帝，当然明白，在皇帝的立场，是希望更化能马上取得实效的。

　　不说越快越好到什么一百天一百条诏书的程度，也得说，一年两载下来，就能看到大明国力的增强。

　　但事实上，以眼下大明的基层控制能力和通讯条件，一年两载，可能把所有政令传达到位、搭好施政组织架构、做好因地制宜都很困难。

　　而蹇义能直接这么告诉皇帝，更化变法要以十年、二十年为单位计算，才能扎扎实实地取得成效吗？

　　不能。

　　因为这种话一出口，不管是否是他估计的未来真实情况，皇帝都会认为，蹇义是在以另一种方法，反对更化变法的推行。

　　所以，蹇义沉默几息，只能说道：“老臣所说的慢下来，便是如在东郊大祀坛试验化肥成效一般，总该有一处或几处试验田，先培育出新的品种，看看是否水土不服，看看是否长势良好，再推而广之的。”

　　而蹇义没看到的是，听到他这句话一说出口，皇帝的眼眸中，便闪过了一丝得意。

第二百四十七章 试验田

　　“华夏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说在这里开一个天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天窗了。”

　　这句话，是卓敬在道衍前来探望时，转述给道衍的，他在某天听姜星火说起，觉得很有意思，就记了下来。

　　《姜圣语录》，道衍明显是学而致用了。

　　在这次给未来大明更化变法定调的高层会议上，道衍一开始的谋划，便不是在大明短时间内全面推行更化变法。

　　道衍很清楚这是不切实际地。

　　短时间内全面推行更化变法，不仅仅会发生刚才蹇义所说的压指标导致基层失控，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之前所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另一重因素。

　　没有足够数量用于推广变法的官僚队伍。

　　而道衍认为，如果大明的更化变法想要像商鞅变法、宇文泰变法那样长久地延续下去，这支用以推广变法的官僚队伍，绝不能完全从旧官僚中转化！

　　新的官僚队伍，要满足几个条件。

　　第一，本身就是变法的得利阶层！

　　第二，从思维上坚信姜圣新学理论！

　　第三，主体应当是新式教育学校所培养出来的学生！

　　而只有培养出一支规模庞大到足以推广变法的官僚队伍，变法才能真正做到不变形走样，不被扭曲利用，不劳民伤财。

　　道衍心头幽幽一叹：“老衲有生之年，只需播撒下变法的种子，控制好更化的方向，追随姜圣推翻程朱理学……剩下无论是通过教书育人培养出一代人作为变法队伍，亦或是真正地让大明萌芽壮大出新的阶层，恐怕都非老衲所能活着见证了。”

　　可道衍的神情，转而振奋起来，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虽然他已经老了，可这同样意味着他拥有无与伦比的资历，和调配手中多年积累下来丰富资源的能力。

　　眼下，就是道衍发挥自己能力的时刻了。

　　从“解决不了扶植新阶层就不能更化变法”到“不能全面推行更化变法必须搞试验田”，无论蹇义是主动还是被迫，此时都被逼出了“试验田”这三个字。

　　这也就意味着，以蹇义为代表的士绅阶层文官，被朱棣和道衍一步步逼到了死角里。

　　但同样值得注意地是，蹇义这几位尚书敢跟皇帝讨价还价，不是因为其人如何，而是因为，他们代表着背后一整个江南士绅阶层。

　　如果朱棣和道衍非要强制地全面推行更化变法，哪怕蹇义等几位尚书同意，恐怕到时候整个继承自建文朝廷的官僚队伍执行起来，更化变法依然会重蹈王安石变法的覆辙。

　　所以，“试验田”要搞几个、“试验田”的个体规模如何、在哪里搞“试验田”、“试验田”里更化变法的力度到哪一步，就成了接下来庙堂博弈的焦点所在。

　　博弈，试探，谈判，交换，妥协。

　　正如双方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那样，随着蹇义的一退再退，道衍也适时地放缓了刚才咄咄逼人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