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可惜，买冰箱的计划最终还是落空了。
1995年年初，国家取消了对母亲他们工厂的扶持政策，本就效益一般的厂子一夜之间陷入生死攸关的境地。还未到年底，已经有“破产改制”的风声在厂里流传。
1996年春节，厂里已经发不出奖金，购置电冰箱的计划被迫推迟。小赵叔叔再来我家时，大人们聊天的内容也从“买冰箱”“换洗衣机”变成了“裁员”“减福利”“降工资”，家里充斥着压抑和不安。
“那时候谁也想象不到，两千多人的大厂，三十多年历史，没了国家政策，一年之内说垮就垮了。”母亲说。
1996年7月，母亲收到了厂里的“息岗通知”，虽然领导开“散伙会”时信誓旦旦地说：“企业只是‘改制’，短则数月，长则不过两年，肯定会成功的。大家要沉住气，到时不但能回来上班，工资和各种福利待遇还会提高！”但台下工人们的脸上却依旧布满了疑惑、忧虑甚至怒火。
小赵叔叔早我母亲三个月接到“息岗通知”，“光荣”成为第一批为企业“轻装前进”做出“巨大贡献”的“先进个人”。记得那天在酒桌上，他当着两家人的面，将临走前厂里发给他的“先进”奖状撕得粉碎，然后痛骂厂领导“不是东西”：“我‘下力’时，他坐在办公室里，口口声声夸我干得好，骗我使劲儿干，现在遇到改制，他依旧在办公室里，以前的好话绝口不提，大笔一挥就让我息岗。凭什么？王八蛋！”
我父亲问他今后的打算，他气呼呼地“哼”了一声，说，有啥打算？咱是正儿八经国企职工，不是“大集体”，也不是“临时工”，只要不坐牢，谁也不能把咱开除，“领导不是说了，改制完了还要叫咱回去上班吗？我就等着，权当给自己放个长假休息休息了”。
我父亲劝他还是做好两手准备：“改制时间短还好，万一真拖个两三年，怎么办？又万一，改制虽然成功了，新领导不让你回去，你又能咋办？”
想不到这句话激怒了小赵叔叔，他“啪”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把烟灰缸都震到了地上摔碎了——
“他敢！到时看我不干死他全家！”
1997年年初，久等“回厂上班”的消息不至，我母亲和几个同样息岗的老同事开始琢磨着找点事情做。
“一个月100多块钱的下岗补贴，你爸单位那边情况也不乐观，你又要上学，处处需要钱，不想点办法不行啊……”后来，母亲回忆道。
于是，我母亲和几个同事一起去西市场批发了一些袜子、毛巾、内衣，趁晚上拖到宿舍区外面的夜市上卖。夜市原址曾是周围几个国营工厂共同兴建的“职工俱乐部”，以前有舞厅、卡拉OK和小电影院，后来企业纷纷倒闭、破产、改制，俱乐部无以为继，职工们更没钱去消遣，逐渐变成了小摊贩的聚集地。
夜市上，我母亲常遇见同样息岗在家、出来摆摊的老同事们。有些人就算不认识，稍一搭话，回答无外乎是“肉联厂的”“酒精总厂的”“造纸公司的”，再一深聊，大家说的也都差不多：“唉，没办法呢，单位不行了，咱还得过日子，混口饭呗……”
小赵叔叔会开车，息岗之后小刘阿姨就劝他出去跑出租，他不愿去；我母亲也劝小赵叔叔和她一起干，小赵叔叔只说需要进货了就叫他，随叫随到，但就是不愿一起卖货。我母亲的老同事揽到给饭店送菜的活，通过母亲联系小赵叔叔，说想一起搞，算他一份钱，但小赵叔叔仍旧对此嗤之以鼻。
一开始，我母亲以为小赵叔叔另有打算，便也没再多问。可一次和我父亲酒过三巡后，小赵叔叔终于说出了真心话——他之所以不参与，是因为我母亲他们在外找的这些活计，在他眼里统统都是“闲篇子”。
“那是些什么工作？摆摊？卖袜子？倒腾蔬菜？咱是国营大厂铁饭碗啊，我还连续三年是厂里的‘优秀职工’，很快要提干的，像他们那样在街上被人呼来喝去？丢人！”他伸出三根手指头，先冲我父亲挥舞几下，又冲坐在一旁看电视的我比画。
“闲篇子？人家闲篇子能挣钱养家，你倒不是闲篇子，拿钱回来啊！”小刘阿姨气得摔门而去。
5
小赵叔叔和小刘阿姨的婚姻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98年，我读小学四年级时，他们突然离了婚。我父母怎么都不肯跟我细讲他们离婚的原因，我也就再没见过小刘阿姨和他们的女儿。
那段时间小赵叔叔几乎天天来找我父亲喝酒，我在他醉酒后的只言片语中大体听出，小刘阿姨从厂子的车间去了厂办子弟学校当了老师后，就看不上他了，“傍”上了学校的领导，把他甩了。
小赵叔叔时常醉酒后趴在我家餐桌上痛哭。一边哭一边对我父母抱怨说：“当初那个女人口口声声说不嫌弃我的家世，要跟我过一辈子，结果到底还是嫌我穷，为了能‘上位’，去给校领导当小三，把我甩了不说，还把我女儿也带走了……”
有时他还会突然把我叫到他跟前，瞪着通红的眼睛，拍着桌子冲我喊：“小子，你给我记住一句话：女人就是狗，谁有本事谁牵走！”
我父亲就急忙把我推走，然后吼小赵叔叔，让他别在孩子跟前胡说八道。我虽听得云里雾里，但因为从小就跟小赵叔叔亲近，那时只觉得小刘阿姨真不是个好女人。
等我上了六年级，想不到竟然又见到了小刘阿姨——那年学校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老师正是她。
小刘阿姨当然还记得我，对我也十分照顾，但我却对她满怀着恨意。为了报复她，我总是在英语课上故意扰乱课堂秩序，给她找麻烦。终于有一次，我因为带头起哄，被她叫起来批评，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喊了她一句“二奶”。她被气哭了，我很快被学校请了家长。
那天我母亲从学校回来，二话不说就把我往死里打了一顿。然后她打电话给小赵叔叔，在电话里把他也狠狠骂了一顿。
从那之后，小赵叔叔很久都没再来我家，我母亲也没有主动叫他来。有时我父亲一个人无聊，想叫小赵叔叔过来喝一杯，母亲就会无缘由地吼父亲说：吃饱了撑的，没朋友了吗？偏要叫他来？
很久之后，母亲才告诉我她那么生气的原因。
那天在学校，说完我的事情，小刘阿姨专门找了一间安静的办公室，一五一十地把自己与小赵叔叔离婚的原因告诉了母亲。
早在结婚前，小刘阿姨就是车间唯一的大专生，她不甘心一辈子混在车间，婚后第二年便报了电大，一边上班一边考专升本，连怀孕期间都没停下学习。拿到了本科学历后，因为厂里的子弟学校正好缺英语老师，她学的又是英语专业，便调来当了老师。
厂子破产改制，子弟学校也被移交给了地方教育局，小刘阿姨转为了事业编制，工资一涨再涨。而小赵叔叔却迟迟没有等来厂里“回去上班”的通知，每月100多元的“息岗补助”让他在家里实在抬不起头来。他其实是个很好面子的人，因为这事，更是成天借酒消愁。
后来，小赵叔叔不知从哪儿听说了小刘阿姨受学校领导“照顾”的传闻，更是怒上心头，酗酒成瘾，每天不到中午便呼朋唤友，从午饭喝到傍晚，然后换一家再喝。晚上喝醉回家就找茬跟小刘阿姨吵架，只说让她别在学校干了。中间有几次两人还动了手，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小刘阿姨这才生出了离婚的念头。
小刘阿姨对我母亲说，她并没有像传言中那样“傍上了校领导”，之所以离婚，就是因为小赵叔叔的不争气让她实在气不过：“息岗两三年了，别人都在想办法赚钱，摆夜市、跑出租，有的干脆趁年轻辞职南下或北上打工。而他成天就知道喝酒骂领导，或是拿老婆孩子出气。”
离婚时，两人都不过三十出头，学校也有不少人给小刘阿姨做媒，她都没答应。她说只要小赵叔叔改了酗酒的毛病，出去找份能养家的工作，她就带着女儿回去跟小赵叔叔复婚。
那天我母亲从学校离开便去找了小赵叔叔，给他转达小刘阿姨的想法。本以为小赵叔叔听了会幡然醒悟，没想到他竟瞪着醉醺醺的眼睛冲我母亲骂道：“那个贱女人被领导玩够了，甩了，这才回来找我，我是好马，绝不吃回头草！”
当时屋子里还有几个小赵叔叔的酒友，一群人借着酒劲儿起哄，问我母亲到底收了小刘阿姨多少好处。我母亲一怒之下摔门走了。
小刘阿姨等了小赵叔叔四年，直到我初二那年，她才彻底心灰意懒，嫁给了市中心医院的一名医生，从此与我家断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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