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红军道：“关于农村土地，我在提出土改三阶段的时候，就有了整体的想法，也给中央提出过这方面的意见。那就是农村土地大方面上是隶属于国家，农村土地就是国家土地。如果更具体一点应该隶属于集体，也就是农村集体。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土地政策。因为只有明确农村土地隶属于集体、国家，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土地政策。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可以按照情况，根据人口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
也可以按照需要，把土地集中起来，实行集体制。
不管是任何一项政策，前提就是农村土地必须要掌握在国家手中。要是没有这个前提，那么国家任何一次的土地政策，都是没有根据的。这是农村土地的情况，城市土地的情况情比农村更加复杂。
关于土地政策方面的，魏红军和聂帅，以及土改工作委员会的很多干部都交流过意见。
大家在这方面有了一定的共识。
其实早在土改的时候，就已经有干部提出了这样的提议。那就是农村土地所有权直接隶属于国家，只有这样才能够名正言顺的进行土改。只不过当时情况不合适，所以魏红军没有采纳。可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个问题必须要讨论，必须要有一个结果。
现在随着华北解放区越来越稳定，华北解放区有些地方，特别是察哈尔、绥远、晋北一带有些农村开始进行土改第二阶段。这一次土改是全员都参加。
中农也参加土改。
千什么？
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士地。
对于有些地方自发性的进行土改第二阶段，魏红军并没有强硬的阻止。相反派出工作人员去观察这些地方的土改。只要没有出现混乱，出现太极端的情况，魏红军是不会干涉的。魏红军的要求很简单，那就是进行土改第二阶段的时候，绝对不能选择农忙季节，这是铁律。
等平津战役和太原战役结束，华北局土改工作委员会肯定也会推进土改第二阶段。这些先进行土改第二阶段的农村，会给土改工作带来很多新的经验。
而晋南一带和怀来等地，一直在推行小集体模式。算是土改的另类尝试。
农村士地的问题，有聂帅的支持，有土改的成绩，魏红军并不是很担心。只要新中国成立，就可以彻底解决农村土地的所有权问题。
农村土地隶属于集体。
但城市土地呢？
这个问题很复杂。
城市土地有国民政府控制的土地，有官僚资本控制的土地，有民族资本控制的土地，更有广大市民控制的土地。除了城内之外，还有很多在城市周围私盖的房屋土地。
新中国成立，总不能说那些私盖的房子都是非法的。毕竟这些都是穷人，他们在城市当中无法盖房子，只能是在外面盖房子住。你还能让他们都滚蛋？
还是需要好好地安置他们。
可以说城市的土地问题，比农村土地问题更严重。
但这个必须要解决。你要是不解决城市土地的所有权问题，那么以后有的是扯皮的事情。历史上新中国对于城市土地的国有化，是经过了很漫长的时间。没收国民政府的土地，没收官僚资本的士地，对民族资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用这种方法推进国有化进程。
一直到改开之后的1982年，才彻底从法律上确定城市土地所有权在国家。因为这个时候土地矛盾太严重。不仅仅城市土地矛盾严重，农村土地的矛盾也越来越严重。所以才有了1982年宪法当中对于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所有权的明确规定。
但这个时候很多矛盾已经非常尖锐。
所以具体实施当中妥协也不少。其实现在的情况更有利，毕竟目前是战争年代，很多政策更加容易推进。而且现在的利益阶层，是新中国要打倒的对象，政策的阻力虽然不小，但完全可以推过去。
等到三十年之后，新的利益阶层那都是党内的大佬人物，就是党内的当权派。阻力远远超过现在。
“城市土地？”
周彬没有立即说话。
而是在思考。因为关于城市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周彬是没有考虑过的。周彬这段时间一直在考虑的是，新中国金融问题之外，如何在稳住资本家的同时，慢慢的解决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的问题。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怎么分？
主要是以占不占有生产资料来区分。
周彬考虑的是，让那些资本家慢慢的放弃手中的生产资料，成为无产阶级的一份子。只要资本家手中没有了生产资料，那么他们就算比无产阶级富裕，但他们依旧属于无产阶级。只不过是富裕的无产阶级。
进入新世纪之后，出来了一个新的名词，叫中产阶级。
其实这就是一个妥协的名词。
所谓的中产阶级，只不过是富裕的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的无产不是没钱的阶级，而是没有生产资料的阶级。或者说中产阶级只是一个经济上范畴的阶级，而不是政治范畴的阶级。
光是这个工作就让周彬很是头疼。
但现在魏红军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魏红军看周彬思考，所以继续道：“等新中国成立，发展工业是必须的事情。但只要发展工业，城市人口就会增加。增加的人口要盖房子，需要占据城市土地。
工厂要发展，肯定也要占城市土地。如果城市土地没有一个明确的所有权，那么发展的时候，会出现很多问题。只有明确了城市土地的所有权，以后工业化的过程当中，才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最好的办法是，彻底确定城市土地为国家所有权的土地。”
周彬很认真的听魏红军的话。然后道：“红军，你有没有想过，目前城市很多百姓都是有自己房子的，那就有自己的土地。我们要是把所有的城市土地归为国家土地，那么这些百姓要怎么办？难道说一夜之间他们的土地就不属于自己，一旦发生大动乱，到时候怎么办？这可不是小事情。
“我们可以把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
“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
周彬一直在思考。
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这个周彬还真是没有想过。不过魏红军这个提议倒是很有操作性。不过这个东西毕竟牵涉太大，属于是一个大问题。周彬需要回去好好想想。所以道：“红军，说实话这方面我没有考虑过。你说的这些我记录下来，我回去好好考虑一下。”
魏红军点头。
周彬是华北局副书记，目前负责华北联合政务委员会经济工作。等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最少也会是政务院的部长级别。甚至只要问题不大，很容易成为负责经济、金融方面的副总理级别干部。
所以这些问题就该是他要考虑的。
魏红军继续道：“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的所有权，是一个大的问题。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小的所有权问题。我举一个例子，就像是怀来县。如 果怀来县下面的区政府和农村联合成立了一个榨油厂，区政府出钱了，村里面也出钱了。大家成立了榨油厂之后，我想问问榨油厂的所有权问题。榨油厂是属于区里的，还是属于村里的？榨油厂如果挣钱了，利润是属于区里的，还是村里的？”
周彬很快道：“这就要看性质。”
关于经济问题，周彬是行家。
所以立马道：“如果是区里和村里，联合出资建设了榨油厂，那么这个榨油厂就有区里的股份，也有村里的股份。如果区里只是支援村里建设，那么这个就和区里没有关系，应该是隶属于村里的工厂。
股份制这个东西，在中国并不是改开之后出现的新产物。
不说中国明清开始的那些商人，民国时期的商人，就是中共也早就玩股份制公司。在苏区的时候，就有很多股份制企业。包括历史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那也不是说把那些公司企业直接改为国营企业，直接吞并。而是给原来的资本家保留股份，每年都会给他们干股红利。
所以股份制这个东西不算是什么新鲜的东西。
周彬在苏区的时候，对于股份制这种企业非常熟悉。
所以不假思索的说了出来。
魏红军道：“就是这个。在确定商业政策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于这些东西，在政策上做出一个论断。比如明确什么是股份制，股份制企业是怎么运行的？股份制企业的利润要怎么处理？在政策上怎么监督股份制企业？除了我说的政府机构之间的股份制，还有公私合营的股份制，也有私人股份制，各有各的不同。我想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的党员干部，对于这些都不了解。除了股份制公司，我们还有各种不同情况的公司，我们是不是要对他们都制定一个明确的概念。不同公司有不同公司的管理模式，那么我们对他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有不同的管理。”
周彬把魏红军的话都写在本子上。
新中国后来其实有大量的类似股份制的企业。
有县里和村里合作的企业，也有一些村和村之间的合作企业。只不过因为当时没有这方面的政策规定，所以大家不知道这是股份制企业而已。更是因为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所有权不明确，结果各种扯皮的事情一抓一大把。
上级机构认为都是集体企业，那就是区里的企业。村里认为我们也出钱了，凭什么你一句话就说这是区里的企业。这就是所有权不明确带来的红纷。
这种所有权的不明确，最后伤害的就是基层干部的积极性。
他们好不容易干出成绩，上面一句话就把这些好东西都划拉走。
魏红军继续道：“其实明确这个所有权，主要是分辨各个不同的集体企业。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所有权问题，那么集体企业就会受到打击。是县里的集体企业，那就是县里的集体企业。村里的集体企业，那就是村里的集体企业。有了明确的所有权之后，各级部门就不能随意的改变所有权。就算是想要改变所有权，也应该按照不同的所有权，进行一定的补偿。就像是村里的榨油厂做好了，县里想要把这个榨油厂拿走。那么县里必须要给村里足够的补偿，因为榨油厂的所有权就是村里，而不是县里。”
调动基层干部的主观能动性。
就要给他们足够的舞台和利益，当然也要有足够的监督。
明确这些集体企业的所有权，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新中国成立之后，各种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会雨后春笋一样的出现。如果不明确他们的所有权，会严重损害这些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利益。
“嗯。”
周彬很高兴这一次能够过来和魏红军谈谈。
出台一个商业政策倒是没那么困难。但围绕着商业政策，涉及到的东西却很多。魏红军提出的这些问题，对于周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先把一些经济上的问题确定下来，然后制定相关的商业政策。
“对。”
第711章 震慢
榆林。
傅作义、邓宝山、陈长捷他们几个人都在。
脸色都难看。
作义看着董启武道：“是我对不起你。”
傅作义面对董启武很是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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