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事情闹得蛮大……”谢江说，警察初步了解情况后，一面通知了谢江的父母，一面出警四处寻找刘德一伙，当天夜里，就把参与殴打谢江的人全部带到了派出所，不少人的父母也陪同而来。
看到儿子被打成那样，谢江的母亲既心疼又愤怒，她要求主办民警一定要严惩施暴者。那位警官当时也承诺，谢江的伤情已构成轻伤，警方一定会给谢江讨个公道。
参与殴打谢江的人中，除刘德外还有三名同校学生，因此派出所也通知学校方面来人处置。当晚，谢江在派出所见到了自己的班主任和另外一名学校领导。班主任见到谢江的母亲时，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匆匆打了个招呼，便跟随警察进了办公室。不久之后，谢江母亲也被喊去了办公室，只留下谢江一个人坐在派出所值班大厅的沙发上。
在谢江的记忆中，那晚过得漫长又混乱。派出所值班大厅里不断有人来往走动，其中不乏在小胡同里殴打他的学生及其家长：有人走到他跟前来表示歉意，问他“还疼不疼”；有人只是瞥他一眼，一句话也不说；还有人就像没看到他一样，径直从他身边走过。
但那晚谢江很安心，他觉得派出所出面了，校领导来了，那些打他的人也都被抓进了派出所，自己之后就可以继续安心读书了。渐渐地，困意袭来，他便躺在值班大厅的沙发上睡着了。
被一夜未眠的母亲叫醒时，已是第二天早上六点了。谢江迷迷糊糊地站起来，跟母亲一起来到了主办民警的办公室，坐到办公桌旁，面前摆着一份《调解协议书》。
谢江的班主任老师和校领导也在，他们再次向谢江表达了歉意，还向他保证，等回校之后一定开除那几个殴打他的同学。谢江母亲补充说：“不是严惩，而是必须开除！”校领导斩钉截铁地说：“你放心，学校马上开会研究，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
谢江坐在那里看《调解协议书》，上面写着：“刘德等八人向谢江赔礼道歉并赔偿谢江医药费、营养费共计2.5万元，并保证今后不再骚扰谢江，双方今后也不再因此事发生纠纷……”落款处，密密麻麻的，全是殴打他的学生以及他们家长的签名和手印。
在警察和老师的催促中，谢江与母亲也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了手印。
“就这么结束了？”我问谢江。
谢江无奈地“嗯”了一声。他说，当时16岁的他并不能完全明白那份《调解协议书》意味着什么，但他依旧觉得，自己挨打这件事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5
一段时间后，谢江才从母亲口中知道自己在派出所沙发上睡着的那晚，众人在民警办公室里讨论了什么。
刘德一伙承认了殴打谢江的事实，派出所原本是要给他们“走程序”的。但除了刘德表哥，其余所有参与殴打谢江的人都是中学生，必须通知校方——正是因为学校的出面，使派出所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学校领导们一到场，就建议派出所民警“内部处理”，恳请派出所“给学生们一个机会”，换句话说，就是不希望事情闹大，要息事宁人，这也是学校处理校园暴力问题的一贯套路。
涉事学生家长也不想警方按程序处理自己的孩子，派出所也不想和学校闹得太僵——毕竟相邻不远，彼此之间平时也少不了各种交流合作。于是，学校领导又给谢江母亲做工作，先是“承诺”一定严肃处理涉案学生，又“善意”地劝说道：“谢江还在学校读书，明年就要高考了，这事儿闹大了对双方都不好……”
在各方的“配合”下，谢江的母亲只好答应并接受了调解。
“刘德的那个表哥呢？他不是在校学生，也不属于未成年人，他扇你那几鞋跟怎么算的？”我追问谢江。
他摇摇头，说好像也没处理，刘德的家人找了关系，那事儿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刘德一伙学校是怎么处理的？”
“处理？”谢江冷笑了一声。
很快地，谢江就等来了学校对刘德一伙的处理结果：留校察看。
从字面上看，“留校察看”的确是一个相当严重的处分，距离“开除学籍”仅一步之遥。但对刘德来说，这又是一个极轻的处分——此前，他因为打架斗殴早就背着两个“留校察看”，却始终也没能变为“开除学籍”，这反而成了他恐吓同学的资本。
谢江母亲向学校提出抗议，说之前校领导承诺过会开除刘德一伙学生。但那位校领导却狡辩，说自己只是承诺“严惩”，并未承诺“开除”，“留校察看处分也是校领导们开会集体讨论的结果，并非我的个人意见”。
谢江母亲担心儿子在学校会受到刘德一伙的骚扰，不依不饶，一再找学校，坚持要求开除刘德等人。一位校领导直接对她说：要开除可以，双方都开除，“谢江与刘德一伙在校外打架受伤，如果只开除刘德等人，是不公平的”。
“被打”变成了“互殴”，谢江母亲一怒之下把学校领导告到了教育局，但教育局的反馈却是：要学校“妥善处理”。
6
谢江在学校的处境也没有得到什么改善。母亲为他“讨说法”的行为，反而让学校方面开始反感。谢江说，母亲把校领导告到教育局后不久，学校领导几次在公开场合不点名地批评了他。
一次广播操结束后，校领导专门到讲话台上，愤怒地告诉同学们，这次全市的教学评估中，学校没能拿到好成绩，就是因为“有些同学自私自利，自己在学校处理不好同学关系，还唆使家长去教育局诬告学校，给学校荣誉抹黑”。
对此，校领导要求，各年级以班级为单位召开家长会，“加强与学生家长的沟通”，“所有学生家长必须参加”。
谢江班上的同学都知道他母亲去教育局告状的事情，纷纷向谢江侧目。很快，谢江在班里就被孤立了。
没过几天，继父竟然出乎意料地来学校接他放学。谢江起初很高兴，但在回家路上，继父却对谢江说，让他回去劝劝母亲，“不要再去教育局告状了”。
“为什么？”这让我都有些出乎意料——既然是一家人，为什么要让谢江去开口？
谢江告诉我，那天他继父并不是专程来学校接他放学的，而是被弟弟的班主任叫来学校谈话的。弟弟的班主任“善意”地告诉他继父，他母亲的做法已经“给学校声誉带来了严重损害”，如果再这样下去，谢江弟弟今后在学校的生活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继父一直认为是谢江要求母亲去教育局告状，早就对此事颇有微词，一听说可能会“影响”到亲生儿子，心里更加焦躁。由于怕引起误会，他又不好直接阻止妻子，所以便想让谢江去讲。继父还对谢江说：“同学之间在学校发生矛盾很正常，谁上学的时候没经历过这种事情呢？只要对方不再招惹你，这事就这样吧，不要搞得一家人都不安生。”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谢江只得答应了继父。
“实话说，虽然你继父的出发点也许有问题，但他说的这话也有些道理，如果刘德一伙之后没有再骚扰你，你也没有必要追着他们不放不是？”我对谢江说。
“可是他们就是追着我不放啊……”谢江说。
从派出所回来后，谢江在学校见到刘德的第一面，刘德便阴笑着对他说了三个字：“你等着。”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17年，但时至今日，想起曾经的场景，谢江依旧会感到些许恐惧。
谢江当即报告了班主任，班主任找到了政教处，政教处叫刘德来问话，刘德却矢口否认。
与此同时，刘德的“小弟”们也放出话来，说“德哥”长这么大没给人道过歉，谢江别以为报了警就万事大吉了，有本事让警察天天跟着他，否则说不好哪天他还会“挨顿更大的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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