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师父才知道，原来彭中时和杜英已结婚七年了。
6
直到很多年之后，彭中时才向师父承认，当年之所以他能“转正”，就是因为他和杜书记做了一笔“交易”——那时候，他已被杜英的情况折磨得焦头烂额了。
彭中时17岁那年从本市周边农村招工进城，一直在厂里保卫科做临时工，主要负责夜里在厂区巡逻，那些正式工不愿做的、出力不一定讨好的工作，全都由他来做。彭中时工作很认真，领导也很欣赏他，多次给他打气，称但凡厂里临时工有转正的机会，他肯定排第一位。
彭中时当然想转正，除了眼馋正式工的工资，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农家子弟，要是能够进城工作并捧上铁饭碗，就能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
只是，彭中时在保卫处干了快五年，也一直没有等到转正的机会。在被抽调去公安局之前，厂里有同事好心劝他，这样干等下去没有任何意义，还不如趁着年轻，赶紧自己想想办法：“你也不看看，厂里多少家属工都在等着转正，里面有多少是科室和厂领导的亲戚，你一个临时工，没技术没学历，在这儿又无根无基的，什么时候能轮到你？”
这几乎是一语点醒梦中人。
也就是这一年，杜英发病了。
女儿的发病在杜书记看来既是意外，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多年来，他一直担心女儿像自己的两个妻妹一样，因此杜英高中毕业后，他就把她直接安排进自己的工作单位，想着女儿离自己近一点儿，自己能顾得上，只要将来结了婚，自己的担心便能卸了大半。
没想到，女儿的一场恋爱让自己先前的计划付诸东流，现在婚没结成不说，女儿也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
“这么说，当年是杜书记骗了彭中时？”我问师父。
“现在想想，也不完全是吧……”师父说。
彭中时自己也跟师父说过，杜书记原本看不上他，但他却一直坚持不懈地追求杜英。当年正是他自己主动向杜书记表达意愿的。
当时彭中时在老家有个未婚妻，是村里媒人给他介绍的，一直没结婚。彭中时原本打算先在厂里转正，然后把未婚妻调进来做家属工，但是后来，彭中时虽然转了正，却做了杜书记的女婿，老家的未婚妻来厂里找他，他就躲着不见。
师父还记得，那次严打，彭中时被抽调到派出所后，管第二人民医院那块地，负责街面巡逻。他总是时不时就“巡”到医院里去了，大家问他，他只说家里有亲戚在二院住院。
后来师父才知道，当时住院的并不是彭中时的“亲戚”，而是杜英，就住在二院精神科。
“可能那个时候彭中时就有所打算吧。”师父说。
“他没想过和患有精神病的杜英结婚意味着什么吗？”
“后来这事儿‘穿’了，彭中时才说了实话——他有个哥哥，在老家务农，当年哥哥帮他出主意，让他娶了杜英，杜书记肯定会帮他解决转正问题，不然的话，他终究就是个‘临时’的，迟早有一天会被单位扫地出门。”
“可是杜英已经发病了啊，和她结婚，以后怎么办？”
“彭中时的哥哥说很好办，结婚之后转了正，找个机会调到其他单位去，杜书记就管不着了，到时再离婚就是了。哪怕离不了婚，还可以把杜英送回老家来，他负责看着。”师父说。
彭中时认为自己的哥哥不会害自己，这个办法虽然有些缺德，但对于改变自己境遇而言，的确是个好办法。但彭中时不知道的是，哥哥之所以给他出这个主意，就是为了让他通过转正拿到城市户口——按照老家的规矩，如果他拿到了城市户口，便失去了家里老房子的继承权。与杜英结婚之后，当不堪妻子精神病折磨的彭中时准备按照当年哥哥的提议，将杜英送回老家时，哥哥却以“嫂子要喝（农）药”为由拒绝了他。同样，阅人无数的杜书记直到退休，也没让彭中时“调走后离婚”的算盘打响。
“按照法律规定，杜英是精神病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暂时不能结婚，但杜书记找了关系，还是给他们办了结婚手续。”师父说，当时，杜家迟迟不愿承认杜英得了精神病，只说她就是受了刺激，一直拖到彭中时和杜英结婚之后的1990年，杜英才第一次去做了精神鉴定。
杜书记的算盘是，只要结了婚，彭中时便成了杜英的法定监护人，只要确保自己退休之前两人别离婚就好——等自己退了休，彭中时再提离婚，他就可以以自己“无监护能力”为由拒绝。虽然这样做有些坑人，但为了自己百年之后女儿能有个归宿，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两家就这样相互算计呗。”师父笑笑说。
7
1998年，杜书记退二线，临退休前两年，把女婿彭中时扶上了行政科科长的位置，算是给女儿一个保障。
杜英的病情并没有多少改观，还是经常犯病，犯病后有时打人、有时在街上乱跑。彭中时虽然照看着，但早已是人心思变。
“老丈人退休之后，彭中时找过一些单位想调动工作，甚至还来过公安局。”师父说，杜书记虽然退了休，但在本地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其他单位的领导既不想得罪杜书记，又不愿调一个家里有负担、无法专心工作的中年干部来自己单位，所以彭中时一直没能成功。
“彭中时也来找过我打听过精神病人离婚的事情，我虽然比较恶心他的为人，但还是帮他问了，很遗憾，像他这种情况的确有些难度……”
2000年左右，彭中时以“婚前不知杜英患有精神病，要求判决离婚”为由，将杜家告上了法庭，因为那时他已经确定，自己与杜英协议离婚无望，只能走诉讼离婚的路子。
一审法院先进行了调解，彭中时愿意把夫妻名下的所有财产都给杜英，以换取和杜英离婚，但杜家没有同意。彭中时提起诉讼，要求判决离婚，但因离婚后杜英找不到有效监护人，法院并没有判决离婚。彭中时又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也没支持他的离婚请求。
日子还要继续过，但经过这一系列风波，彭中时与杜家已是剑拔弩张，彻底撕破了脸皮。彭中时说是杜家吃定了他，要毁了他的一生。杜英的父亲则称彭中时丧尽良心，靠杜家上位，目的达成便要“甩坨子”，“纯粹就是过河拆桥”。
最无辜的只有杜英，由于丈夫与娘家闹得不可开交，她的日常看护一直是个大问题。有时候连按时吃药都保证不了，以致发病越来越频繁。
“后来彭中时有些事做得过分了，还差点儿把自己‘折进去’。”师父说。
2004年，彭中时见离婚无望，索性不再回家，在外过上了“家外有家”的生活，将杜英一人丢在小区的住所里。结果那年四月份，被独自锁在家里的杜英攀上六楼阳台企图出门，差点儿坠了楼。
公安机关找彭中时谈话，彭中时拒绝见面，公安机关只好联系彭中时所在单位，让他们向彭中时转述，说如果再这样下去，可能会涉嫌重婚罪和遗弃罪。
见不管不行，彭中时只好搬回家继续和杜英过日子，但他又想了一些别的“点子”。
“不知道谁跟他说的，精神病人触犯刑法后会被强制送医，费用由政府承担。2005年年关前后，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给杜英完全停了药，结果杜英犯病，上街打了人，对方轻伤。警察出警之后确实给她强制送医了，但彭中时却发现，自己作为法定监护人，还要负责赔偿受害者损失……”
“杜英娘家那边呢？杜英总归是他们的女儿，也不能就这么坐视彭中时乱来吧？”我问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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