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国师 - 第 616 页

　　姜星火顿了顿，复又问道：“那么请问黄尚书，今日之大明，与洪武开国时，同样是因为战乱而人口减少，但情形时势真的没有差别吗？”

　　百官闻言，不由地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当然是有差别的！

　　其一，人口数截然不同了。

　　如今永乐元年虽然没有进行人口统计，但再怎么着，总人口六千万打底肯定是有的，比洪武开国的时候，数量要多得多。

　　而这也就意味着，大明其实现在面临的实际情况，并不是需要国家通过法令，让总人口里的95％以上的人去当农夫。

　　其二，战乱影响范围不同了。

　　洪武开国的时候，经过长期的、全国性的战乱，整个天下，从漠北到云南，就没有不受影响的地方。

　　而靖难之役的影响范围虽然大，但交战区却是固定的，也就是燕云、河北、河南、山东、江淮这几个地方，换言之，就是徐州／真定／德州这三个南军大营到北平的连线区域，其他地方虽然也出兵出粮出人，但终究是没有直接沦为交战区。

　　其他非交战区，人口、经济，都没有受到过大的影响，这就意味着整个国家财政恢复起来的速度，是比洪武开国时要快的多的。

　　见黄福默然不语，姜星火说道：“有个词，叫做边际效应。”

　　“对于一个需要四个馒头才能吃饱的人来讲，吃第一个馒头可以使他直接缓解饥饿感，因而其边际效用是最大的；吃第二个馒头的时候，就已经有点小饱了；吃第三个馒头的时候，就已经半饱了，这时候边际效应开始递减；而到吃第四个馒头时，他已八九分饱，几乎是可吃可不吃的状态了，故而边际效用最小……那么等吃到第五个时，馒头就有可能产生负效应，直接让人吐出来。”

　　姜星火笑了笑，说道：“这个道理通俗易懂，想来诸公都能明白，若是不明白，下了值回家吃几个馒头也该明白，那么这么简单的道理，换到国家财政的农业人口投入与农业粮食的产出上，难道就不懂了吗？”

　　“所以。”

　　姜星火看着黄福说道：“大明表面上经历了四年靖难，与洪武开国时，所谓的‘时’都是人口减少、经济衰退，但此一时，彼一时，二者的‘时’并不完全相同，如今永乐元年的大明，不仅比洪武元年的大明人口要多得多，而且遭受战乱的区域也小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大明真的还有必要，实行严厉的海禁与重农抑商政策，让全部人口都堆积在土地上吗？”

　　姜星火又看向满朝文武，发问道：“诸公应该绝大部分都是家里有田产的，便是没有，应该也去过乡里，诸公看看如今的地方，远的不说，就说南直隶，哪块田不是一家老小精耕细作？洪武开国时候，同样是南直隶，一个人粗耕好几十亩地的情形，现在还有吗？”

　　百官无言以对，这是事实，没什么好争辩的。

　　现在大明的情况，正如朱棣和姜星火各自江南之行所见的那样，大量农民堆积在土地上，而每个人的产出却在逐年减少，这也就是所谓的“边际效应递减”。

　　“所以，如今的大明，已经是在吃第五个，甚至第六个馒头了！”

　　朱棣坐在龙椅上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明白了姜星火的意思。

　　黄福沉吟片刻，不得不承认，姜星火说的确实有道理，不论是摆数据还是讲道理，永乐元年的大明与洪武元年的大明表面上看起来大差不差，但内里却是截然不同的。

　　但黄福自然是不会认输的，他确实是反对商业贸易，认为会败坏国家根基，而且他的这种态度也是朝中的普遍观点。

　　所以黄福又说道：“农商二者，非此即彼，纵然此时对于投入从事农业的人口来说，已经是接近最大，效益并不高，但如果‘法’因此而改变，大开国外海贸与国内商业的口子，为了逐利，大量的人口就会如同宋朝那般投入到商业活动中去，如此一来，从事农业的人口就会骤然锐减，长此以往就会对国家的根基造成损害，没人愿意回去种田了……方才国师也曾说了，食之所恃在农。而对于朝廷来说，关键不在于追逐放开商贸的利益，而在于要为千秋万代考虑。”

　　嗯，好一个为千秋万代考虑，考虑到最后，“三饷”还是得从地皮里刮。不过这个话显然是不能说，毕竟都是无法证实的。

　　姜星火略微沉吟，答道：“所谓非此即彼，便是以农为本，此言固然不虚，但这是在经济无法满足的时候才成立，就如同一个饿久了的人，自然只能吃细嚼慢咽的东西，不能吃大鱼大肉，但经济一旦发达，非此即彼便不再成立，相反，而是彼此皆宜。”

　　“正所谓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汰浮溢而不骛厚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不幸而至于匮乏，犹当计度久远，以植国本，厚元则元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想要民力不穷竭就少征收点，如此有了农业基础才有开展商业的条件，而如果想要百姓的用度不缺乏，那就得减少商税，而商业发达了，农业也会跟着发达，如果光想着“节流”而不想着“开源”，国家的财政情况是不会得到改善的。

　　黄福摇了摇头，只说道：“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伪，故君子耕稼田鱼，其实一也。然商则长诈，工则饰骂，内怀窥窬而心不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商者计耕桑之功，资财之费，是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也，一揖而中万钟之粟也。”

　　“所谓海外贸易者也，不过夫上好珍怪，则淫服下流，贵远方之物，则货财外充，太祖高皇帝重赏四夷来使，虽有靡费，然可显我大明之威富，然王者不珍无用以节其民，不爱奇货以富其国，经济之道，在于节用尚本，重农抑商，而非朝廷带头行商贾之事也。”

　　在这一点上，两人谁都说服不了谁，因为都是处于各执一词，而且听起来都挺有道理的状态。

　　事实上，两人的观点与西汉【盐铁会议】时桑弘羊和贤良文学们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姜星火认为需要搞“重商主义”……好吧，这当然是与“工业革命”配套的国家理念。

　　但黄福则坚持传统的“重农抑商”观点，并且这种观点因为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所以论据极其充分，充分到简直就是汪洋大海一般，随便捞都能捞起无数前人观点。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单纯地战胜对方，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百官们看着各执一词的国师和工部尚书，不仅有些打鼓。

　　不仅是心里打鼓，也是肚子饿的打鼓。

　　要知道，【盐铁会议】可是开了足足半年多，而【延和殿廷辩】时司马光和王安石，吵得同样不短，这要是吵到天黑都吵不完，他们不得饿晕了？

　　姜星火眼见靠传统引经据典的办法，应该是战胜不了对方，于是又把话题给转了回来。

　　“太祖高皇帝重农抑商，却非重农绝商，《实录》上便写着太祖高皇帝对于商业的观点，诸公不乏洪武朝的老臣，想来太祖高皇帝说过的这些话，是做不得假的。”

　　政策的转型自然需要参考原来的政策，姜星火回溯道：“黄尚书所言‘古者’确有其事，《史记》曾记载秦代时，曾经把商人与罪犯同列，便是秦始皇三十三年诏令：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明郡、南海，以谪遣戍；《汉书》曾记载汉代时，除了不许商人乘车、做官外，商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不能购买土地，敢触犯法令者，没入田僮；而《资治通鉴》亦曾记载，隋唐时工商者不得仕进，但太祖高皇帝对待商业，可曾与所谓‘古者’极端鄙视相同？细细探究，不然也！”

　　“对于黄尚书的‘古者’，太祖高皇帝说的明白：昔汉制，商贾技艺毋得衣锦绣乘马，朕审之久矣，未审汉君之本意如何？《中庸》曰：‘来百工也’。又古者曰中而市，是皆不可无也，况商贾之士，皆百姓也，而乃贱之，汉君之制意，朕所不知也。”

　　“而对于商业，太祖高皇帝曾言：来远人在乎修政，裕国用贵乎通财，唯有懋迁之利流转不穷，才能财政给足。”

　　姜星火举例道：“譬如，太祖高皇帝在洪武五年五月诏告天下曰：古者邻保相助，患难相救。今州县城市乡村，或有冻馁不能自存者，令里中富室假贷钱谷以资养之，工商农业皆听其故。俟有余赡，然后偿还……又譬如太祖高皇帝曾言：果有一切军民利病之事，许该当有司、在野贤人、有志壮士、质朴农夫、商贾技艺皆可言之，诸人毋得阻挡。”

　　“由此可见，士农工商，在太祖高皇帝心中，所谓的排序，只是当时于国家的重要程度，而非如前代那般，有着根本的区别，而如今时移世易，形式不同了，又怎可再坚持所谓‘重农抑商’之说呢？天下黎庶，皆是陛下赤子！”

　　“而所谓海禁，便是太祖高皇帝诏户部：严交通外番之禁……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贸货物，故禁之。”

　　“太祖高皇帝之所以会推行海禁政策，属实只是迫于百姓私自与外番进行贸易的缘故，而这个外番所指，正是沿海一带肆虐的倭寇，如今明日自由贸易，才是解决倭寇问题的根本。”

　　“由此姜某认为，所谓海禁，所谓重农抑商，乃是因为洪武开国之时，大明以卫所制为主要财政收入对象已然决定了，大明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尤其是士兵所需粮食的自给自足，那么民间的农业生产自然也就不再是军队的主要供给对象，换而言之，随着经济的恢复，完全可以不再抑制商业。”

　　“如此一来，既然条件已经相对完善，不需要百姓去竭力满足军事需求，国家财政在农业税方面也基本达到了饱和，又何必去抑制商业，让百姓都堆在土地上，来阻碍民富国强呢？姜某认为，海禁和重农抑商的条件既然都已经改变，那就应该进行改变，如此一来，两条腿走路，总比一条腿单腿跳要好的多，宋代的极端重商轻农固然不可取，而当下极端重农抑商同样不可取。”

第四百一十章 地球

　　华盖殿里，姜星火在第一个关于“时与法”的问题上短暂占了上风后，场面又在第二问题“农与商”上，陷入了僵持状态。

　　事关大明经济政策的转向与调整，这里面牵扯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杂，稍有不慎就会让无数人因此失去生计，而对于廷辩双方来说，单靠道理，似乎一时半会儿也很难压倒对方。

　　毕竟，西汉的【盐铁会议】可是从二月开到七月……大明就算没有那么夸张，两个人在这里，按北宋【延和殿廷辩】的时长来看，也绝非短时间能够结束的。

　　“陛下，臣身为户部尚书，请求加入廷辩。”

　　就在这时，夏原吉忽然出列。

　　廷辩，从来都不是辩经那种1V1单挑模式，这时候既然关系到未来不知道多少年的大明经济，那么几乎所有部门的大佬，都打算参与其中，为自己和本部门争取利益。

　　“臣请加入廷辩。”

　　“臣亦是如此！”

　　夏原吉带头表态之后，立即引发一阵连锁反应，随后陆陆续续又有好几位重量级人物站了出来，纷纷要求加入这次廷辩，直到六部尚书都到齐。

　　蹇义、茹瑺……这些人虽然平日里鲜少说话，但每一个都是朝堂上的老牌人物，地位超卓。

　　他们这时，代表着朝廷各部的最高权力，在大明的庙堂体系中拥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而且他们手握着大量的资源，可以动用本部下属的各个层级，不仅能直接影响十四布政使司，甚至可以间接影响大明未来的走势。

　　此外，诸如许思温、乔稳、宋礼等侍郎，也纷纷表态要参与其中。

　　朱棣委婉地拒绝了众位大臣的提议。

　　“此事事关重大，除了国师、三位皇子、六部尚书、五军都督府的几位国公参与，内阁几人负责记录以外，其余人可以退朝了，廷辩转到奉天殿进行。”

　　皇帝的话，很快得到了满朝文武的认同，他们也觉得朱棣说得对，对就对在“其余人可以退朝了”。

　　虽然有人想旁听，但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也就是听个热闹，并不能参与或者说决定什么，而后续的会议纪要也一定会在《邸报》上发出来，到时候看看就好了。

　　……眼下当务之急，还是先去吃饭吧。

　　随着监察御史们的催促，早晨天不亮起来，顶着大太阳来回奔波数十里没吃饭的官员们终于解脱了，排着队离开了华盖殿。

　　事实上，召开小规模、高级别的讨论，而非将这个过程在大庭广众之下，也符合大明帝国高层的心意。

　　毕竟廷辩涉及到的东西实在太重要，根本不适合让其他人插嘴，甚至讨论的过程都最好不要让大部分人知道，至于接下来怎么办，就交由他们这些做决断的人去操心吧，否则万一有什么纰漏，那损失就不知道是多少无可估量的东西了。

　　见到众人的反应，夏原吉暗暗松了口气，不管怎么样，至少六部尚书留下的，力量对比反而没有那么悬殊，如果算上几位五军都督府的国公，那么甚至可以说支持和反对的双方人数是基本持平的。

　　转移到了奉天殿，朱棣和几位皇子也得以脱去冕服，换上了常服。

　　朱棣扫视了一圈众人，说道：“开始吧。”

　　方才姜星火说完，按理该轮到了黄福，见姜星火没有继续说话的意思，黄福理所当然地开口道：“理财之效，北宋【延和殿廷辩】亦有此论，司马光曾言：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於民，将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逢起，遣绣衣使者追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贼邪？此言岂可据以为实？”

　　“国师所言，民富国强，与王安石所言‘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何其相似，然王安石变法，结果如何？国家固然透支一时潜力，换得府库丰盈，然而北宋亡于王安石，又可曾是妄言？”

　　这便是说，同样的国家经济辩题，王安石的观点是有办法在朝廷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不会增加百姓的负担，从而起到双赢的效果；而司马光的观点是想要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必然是要向人民增加赋税，从而利国损民。

　　如果从后世人的角度来看，似乎王安石更有道理一些，但要是从结果上来公允地评价，也就是从变法之后的北宋财政与社会情况来讲，那么其实司马光是对的。

　　因为王安石变法的本质确实不是做大蛋糕，而是与民争利，是朝廷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敛财，虽然王安石变法给北宋朝廷创收了数以千万计的财富，元丰年间比之嘉佑年间，北宋朝廷的财政收入每年都多了2／3以上，但由于朝廷插手青苗、均输等事项，反而导致了民间商业的萎缩，是典型的朝进民退。

　　所以，王安石用的还是桑弘羊的那套理财术，只不过包装的更好看一些。

　　而眼下第二个问题“农与商”的关键，已经转到了王安石变法在证明这一经济问题的得失上，那么姜星火就不得不就事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