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国师 - 第 833 页

　　这就不得不说一说金华学派在学术光谱中的定位了。

　　汪与立作为掌门人的金华学派作为承担过鹅湖之会举办工作的高门，在如今大明的思想界，属于是那种既有底蕴又有实力的学派，上百年来开枝散叶，积攒了不少家底，但也正因发展时间过长，所以现在的金华学派，跟南宋时期的金华学派，还是有些似是而非的。

　　在南宋时期，金华学派是浙东事功学派的一支，与永康、永嘉学派同气连枝，主张“经世致用”的事功之学，但在一切具体的学术观点上，则与理学、心学都有调和折中的地方，在学术光谱上的属于那种实学里偏右的存在。

　　但随着世事变迁，南宋时期实学、心学、理学三足鼎立的局面被打破，并且呈现出了一去不复返的架势，永康、永嘉学派纷纷树倒猢狲散，主张实学的浙东事功学派只剩下了金华学派这一支，而程朱理学则彻底压倒了心学、实学，成为了官方指定考试学问，也就是官学。

　　因此，金华学派不得不掉头，开始修改自己的学术观点，在学术光谱上从实学偏右，变成了理学偏左。

　　但是学术纷争这种东西……在南宋实学、心学、理学三足鼎立的时候，金华学派因为不够激进，所以经常被永康、永嘉学派狂喷软弱；而到了实学彻底失势，金华学派被迫融入理学，却又因为观点靠近心学、实学，被传统的程朱理学卫道士们狂喷偏激，道统不纯。

　　所以怎么都是被嫌弃呗？

　　而在“古今王霸义利”三辩后，汪与立也是有所反思，世事易变，金华学派这艘大船，到底要不要调转船头，重新回到过去的航道上，作为当年的实学三大家之一，重回实学旗帜下，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

　　正是因为存了这份重新改换门庭的念头，汪与立才用了孔子的论点，而不是孟子的，孔子的观点更加中庸平和，而孟子和荀子才是理欲之辨的对立观点。

　　而在理学的捍卫者们看来，卫道不纯粹就是纯粹不卫道。

　　眼看着汪与立软弱的态度要坏事，高逊志马上出手了。

　　“天理，人欲，相对也。所谓‘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道之所在，岂能混淆？”

　　高逊志虽然被姚广孝和姜星火拿捏了一番，但正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歪，在这种卫道原则上面，高逊志还是要站在对立面的，而且是绝不会动摇的那种。

　　金华学派家大业大，确实要有所顾虑，而高逊志虽然也开书院，但跟金华学派不是一码事。

　　高逊志的观点，就是着重阐发孔孟思想，强调大道和天理，轻视功利和物欲，认为只有做到轻视功利和物欲，才能防止人心生乱。

　　这边解缙继续回怼：“先圣有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生于不足，世上岂有只存天理而无人欲的道理？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若无一扇窗户遮风挡雨，王叔明便是心中再笃信天理，恐怕也得被冻死吧？天理终归是不能代替遮风挡雨的，而要我看来，王叔明不仅需要窗户，还需要玻璃窗！整个大明百姓，都需要一扇玻璃窗！”

　　这就是要充分主张发展经济，鼓励人们合理的物质欲望了。

　　“不可，既有纸窗可遮风挡雨，何须各个要一扇玻璃窗？”

　　高逊志开始上强度了：“苟存无欲，则虽赏而不窃；私欲苟行，则巧利愈昏……萁子昔年劝谏商纣王之象牙筷，难道不是这个道理吗？”

　　嗯，高逊志说的就是后世比较有名的“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大王您担心，这样注定会消耗国力，恐怕天命不在大商了。”

　　果然，故事的最后，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因此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至于历史的事实是不是如此，现在哪怕有甲骨文的出土，和民间龙骨的收集，也难以考证了，但这个故事确实是很经典的物欲升级的故事。

　　现代的消费主义也是如此，你说故事没道理肯定是不对的……人心就是如此，有了好的就要更好的，世人的贪欲都是这样，也就是所谓的“得寸进尺”、“得陇而复望蜀”，按理说是没有止境的。

　　而对于君王的贪欲来说，则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顺着这个逻辑辩驳，那么肯定是辩不赢的，因为这都是理欲之辨的老套路了，祭出“象牙筷定律”就意味着不能顺着对方思路来了。

　　这时候，张宇初忽然开口道：“夫欲与喜怒哀乐，皆性之所有者，喜怒哀乐，又可去乎？”

　　张宇初的应对之策，同样没有出乎反方的预料。

　　因为理欲之辨，归根到底还是落在人身上，而只要是人，就有欲望，这就是正方的跟脚所在，你可以指望普罗大众提高思想觉悟，但你不能指望所有人都像圣人一样舍弃大部分欲望，哪怕是苦修者类型的卫道士，也做不到这一点。

　　张宇初的观点就是认为人之有欲无可非议，正如喜怒哀乐之情不是恶一样，欲同样不是恶，也不可根除，这就相当于你不能为了“非礼勿视”把自己双目给挖了似的。

　　眼见正方避战，开始回避话题，反方辩手们顿时气势为之一振。

　　高逊志乘胜追击道：“存天理，灭人欲，明道先生（程颢）有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实际上，自北宋开始，天理和人欲的关系成为当时思想家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宋代天理人欲之辨发端于张载，成立于二程，至朱熹而集大成，在这个命题上，二程是高度统一的，他们都把“理”或“天理”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把它视为宇宙的根本原则。

　　胡俨亦是振奋出声：“不是天理，便是私欲！无人欲即皆天理，所谓‘欲与喜怒哀乐，皆性之所有者’大谬矣！君子慎独，陈明本心，便是要去喜怒哀乐于己身，人欲有何不可去除？”

　　王允绳这时候也跟着帮衬道：“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是天理之件数，故此，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应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显道心。”

　　说罢，王允绳还瞪了一眼汪与立。

　　看看，这才叫理学偏右的攻击性。

　　什么“好荣恶辱、好利恶害，固然是君子小人所同”……看看你师道先生说的是什么话？这是我辈卫道士能说出来的？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才是正道。

　　显然在理学极端保守派的观点看来，天理和人欲是高度对立的。

　　而按照胡俨引用《朱子语类》的说法，就是认为人心追求的是耳目之欲，过分了是有极大危害的，而道心追求的是天理或义理，因而是精微的，人们只有克服私欲，才能使人心转危为安，道心由隐而显。

　　孔希路看着姜星火，眼见局势有点一边倒，但也不好说太狠的话，只是轻飘飘地说道。

　　“人之既生，以保生为全；全之所阶，以顺感为务。若味近以亏业，则沉溺之衅兴，怀末以忘本，则天理之真减。”

　　意思就是理解把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作为保全生命的前提条件，但也反对人们沉溺于私欲，因而减损天理。

　　呃，咋说呢，这种表态在一群理学极端保守的卫道士里，已经算是很平和的态度了，完全是看在姜星火的面子上才没下狠手。

　　今天反方们寄出来的大招，还是朱熹留下来的那套，朱熹早年曾受业于胡仲原、刘彦冲，二人皆好佛，朱熹亦出入佛、道，直到而立之年才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但朱熹的学术思想虽然庞杂，可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这三板斧，而“主敬”、“穷理”、“躬践”这三板斧的问题，其实姜星火在江南治水告一段落时讲学的时候，就已经大致拆解过，这里面的东西，都跟理、欲之辨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朱熹的学说主要就是围绕“理与欲”的关系而展开的。

　　杨士奇这时候眼见局势一片大好，虽然心中对始终没出声的姜星火和姚广孝有忌惮，但也晓得这时候是开口的好机会，于是说道。

　　“诚如朱子所言，有天理便有人欲，便似天理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好，便有人欲冒出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理本多，人欲也是天理里面出来的，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但这种关系同样是此消彼长的，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绝无中立不进退之理，凡人不进便退也。”

　　接着，杨士奇又举例道：“譬如楚汉之争，刘邦项羽相拒于荥阳、成皋之间，彼进得一步，则此退一步；此进一步，则彼退一步，这时便需安营扎寨，慢慢苦捱，捱得一毫去，则逐旋捱将去，此心莫退，终须有胜时……王叔明何须玻璃窗？便是苦捱，又真能一病不起吗？”

　　显然杨士奇的观点属于右中右了。

　　这时，姚广孝忽然开口，大笑道：“依一心法有二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是二种门皆各总摄一切法！”

　　太学之会的辩手们先是一愣，旋即是曹端想到了什么，然后是关学的杨敬诚面色变得古怪，这种古怪，就像是无声的浪潮一般，开始蔓延开来，整个会场都变得寂静无比。

　　“怎么念了一段佛经就不说话了？”

　　这把旁边正听得尽兴的留学生们给搞蒙了。

　　谁也不清楚，为什么刚才理学阵营的卫道士们正在穷追猛打，怎么忽然就跟身前出现了哥斯拉一样马上就给吓停了，更不明白区区一段佛经，怎么就有集体沉默的效果。

　　别说是胡汉苍和吕恭这种新来的留学生不懂，就是李杰、贺段志也闹不明白。

　　最后还是带他们来的小胖子一番解释，这才明白了过来。

　　这里面是有个说法的，之前说过，朱熹早年学佛，而他的三板斧里的东西，很多又是缝合出来的，为了解决体系内已有的bug，不得不从体系外找补丁。

　　而朱熹讲的天理和人欲，实际上追根溯源，是北宋张载所谓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另一种说法，但张载没有说气质之性是天地之性派生的，只提到天地之性是形而上的本体，而气质之性是形而下的表现。

　　实际上，张载的人性论来源于佛门的佛性论，他的纯粹至善的“天地之性”理论，在过去的儒学体系中，无论是孔孟荀时代的先秦儒学，还是两汉经学，亦或是魏晋玄学，都没有任何依据，而是佛教“真如佛性”的翻版。

　　正因为如此，博学的曹端才最先反应过来，而关学传人杨敬诚，自然也晓得自己流派祖师张载的理论是怎么来的，而后就是其他大儒。

　　如果光是借鉴，其实也没什么，毕竟儒释道三教发展了上千年，互相借鉴的地方多了去了。

　　但问题就在于，之前说过，朱熹早年是学佛的，朱熹构建的体系，是以天理为人心的“本体”，且这个天理也是净洁无瑕的，但这在传统儒学体系中也是找不到任何根据的。

　　这个根据哪里来的呢？

　　就是姚广孝念的这段佛经的意思。

　　《大乘起信论》中有“一心二门”之说，认为“心”同时具有“真如门”和“生灭门”两方面，真如如水，生灭如波，水为波之体，波为水之用……也就是说，“真如门”近似于“无垢识”、“寂灭心”的概念（跟张载的天地之性基本是一个概念），即“如来藏”；而“生灭门”接近于作染净依的“阿黎耶识”（类似于张载的气质之性），这二门包含世间一切事物现象，体现着诸法唯识的精髓。

　　“心真如”包含两方面性质：一是“如实空”，即“离相”、“无念”，是纯净无任何杂染的存在；另一是“如实不空”，即永恒不变的静止存在。由于“心真如门”是绝对纯净不动的本体，故难以解释染净、动静、一心与俗世诸复杂关系，《起信论》就用“心生灭门”来解释这些关系，也就是“心生灭者，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名为阿黎耶识。”

　　所以，“阿黎耶识”就是“生灭心”，是根据心的“不生不灭”而存在，是“不生不灭”给合“心生灭”的产物。

　　而处于阿黎耶识生灭心状态的“心性不生不灭”被称作“觉”；处于阿黎耶识生灭心状态的“心生灭”被称为“不觉”。

　　“觉”除具有“心真如”的“如实空”（纯洁无染的存在）、“如实不空”（永恒静止的存在）的双重性质之外，还具有“因熏镜”和“缘熏镜”两种特殊作用。

　　“因熏镜”是指“觉”如镜，世界一切事物现象莫不显现其中，因为“觉”能常住“一心”，而世间一切事物现象都在“一心”为本性，觉性虽是“不动”的，但具有一切“无漏法”，成为众生得以成佛的依据，众生之所以厌生死、求涅盘，在于“觉”对众生自身起内因熏的作用。

　　“缘熏镜”则是指“觉”对解脱众生起一种外缘熏的作用，所以“觉”既是“静”的，寂然不动地蕴含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为众生所有；同时它又是“动”的，能出离生死、同染转净以普度众生。

　　好，解释到这里，相信不懂佛学的人已经基本懵圈了。

　　但是没关系，有程朱理学翻译版的内容。

　　——也就是《朱子语类》里经典的“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

　　……这东西跟《大乘起信论》不说一模一样吧，也可以说是分毫不差，就是把佛家用语翻译成了儒家的。

　　朱熹认为凡人之生都是禀受“气”以为形体，禀受“理”作为本性，道德意识发自作为本体的理，感性情欲根于构成血肉之躯的气，道德意识常存于心灵深处，所以为“微”；感性情欲并非皆恶，但不加控制就流于不善，所以为“危”。

　　朱熹觉得这就是《尚书》（相传是伪作）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为了掩盖其思想的佛家根源，朱熹将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说成是“人心”和“道心”的对立，给自己找了个出处。

　　客观来讲，很扯淡，属于是先射箭后画靶，先得出结论再去寻找出处，但朱熹就是这么缝的，“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

　　那么朱熹有没有创新呢？

　　有，还真不是完全照抄，还加了点自己的私货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