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江又去找学校报告，学校同样找那些放话的人问话，但那些学生却像刘德一样否认说过那些话。
有几次，刘德一伙故意用“不经意”的方式把一些话让谢江听到，比如“今天晚上有人在‘六眼桥’（谢江放学必经之路）‘收拾’谢江”，“XX学校的‘老大’听说DP中学有个叫谢江的蛮牛X，今晚要带人来学校‘教育’他”……
如此这般，让谢江整日处于惶恐和不安之中。起初几次，他找老师报告，学校还颇为重视，放学专门派人陪他回家，但都没有遇到“传言”中的那些威胁。学校再反过头去查那些恐吓的源头，都没有人承认。
这种情形一连持续了几个月，谢江的成绩一落千丈，下滑到了年级300多名。
学校对谢江的不满越来越大，非但不再专门调查他所受到的威胁是真是假，反而认为他是在无事生非。一次，当谢江又去政教处举报自己受到刘德威胁时，政教处的老师黑着脸对他说：“谢江你有完没完了？不想读就算了！不就是和同学发生点摩擦吗？这都多长时间了你还没完没了，之前你妈去教育局，告没了学校的优秀奖，现在你还要把学校翻过来吗？！”
谢江被骂呆在那里，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老师们眼中的“撒谎者”“诬告者”和“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而在同学们口中，谢江也早就成了“神经病”“被刘德吓破了胆”“傻X”“打报告能手”。
“你尝试过不理会那些威胁吗？你没觉得那是刘德一伙给你做的‘局’吗？”我问谢江。
谢江点头，说想过。后来有段时间，谢江似乎也不在乎那些威胁了，毕竟已经到了2000年年初，还有半年就要高考了。关键是，那些威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一次发生在自己身上。
谢江重新开始整理心情，准备迎接当年7月的高考。经过努力，他的成绩有所上升，虽然距离之前的最好成绩还有不小的差距，但他相信自己就这样努力下去，最终还是能够考上理想大学的。
然而，2000年7月初，高考前两天，谢江又一次被打了。
7
那天傍晚，谢江骑车回家，就在他经过六眼桥的时候，几个“社会青年”拦住了他。几个人不由分说将谢江暴打了一顿，把他的书包和自行车丢到桥下的河里后，扬长而去。
谢江又一次进了医院。医生查看了伤情之后，帮他报了警。
警方首先联系了刘德，但刘德当时不在本市——他家里已经给他安排好出国留学的事宜，案发前半个月，人就被父亲接去了省城。警方派人去了省城，面对警察，刘德一口否认自己参与或谋划了此次对谢江的殴打。刘德父亲对民警上门更是十分不满，要求他们“做事要讲证据”，不要“听风就是雨”。
警方又传唤了刘德表哥，他同样也不承认自己参与了此事。由于当时六眼桥附近没有监控，案发时天色昏暗，谢江也没有记下施暴者的长相。警方发布了协查通告，请求当晚路过那里的行人提供线索。有人提供了一些线索，但经警方核实后，都一一排除了嫌疑。
两天后，谢江勉强参加了高考，但因伤痛和情绪失衡，他最终没能完成考试，成绩只有200多分。
从考场出来之后，谢江的精神状态便出现了问题，他下意识地认定，一切都是刘德一伙干的，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毁掉他”。
他先是经常自言自语，家人凑近细听，全是咒骂刘德的话；后来便开始疑神疑鬼，一再说身边有刘德的“小弟”在害自己；最后竟然发展到毫无缘由的暴力行径——会突然动手打人，指责对方是刘德“派来的”。
有时谢江还会自戕，用美工刀把自己的胳膊划得鲜血直流，家人上前制止，他只说这是刘德的胳膊，自己是在报仇。家人将谢江送往医院，经诊断，他的精神真的出了问题。
学校赔偿了谢江家里一笔钱，因为谢江是在放学路上被打的，学校声称那笔钱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赔付的，条件是今后谢江家人不再找学校的麻烦。
谢江在家中治疗、休养了整整两年，精神状态才终于稳定下来。但不能受到刺激，有时还会间歇性地发病。
2004年前后，家人试图给谢江找份工作，可他只有高中学历，又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绝大多数单位不肯要他，最后只能托人找了一份看仓库的工作。干了几个月，谢江就因“经常神经兮兮的”被老板婉言解雇了。之后便一直赋闲在家，偶尔出去干点临时工，大多也不过是发传单、搬货物之类的工作。
同年，在律师建议下，谢江家人打算把学校告上法庭，要求他们承担当年谢江被殴打一事的责任，但学校方面委托的律师要求谢江家人首先归还之前学校赔付的那笔钱。可那笔钱除一部分被用作谢江几年来的治疗费用外，其余大部分都被谢江的继父用来给亲生儿子在省城买了房。
谢江家人思考再三，最终没有和学校对簿公堂。
2005年，父母告诉谢江，他们去省城找过好几次刘德家，希望能讨个说法，但都没有什么结果。
等到2006年，谢江精神状态逐渐稳定，家里又给他找了几份工作，还是都做不长；2008年，谢江因精神问题屡次相亲失败，备受打击；2009年，刘德婚礼，回本市宴请亲友，谢江从以前同学口中得知了消息后，这才开始重新关注起刘德的动向。
这一年，谢江家人也打算从湖南给谢江买个媳妇，因此再次状告学校索要赔偿，但学校的回复仍与此前相同。咨询律师后，谢江家人得知，即便胜诉，所得赔偿款项也不会太高，因而又撤了诉。
每一次继父和母亲回来，跟谢江说的都是，之所以这么多年都没能讨个说法，全是因为刘家势力大，找人压下了此案。“他家是当大官的，我们是小老百姓”，这句话也在后来谢江接受讯问时，不断被提起。从那时起，谢江便开始寻求复仇的机会。
谢江开始经常在刘德家的小区以及小区旁的小广场闲逛。有一天晚上，他还真碰到了刘德，但身上并没有带刀。
“我觉得刘德那小子肯定会回来，以前他家就住在小广场边上，他家房子一直没卖，因为有几次我看到了他妈从那个小区出来！”谢江说。
终于，他等到了2016年7月的这个傍晚，将刀子捅进了刘德的身体。
8
2016年8月，刘德伤势好转，我和同事在病房里向他采集了笔录。
虽然刘德是此案的受害者，但我对他的印象实在不太好，采集笔录时也难免带着些情绪。
我问刘德是否认识谢江，刘德点点头，说认识。我又问他和谢江关系如何，他笑笑，说：“谢江之前应该都给你们说过了吧？”
我说：“他说归他说，你说归你说。你如果愿意的话，咱就都按他说的为准，你就啥也甭说了。”
同事给我使眼色，示意我这是受害人，让我注意态度。
“我读书时和他打过架，毕业之后再没见过面。”刘德说，“他为什么要拿刀捅我？”
按刘德的说法，他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国外求学，几乎没有回过本市。回国后他一直在省城某国企机关工作，上个月才刚调回本市“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他不明白自己和谢江十几年未见，为何一见面就动刀。
我心中冷笑，想刘德这家伙着实可气，明显知道谢江恨他的原因，却在警察面前故作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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