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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如此复杂、极为庞大且能上下流通的关系网络，儒教的理学才能维持近乎二百余年的繁荣昌盛，始终压得所有学派都抬不起头来。
儒教理学是以孔孟之学为核心的理论，但儒教理学却并非全是纯粹的孔孟之学，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被缝合出来用来自圆其说的部分，还涉及到了更加深远的哲学领域。
见众人已经思考完毕，姜星火开口道。
“圣人之后、文官、士子、信众。”
“诸位觉得，对付这四类敌人，我们该采取怎样的手段？”
“这……”
听到姜星火问出的话语，房间内再度陷入沉默当中。
他们虽然基本都曾经深刻钻研过儒教理学，现在或曾经也都担任过朝廷的重要职位，但要是马上让他们拿出具体的方案来，却也没那么容易。
最终，还是宋礼先行打破沉寂：“我们可以从这四类敌人当中找出突破点，比如文官，若是能将变法的势头压过守旧的势头，那么很多文官对于理学的信仰其实并不坚定，只是将其当做通过科举走入仕途的敲门砖而已，一旦变法势大，恐怕也难免要为了自身利益而改换门庭，投向我们这边吧？”
宋礼的思路固然没错，但这却不是姜星火想要的。
“我说过，我们这一次要做跟以往历代变法都不一样的事……要全面出击。”
姜星火正襟危坐，说道：“第一个，便是削减圣人崇拜与圣人之后的特权。”
宋礼惊讶道：“那岂不是要跟天下人作对？”
“我等本就是逆流而动。”
卓敬捻须道：“可以这么干！不过在做之前，需得先查清楚情况，想明白对策。”
张宇初亦附和道：“正该如此。”
姜星火微微颔首，说道：“不错，这件事需得谨慎，不过眼下确实有一个契机。”
“说来也是机缘巧合。”
姚广孝抬首笑道，三角眼中精光熠熠：“诸位可还记得李至刚是倒在哪封奏疏上？”
“自然记得，黄信那封谏书，文风可谓犀利……君子为国不为身，故犯颜谏净死且不避；小人为身不为国，惟谗韬面艘，以苟富贵。明君乐谏净而国以兴，昏君乐才韬而国以亡。桀纣杀龙，逢比干，明效具在……”
还没等卓敬复诵完毕，姚广孝轻轻地吐出了几个字。
“我派出去的人挖到纣王墓了。”
“啥？”朱高煦愣了愣。
所有人都被这个消息惊住了刹那。
姚广孝笑吟吟地看着众人，似乎早已预料到他们会如此表情。
张宇初张大嘴巴，几息后才缓过神来，他连忙问姚广孝：“没弄错吧？这种事儿可不能乱开玩笑！”
“隔了几千年，纣王墓是怎么发现的？”
姚广孝伸手捋了一把胡须，慢吞吞地说道：“因为要给姜圣挖坟。”
别误会，不是诅咒，是真的字面意义上的“挖坟”。
姜星火在出狱时，为了确定自己之前在不同历史线上的七次穿越，究竟是不是跟此方世界的大明处于同一条历史线上，或者说，自己改变的历史到底受不受到未来既定事实的影响，所以委托老和尚派人去挖自己在北宋时期留下的坟冢。
很遗憾，自己的坟头没挖到，反而把纣王他老人家的坟给刨出来了。
纣王在同周武王牧野大战失败后，登上鹿台自焚，商朝由此灭亡，周朝建立后周武王为显示他不绝人祀的仁君风范，允许纣王的后代葬其遗骨，纣王的儿子武庚遵照纣王“死后葬于淇河之中”的遗命，命人截断淇水，在河床上凿竖穴而葬，封口后河水照流，而后河流偏移，墓穴便与河床埋在了一起，也正是因为如此，埋藏在河流故道下的纣王墓始终没有被人发现。
纣王墓在姜星火前世，是20世纪才发掘的，发掘的时候，便已经被盗墓贼光顾过了，出土的物品并不完整。
而此次姚广孝发掘，却发现了不少好东西。
“当初我收到派出去的人回信之时，便感觉蹊跷，于是命人暗中查探，果真发现了古怪的事——里面有很多的龟甲，龟甲上面还记录了类似文字的符号，这些文字形态复杂，笔画粗壮，笔画数目繁多，形式上粗犷、自然，并不能辨认出具体的含义。”
“那时候我还不能确定，于是跟在江南的姜圣通信，方才确认，这就是传说中的上古文字！”
事实上，在姜星火的前世，甲骨文最初的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当时已经发现了一些甲骨文的文字，但是并无有名的研究者留下记录，直到清朝中晚期，随着甲骨文的大量发现，才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
这就意味着……解释权在我啊！
非但如此，商朝墓葬，尤其是商纣王的墓葬，对于论战有着极为重要的特殊意义，众人都意识到了这件事的重大价值所在。
为什么商纣王的墓，对论战有特殊意义？
是因为变法也好，守旧也罢，争论的核心命题就是：王霸、义利、古今。
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朱熹代表的理学与陈亮代表的事功之学，在数百年前的那场“王霸义利”之争，到底争论的是什么？
事实上朱熹与陈亮所争的“王霸”，归根结底是历史观的问题，只不过将历史观上升到了政治哲学的高度。
朱熹认为上古时期及至夏商周三代，统治者为圣王，圣王之间以道心相传，心术纯正，所以社会天理流行，是“王道政治”。
而三代之后，由于道心的失传，所以汉唐的帝王没有道心，只知道利益和人欲，他们所做的仁义之举，只是恰好与上古圣王的道心一致的偶然之举，因为没有道心，所以汉唐是“霸道政治”。
其中夏、商、周三代之治作为王道政治，对朱子来说是一种基于孔子的哲学设定、政治理想，或者说，道统。
这种道统，实际上折射了理学想构建的理想政治社会，也就是圣人当政、贤者被用，如此一来则道与势统一起来，在三代以后的儒者心目中，三代之治最有诱惑之处就在于此。
朱陈的王霸义利之辩的焦点在于，朱熹与陈亮两人对三代之治历史评价的不同，以及从中体现的对“道统”的解释的不同。
而陈亮则认为需要“王霸并用，义利双行”，陈亮还说明即便是三代的帝王，也不完全是以王道治天下，中间也有霸道，王道需要霸道为自己开辟道路，便是所谓的“汤放桀于南巢而为商，武王伐纣取之而为周”。
两人在三代之治历史观，也就是“王霸”问题的争论上，基于此，又引出了更深层次的“义利”之辨。
也就是说，怎么区分“王道”与“霸道”？
朱熹区分王霸的标准，就在于讲仁义还是倡功利，仁义为王道，功利为霸道，他认为三代统治行仁义不计功利，而汉唐统治一切都基于利欲。
而陈亮认为仁义和功利是相辅相成的，利也是义，义要通过利来体现，陈亮指出即便是在三代之治的时期，同样也是追求功利的，便是所谓“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
那么关于这个论战最核心的问题看到这里，聪明人一定会问了，朱熹凭啥这么确信，三代之治就是好的？他又不是姜星火这种穿越者，他也没亲眼看过夏商周三代是什么样。
答案是，孔子说的。
孔子在《礼记》中明确表达了因循和弘扬三代治国之道的志向，便是所谓“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周鉴于三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等等。
孟子更是言必称三代，朱熹以孔孟正统自居，其他孔孟没解释的东西他可以缝合、自己解释，但这种反复提及、说的清楚的东西，却是万万不能自己解释的，这是他的学术根基乃至立身之本所在，自然要坚持这一观点。
所以明白了吗？
三代之治—王霸之争—义利之辩。
归根结底，都在夏商周这“三代”上。
而姚广孝误打误撞，本来是给姜星火挖坟，没想到把商朝这个上继夏、下启周的中间朝代的最后一位帝王的坟给挖出来了，而且还伴随着大量甲骨文的出土。
这相当于，可以直接通过甲骨文这个反应当时商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记录媒介，来肯定／否定三代之治。
而甲骨文的解释权，在姜星火的手里。
换言之，姜星火现在拿到了“王霸义利之辩”最关键的证物！
还是天上地下独一份的那种！
这是足以一击制胜的撒手锏！
最最最关键的是，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个秘密了，只有在座的这些已经被牢牢绑定在了变法派战车上的高层刚刚知晓。
这就意味着，姜星火完全可以出其不意，把这个决定性的撒手锏留在最重要的决战上面！
变法，本质上就是要用霸道的手段，来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国家的现状，强国富民！
强国富民，必须要扭转如今“义绝对大于利”的理学思维观念，至少要做到像陈亮主张的那种“王霸并用，义利双行”的状态，否则不图利益，如何开展贸易？还要建设老朱自给自足的大农村社会吗？
“也就是说，我们能用事实证明，即便是孔孟那样的圣人，关于三代之治的判断是错的？”
朱高煦终于后知后觉了起来，虽然他很努力地在学习提升，但基础太差，对于这些事情的反应速度，自然不能跟这些一辈子玩脑筋的人相比。
“是的。”
姜星火重重颔首，说道：“王霸义利可以此作为解法，而古今之辩，更是平添了一份胜算，如果能把商代那些骇人听闻的贵族习俗揭示出来，而非把黑锅都扣到纣王一个人头上，那么想来到底是‘古’好还是‘今’好，自然有了对比。”
张宇初的眼眸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不由得张宇初不兴奋，正所谓“最了解你的人往往是你的对手”，作为有道门硕儒之称的龙虎山天师，他太清楚儒教到底厉害在哪里了。
若是真能做成，孔孟圣人的威权必将受损，由此，或许真的能够办到姜星火所说的“削减圣人崇拜与圣人之后的特权”。
“再结合把荀子抬入儒家五圣，一加一减，形势易也。”
“真妙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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