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得替彭中时打了个圆场：“毕竟婚前不知道妻子患病，结婚后又照顾了这么多年，于情于理也说得过去。”
“他不知道杜英以前有精神病？”干事反问了我一句，瞪大了眼睛，“他彭中时跟你说结婚前他不知道？”
我被她问得有些蒙，只好点点头，干事意味深长地笑了。
“结婚前他知不知道杜英有精神病，这我们不清楚，但他肯定知道杜英的爹是谁。”干事撂下这么一句便走了。
回到派出所，我把杜英父亲的名字输入警综平台，页面中的杜英父亲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头：时年72岁，还有一个67岁的老伴。
我问身边值班的同事，杜英的父亲是谁。
“是谁？杜英他爹呗！”
这话等于没说。
2013年3月，杜英的父亲报警，称女婿彭中时来家里闹事，还是因为杜英医疗费用的问题。我和师父出警处置之后，我又问师父，这老头到底是谁？
师父是局里的老民警，从警近三十年，跟彭中时一家至少打了二十年的交道。
“杜英他爹？杜书记啊。”师父回答。
“哪儿的书记？”我问。
“XX厂，不过早就退休了，你问这个干啥？”
我就把那次和居委会干事的对话讲给师父听，师父听完，也笑了笑说，彭中时和杜英这个事儿，确实有些复杂。
4
1983年，杜英23岁，曾谈过一场人尽皆知的恋爱——当时，她的男朋友是邻市公安局局长的儿子，两人是中学同学。
那时杜英的精神状态还算正常，只是脾气比较大，喜欢发火。之前谈过几任男朋友，都受不了她的脾气。但在周围人看来，这也是正常现象，毕竟父亲是厂里一把手，“长公主”有点脾气是可以理解的。
杜英高中毕业后便被安排进父亲的厂里上班，公安局局长的儿子退伍后也分到了这个厂里。两人同在一个科室，每天一起工作，两人父亲的职级也基本相同——在外人看来，这可是一桩“强强联合”、门当户对的好姻缘。
但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时，杜英的“准公公”却突然叫停了这门婚事。没过多久，公安局局长的儿子便和别的姑娘结了婚，并很快调走了。为此，杜英气得一个月都没来上班。
没人知道两人分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只知道两家当时还为此大动干戈。甚至两个单位之间日常的业务往来，多少都因为两位一把手的“不和”而受了影响。
后来，就有人风传，公安局局长之所以叫停这门婚事，是因为他通过“一些途径”了解到杜英的家庭情况，杜英的二姨和小姨都患有精神疾病，杜英母亲虽未患病，但也精神暴躁。局长是老刑侦出身，看人颇有一套，第一次见杜英时，就觉得她“有问题”，很担心病情会遗传，便强令儿子和杜英分了手。
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成了“杜英一家都有精神病，会遗传，坚决不能碰”，以前那些和杜英处过对象的男人纷纷暗自庆幸，从那时起，就再没人敢给杜英介绍对象了。
这话传到杜英耳朵里，她又羞又气，去公安局局长家闹过很多次，但都于事无补。等局长儿子结婚后不久，杜英就真的发病了。
“杜英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原本，有家族精神病史的人不一定都会发病，但会有潜在的危险，一旦出现强烈刺激引发自我暗示，十有八九就会发病。”师父解释说。
“那彭中时呢？他和杜英结婚，难道不知道杜英的情况吗？”我好奇地问。
“他呀，唉……”师父也叹了口气，欲言又止，“有些路既然是自己选的，再苦再难也得走下去啊。”
5
师父和彭中时年纪相仿，他说当年自己差点儿和彭中时做了同事。
师父以前在农场开大货车，1983年全国严打时被抽调到公安局，等严打结束，师父便留在了公安局工作。当年，彭中时是杜英父亲厂子保卫科的临时工，同样也被抽调来到公安局帮忙。
“当时公安局人手不足，又怕抽过来帮忙的人不肯出力，所以上级就放出话来，所有抽来帮忙的人，无论在原单位是正式工、家属工还是临时工，只要表现好，都有可能留在公安局工作，局机关两个名额，每个派出所一个名额。”
这话如同一剂鸡血，一时间，所有被抽调来的人都干劲儿十足。尤其像彭中时这样的临时工——他本来在原单位转正的可能性就十分渺茫，要进了公安局，哪怕只是做一名“工勤人员”，铁饭碗也算是抱稳了。
“当时，彭中时铆足了劲儿要在公安局转正，是我们那批抽调来的人中工作最积极、表现最好的。”师父说，“本来我这个名额应该是他的。”
等到1984年年底，彭中时确实获得了留在公安局工作的机会。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放弃了，公安局找他谈话，他却主动要求回以前的单位。周围的人都为彭中时感到惋惜，甚至有人背地里骂他傻——放着公安局铁饭碗不端，偏要回去企业保卫处干临时工。
师父那时和彭中时的关系不错，问他为什么要回去干临时工，说就这么走了多可惜。彭中时也没多解释，只说觉得自己不适合在公安系统工作。
但谁都没想到，彭中时回原单位后不久，便抹去了身份上的“临时工”三个字，成了一名“全民所有制职工”。
大家这才明白彭中时拒绝留在公安局工作的原因——那个年代还没有“公务员”这个概念，国企与政府机关都是“铁饭碗”，但在效益好的国企，职工每月、每季度、每年都有各种奖金，政府机关却只有固定工资。
人们又开始纷纷感叹彭中时本事大、路子广、做人低调。一个20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还调了部门，这要没有“通天的本事”，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师父跑去问彭中时怎么做到的，但他仍是一个字都不肯透露，以至于有段时间师父觉得他很“不江湖”。等严打结束，各单位抽调来的人员纷纷返回原工作单位，师父和彭中时的联系慢慢也就断了。后来，他只是听说彭中时在单位混得很不错，已经当上了部门领导。
到1993年年初，已经转为派出所民警的师父接到一起警情，才又和彭中时见了面。
“那天辖区一家单位报警，说有个女的无缘无故在他们单位门口骂人，见一个骂一个，单位保卫科赶都赶不走，所以报了警，我们到现场处置，根本没法交流，怀疑是精神病人，就找那个女人的家属来，结果来的竟然是彭中时。”师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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