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记者呢？”我追问。
他想了想，说：“三斤。”
我吃了一惊。同事解释说，王记者平时至多喝三瓶啤酒的量，那天喝了三斤白酒，纯属无奈——社长要求王记者帮他“代酒”，以答谢建筑公司老总的热情款待；办公室主任也不断劝王记者，“多搞点，有前途”；而那位老同志是王记者在报社的“师父”，更是觉得让年轻徒弟挡酒无可厚非。结果一来二去，王记者在饭桌上便只剩喝酒。
“真他妈不要脸，自己不愿喝，猛劝别人喝！后来法医做尸检，那孩子胃里什么都没有，全是酒！”同事忍不住骂了一句。
一边是自己的领导，另一边是自己的师父，两边的面子都抹不开，觥筹交错间，王记者醉倒在桌子下面。
如果当时，同席的人能及时将王记者送到医院救治，可能远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样的结果。
可惜，当时同席的人只是招呼服务员，把王记者抬到隔壁包间里休息一下，便继续吃饭，等晚宴结束准备离开时，才想起王记者来。建筑公司老总殷勤地派自己两个跟班去叫醒王记者，准备去搞“二场”，结果两个跟班跑到隔壁包房，发现躺在三个并排椅子上“睡觉”的王记者脸色发青，怎么也叫不醒了。
在场的人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慌忙拨打了120，王记者被送到医院抢救。一个小时后，医生说送来太迟了，脑血管破裂，人已经没了。
“那孩子也是‘造业’，听他家里说当时报社建了一栋‘福利房’，没产权的那种。但价格很低，员工们按照工作表现排号入住，他们单位内部抢得厉害。他结婚之后一直没房子，也看上了那栋‘福利房’，按说他业绩蛮好，但不知什么原因排名却蛮靠后，可能是想在酒宴上给领导留个好印象吧，所以拼了命地喝。”同事说。
“喝酒也算‘工作表现’吗？”
“嗨，‘表现’这两个字博大精深，好与不好，还不是他领导一句话的事情！”
年前，王记者的父母妻子送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年轻人，大年初三接回家的，却是一纸医院的《死亡通知书》。新年的喜庆戛然而止，他们跑到报社要讨个“说法”。
喝酒喝死了人，报社紧急成立了“应急处理小组”，给出的善后措施是“一次性补偿十万块钱”。王记者的家人显然不能接受，报社的带队领导又说，自己以个人名义再出10万，凑20万息事宁人。
“报社的意思很明确，王记者是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喝酒喝死了，和报社没有关系，给10万块钱已经是‘本着人道主义’了。”
“那位领导也是害怕，现在上面查得那么紧，他竟然喝酒喝死下属，查下来他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同事说。
“那王家人的意思呢？”我问同事。
“他们家的意思很明确，王记者是出公差的过程中出的事，必须按照‘工伤死亡’条例办。这样的话，总的赔偿数额在70万左右，而且之后孤儿寡母每月也有一定的生活保障。”同事说。
但这一要求是报社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一旦给王记者报备工伤死亡，就意味着他的死因被公之于众。这样一来，不但那位同桌喝酒的带队领导跑不脱，连报社的党政主管都得受处分。
“那我们现在这是干啥？‘助纣为虐’吗？”我跟同事开玩笑。
同事瞪了我一眼，说现在家属要把王记者的遗体抢出来，放到报社大厅里去，报社则要求马上火化，这两样都是我们不允许的。现在的任务是，保证在纪委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哪一方都不能碰王记者的遗体。
“今天中午，公安局已经通知了纪委，估计现在上面已经来人了……”
我和同事一共在市殡仪馆守了三天三夜，直到市纪委全盘接手调查。
最终，王记者的家人通过司法途径获得了66万元赔偿，这笔钱由那天与他同席的其余七个人分摊赔付。
那位带队喝酒的报社领导被开除党籍公职，数名报社主管和分管领导被撤职，并受到纪律处分。
但王家人所期望的“工伤死亡”并没有被认定下来，也就意味着孤儿寡母今后不会有每月的生活补贴。消息确认后，王记者的遗孀不顾公婆哀求，执意打掉了腹中胎儿，在一个雨夜离开了王家，从此不知去向。
王记者的老父亲疯了，他多次提着菜刀，满街寻找那天和王记者一起喝酒的人，瞪着通红的眼睛说要砍死他们。
第五章 干儿子杀了亲孙子
1
老孔的孙子孔安然出事了。
2016年4月的早晨，9岁的孔安然被几位农民发现蜷缩在318国道边的一片偏僻的油菜花地里，已经死去多时。此前，老孔一家和我所在的辖区派出所民警已经找了孔安然两天两夜。
老孔一家痛不欲生，孔安然的妈妈更是几次哭晕在太平间。经法医鉴定，孔安然死于机械性窒息。
四天之后，杀害孔安然的凶手张启德被抓获归案。听闻消息，老孔一家先是愕然，之后反复地向派出所民警询问：“是不是搞错了？”
他们之所以质疑，是因为凶手的身份特殊：张启德与老孔一家的关系十分密切。老孔时年58岁，原系辖区某国企财务处处长，2015年年底刚刚退居二线。儿子儿媳在省城做生意，孙子孔安然则跟随老孔生活，在辖区三小读四年级。而此前，张启德与老孔则在同一单位共事近二十年，既是老孔的“铁杆”下属，还是他的“干儿子”。
我只好出示了相关证据，告诉他们张启德已经认罪了。
听我这么说，孔安然的父母当即就跳起来，喊着要去找张启德拼命，同事急忙把他们拉住。老孔则愣在一旁呆若木鸡。半晌，他才缓缓地坐到椅子上，嘴里挤出一句：“畜生！畜生啊！”接着便号啕大哭起来。
“带我去见见那个畜生！我要他亲口告诉我，为什么要害死安然？！”痛哭之后，老孔在办公室里咆哮。我只能先安抚他的情绪，再试图厘清他与凶手张启德之间的纠葛。
老孔在办公室里足足平静了一个小时，才缓缓开口。
2
1995年，17岁的张启德通过农村招工来到现在的单位干装卸工，而老孔那时任该单位的基层干部。一次偶然的机会，两人相识，交谈中，老孔得知张启德是自己的同乡，由此，两人之后的联系逐渐频繁起来。
张启德家境贫寒，早年丧父。初中毕业后，家中无力供他继续读书，碰巧遇上当年单位在附近乡镇招工，才得此机会“进了城”。装卸工虽然辛苦，但毕竟是在离家不远的国有企业上班，张启德对此十分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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