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会议足足开了两天时间。
第519章 根据地有限整风运动
冀热察边区扩大会议上，边区党委会确定了三个事情。
一个是学习延安成立调查研究组。
魏红军担任组长，段成伟和牛河山担任副组长。调查研究组主要是冀热察边区地方政府当中推行，不是成立一个机构，而是一个学习组。
魏红军要求下面的地方政府要重视调查研究之风，别当城市老爷。
要求下面的干部，清楚熟练地掌握自己领域内的事情。任何一个政策的推行之前，都要先进性调，查研究，有了充分的依旧之后推行各项政策。
任何政策出现问题的时候，也要进行调查研究，看看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为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魏红军把主席的一些文章和延安整风文件拿出来，要求各级党委机关都要组织党员学习。
理论学习，统一思想。
第二个是关于地方政府的组建问题。
现在的各地党组织，或者说是党委会的建设其实是不完善的。不说地方政府，就是军队内的党委建设也是如此。因为抗战之后国共两党合作，所以开始还取消过政治委员制度。后来恢复之后，军队内是设立军政委员会，代替党委会的工作。但军政委员会毕竟不是党委会。
后来因为敌后作战的特殊性，所以各部队反而是慢慢的推行一元化领导。
也就是党政军一把手制度。
所以目前的各个根据地当中，军政一把手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很多事情上军事领导和政治领导两个人统一意见，那么就可以推行。甚至是根据地内部的很多人事调整，军事领导和政治领导两个人有了决定之后，就可以进行调整。现在部队的军政委员会，对于部队军政一把手约束力是比较差的。
很多人熟悉的党委集体领导之下的首长分工制，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才正式形成。为什么谭正是大将，除了他资历之外，还有一个标志性东西。
那就是1944年他提出来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也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谭正报告”。
这份报告在我军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高。
谭正在这份报告上，提出要“恢复古田决议的党的党代表会议制”的主张。就是要重新设立以前的党委会，进行党委集体领导。
军队如此，地方这个时候也是如此。
并没有非常完善的党委集体领导制。
魏红军经过这一次围台乡的事情，决定在冀热察边区地方政府实行党委集体领导制。这一次围台乡出这个问题，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党委集体领导失灵。魏红军准备更加积极的探索地方党委集体领导的方法。
第三，在各级地方机构当中设立流动办事处。
地方工作人员，要轮流进入流动办事处。流动办事处平时要积极下乡，给农村的农民讲解根据地新的政策，同时处理一些当地百姓的事情。
慢慢的让百姓习惯找政府办事情，而不是在乡下自己处理事情。农村的权力不能交给当地乡绅和宗族，而是要掌握在政府手中。
当然也是为了克服政府部门滋生的官僚主义。
让他们不要脱离群众，始终保持和群众的接触。
除了确定这三个事情之外，魏红军还以减租减息工作为突破口，在冀热察边区进行了一场小规模的整风。
力度当然是比不上延安那边。
主要是魏红军可不认为，自己有延安，有中央的掌控力。魏红军担心一旦开始大规模整风，自己又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很容易会出现一些过火的问题。特别是担心出现以前苏区肃反的事情。
当然这不仅仅是魏红军的担心，也是中央的担心。
所以才有主席的“一个不杀”之言。
魏红军也是同样的态度。魏红军对于犯错的党员干部有一整套自己的想法。错误不大的党员干部要积极检讨自己的错误，错误比较大的干部不仅需要检讨，得到大家的批评，还要深入的反思自己的问题。只有那些错误严重的党员干部，要暂时停止工作，去干部学校学习一段时间。
至于犯错的党员干部，如果只是思想错误、工作失误，最多对他们进行组织处罚。那些触犯边区律法的，除了组织措施，还要交给边区法院负责审判。
决不允许下面任何一级党委机构，随意的对犯错误的党员干部处以极刑。
魏红军主要整顿的是，根据地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整顿他们的工作作风。再次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党和政府要走“群众路线”。
主席早年的那本“反对本本主义”，再次成为和目前的整风材料一样重要的东西。
其实延安整风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要摆脱苏联对于中共的控制。不管是主席早年的“反对本本主义”，还是在整风运动当中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都是为了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响。
魏红军要求各级党员干部，都要加强调查研究，必须要坚定不移的走“群众路线”。
一边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一边推行减租减息工作。
要求大家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把政策灵活使用。对于热河农村的情况进行更加详细的调查研究，然后制定符合热河农村的减租减息方案。
除了整顿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和学风之外，还有就是整顿那些投奔过来的知识青年。
他们很多人小资产阶级作风太浓厚。
必须要批评改正。
魏红军亲自主抓减租减息工作之后，热河北部地区的减租减息工作推进的速度很快。特别是赤峰周围的农村，减租减息工作推进速度最慢。
除了因为赤峰的日伪军实力强大，主要是因为赤峰周围的这些农村地主，都是非常精明的主。他们在热河已经是见识过太多的势力。
以前的热河是真正的土匪遍地。因为奉军本身就是土匪武装改编的，后来汤玉麟过来担任热河省主席之后，更是大量收编了热河的土匪。因此热河的这些大地主，都和当地土匪是有干丝万缕联系。
热河抗战之后，日伪军占领了热河。这些热河大地主又开始和日伪军勾勾搭搭。有的是公开成为了汉奸，有的是羞羞答答的和日伪军合作。
不过能够熬到现在，甚至还没被八路军完全清算的，那都是一个比一个精明的主。既没有成为完全的地主，所以没被八路军当成是汉奸清算。同样在没有成为汉奸的情况之下，还能够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保住了家业。这些人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八路军这边派出的工作队，很多人农村工作的经验也非常丰富。但他们和这些地主一交手，就完全不是对手。他们有的是手段，真正明白如何以柔克刚，明白如何对付八路军工作组。
魏红军到了之后，就没有工作组那么好说话。
魏红军对于那些曾经和日伪军勾勾搭搭的地主可没有工作组那么客气。工作组的指导方针的确是出了一些问题。还是那句话，中央的一些思想分歧，还是严重影响了八路军下面的工作。“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种观点，在中央都不算是少数意见，也不仅仅是留苏派领导支持。很多中央领导和下面军区领导也支持这样的观点。
他们都担心如果和国民党闹得太难堪，会不会影响抗日。这些领导觉得抗日是一切，为了这个可以在不少方面进行妥协。这种观点对于八路军、新四军这边最大的影响就是，让他们不敢放手发展。
虽然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了王铭的右倾投降主义，支持主席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但这种思想不是一次会议就能够解决的。
目前热河减租减息出现的也是这方面的问题。
在察哈尔的时候，特别是张家口以南地区的减租减息工作，八纵采取的是和当地有名望的开明绅士合作的方式。效果应该说非常不错。
但到了热河，依旧保持这种工作方式，那就是典型不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热河有个屁的开明绅士。
早在汤玉麟担任热河省主席的时候，这里就是土的天下。真正有良心的地主，都被士豪劣绅驱逐、吞并。后来汤玉麟跑了，热河就成为了日本人的地盘。被日伪军统治十来年时间，哪里还有什么开明绅士。
有些地主八路军之所以没有当汉奸处理，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公开的成为汉奸。但如果认真说起来，那些大地主有几个和日伪军没有关系。就算没有在伪政权任职，但都和日伪军是有过合作的。
但工作组竟然寄希望于这些人支持八路军的减租减息工作，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特别是现在八路军和日伪军在热河进行拉锯战，谁能够胜利还不好说。这些聪明的地主，怎么可能这个时候完全投奔八路军。
魏红军来到农村尊点，第一个做的就是宣传。
把所有农村的农民聚集在一起，用最简单的话，用农民能够听懂的话告诉他们八路军要进行减租减息。在农村推行减租减息，主力应该就是当地的农民。
至于那些农村地主，只要接受就可以。
因为八路军推行的减租减息，是重庆和延安合作制定的政策。认真说起来并不需要和农村地主商量。之前之所以和开明绅士合作，那是为了减少减租减息的阻力。
热河的斗争形势这么严峻，现在每天都在打仗，魏红军哪里有时间慢慢的和那些热河地主磨牙。所以魏红军是快刀斩乱麻，就是让工作组广而告之。让热河所有农村农民都知道八路军要在热河推进减租减息工作。
那些想要研究“专业”、“高雅”艺术的剧团经过一系列整顿之后，全都派到各个农村表演。魏红军并没有因为他们是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是浪漫的文艺青年，就对他们特殊对待。既然来到了军队，加入了部队的剧团剧社，那就是战士。第一个要学习的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
他们的工作很简单。
魏红军不需要他们所谓的“艺术”。
只需要他们老老实实的把魏红军定好的故事给老百姓演就可以。那些故事都是之前剧社工作人员，根据军队“诉苦运动”的战士们的故事改编的。
就跟“白毛女”当年引起的轰动一样。
那些发生在农村的悲惨故事，这个年代多的数不胜数。
甚至有些老百姓都习惯这种生活。在很多农民看来，他们生来就是这样的，这就是命运。毕竟他们祖祖辈辈就是这么生活的。命运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才有一句话叫认命。但魏红军就是要用这些剧社，告诉百姓这种生活不正常。所谓的命运，是可以打破的。现在八路军推行的减租减息工作，就是为了杜绝这种悲惨事情的发生，就是为了慢慢的改变广大农民的命运。
效果是非常好的。
这个年代的娱乐生活很遗乏。
有剧社来农村表演，农村百姓不知道多高兴。
而看完之后，他们更是感同身受。因为他们演的东西，就是现在农村百姓真实的写照。所以很多农民也开始思考，他们真的能够跟剧社演的故事那样，最后迎来光明吗？
不管能不能迎来光明，农民对于减租减息工作的热情是彻底被点燃。
消息传递速度也不慢。热河北部地区的农民，很多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如果只是跟他们说减租减息，他们未必听得懂。包括政策文件，都是专业术语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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