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他们都反对农村土地可以自由买卖。
关于农村土地自由买卖的事情，不仅仅是华北局、东北局的农村干部反对。就连中原局和华东局过来的不少农村干部也是有异议。这些农村干部，不管原来的出身是什么。做了这么多年的农村工作，比谁都明白，一旦放开农村土地买卖。到时候用不了几年时间，农村一定会大批量的出现新地主。这是母庸置疑的事情。正因为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才反对农村土地自由买卖。
魏红军明白现在自己必须要发声。
关于农村士地所有权的问题是自己的提案，如果自己这个时候不冲锋，别人怎么看自己。虽然目前的土地法大纲是修养同志起草的，彭珍这些党内大佬支持。但魏红军知道，自己该表态必须要表态。只有这样支持自己提案的那些干部才会跟随自己。历史上有些干部就是因为碰到问题的时候不敢上前，想要明哲保身，导致很多支持他的干部对他失望。最后的结果不敢说是众叛亲离，但需要的时候没有干部愿意声援他。
再说魏红军也有一些不满。
本来之前华北土改，有些人整的就很“左”
可是现在革命胜利在即，有些人反而又开始“右”
开始和一些势力妥协。政策上如此左右摇摆怎么可以。所以魏红军开口道：“土改进入第二阶段，的确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现在的农村土改出现了一种很不好的倾向，那就是绝对平均主义。他们希望把，农村的一切东西都平均分配。这个不仅仅是包括土地这样的农村生产资料，甚至包括一些个人资产。
这种倾向之下，某些农村就发生了不少冲突。因为他们除了要分富农地主的个人财产之外，还要分中农的个人财产。这种做法严重影响了中农的利益受到了他们的抵制。也包括在土改第一阶段获得士地，这两年有了一定积蓄的家庭也不满这种情况。
这段时间发生的这些事情，直接影响很多农民勤劳致富的热情。因为他们担心会再次出现这种事情。
这样他们勤劳致富，揽下家底也有可能被分走的危险。”
“所以这一次会议，出台一些保护个人资产的条款是必须的。除了富农地主的个人浮财，其他中，农的个人财产就是属于个人的。我们要明确这方面的所有权。只有告诉我们的农民，他们的个人财，产，国家法律是保护的。这样才能够充分的调动农民勤劳致富的热情。
魏红军对于这一次全国土地会议当中，开始讨论个人财产是很支持的。
只有这方面的所有权明确，才能够激发农民的致富热情。农村绝对平均主义是必须要反对的。主席早在苏区的时候，就对于这些现象进行过批判。
可是兜兜转转，过了十多年时间，当年在苏区发生的过的事情，再次在解放区发生。所以魏红军非常同意“土地法大纲”有关于个人财产的问题。
“但个人财产是个人财产，土地是土地，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个人财产是个人所有的财产，而土地是农村生产资料。彭珍同志刚刚批评农村平均主义是正确的，但这个仅限于个人资产的问题不应该包含土地这样的生产资料。我坚决反对农村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我就问一句：如果我们允许农村土地自由买卖，几年之后农村土地再次开始集中起来，开始出现新的一批地主。到时候我们要怎么对待这些新地主？怎么定义这些新地主？
“是要放任不管吗？如果放任不管，那么和士改之前的农村又有什么区别？农村的生产关系有什么改变？农村依旧是地主阶级控制农村土地，农村依旧是封建土地制度。这个和我们革命的目的相悖。如果要管的话，是要按照土改的方法，再次处理这些新地主吗？我们再次定义这些新地主是剥削阶级？要再次打倒他们？但我们以什么名义处理他们？以什么名义打倒他们？以什么名义重新进行士改？如果我们就因为他们是新地主的名义，处理那些富裕起来的农民，那么我们的农民谁敢富裕起来？富裕起来，你就打倒？”
魏红军不明白。
为什么革命的时候，有些干部采取的手段那么“左”，好像不“左”就不是革命者一样。那个时候他们恨不得把一切都要打倒在地，而且还要踩上两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好像革命就是把一切非革命的东西都要灭掉。
可是现在革命胜利越来越近，他们又要进行妥协。而且妥协的力度很大。
在魏红军看来这就是典型的分不清主次矛盾。
打仗的时候，战争是主要的。为了战争的胜利，进行些许的妥协是应该的。这个时候的政策绝对不能“左”，因为“左”的政策，很容易把中间派推到敌人那边。所以魏红军才会提出土改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这种分类。主要目的就是稳住农村的中间派，人数不菲的中农阶级。
可是等到革命快胜利的时候，主要矛盾正处于转移当中。
很多打仗的时候，不好处理的问题，这个时候完全可以处理。很多战争年代看起来“左”的事情，这个阶段反而是正适合的。
魏红军的问题一出来，直接打击彭珍他们的观点。
你现在妥协，看起来农村风平浪静。可是要过几年农村出现问题，到时候要怎么处理。如果不处理，那么大家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要是处理，你以什么名义处理？
你自己土改分土地，你自己允许大家土地买卖。有的人在这样的政策之下成为了新地主，你又说他们是农村剥削阶级？
那么农村谁还敢致富？农村百姓怎么信任新政府？
这个问题魏红军早早地就跟华北局干部做过讨论。
所以里面的问题，魏红军比谁都清楚。驳斥了彭珍之后，魏红军接着道：“我们有些政策，是应该留有一些余地。就像是大同煤矿，战争年代受到，了很多破坏。目前大同十三个矿井一年的年产量在60万吨到80万吨。我们给大同煤矿下达指标的时候，就不能强硬规定他们必须要完成80万吨。而是应该给他们留有余地，制定60万吨、70万吨的指标。”
“但有些政策不一样，不能跟这些指标一样留有伸缩余地。因为有些东西必须要明确，一是一，二是二，不能有模糊的空间。因为一旦模糊下面的干部就不知道要怎么做才好。包括一些政策的制定，我们要考虑以后的问题。为了防止农村出现新地主，导致我们未来的农村政策左右为难，农村土地买卖必须要禁止。这也是当初制定土改，不允许土改土地进行买卖、典当、出租的原因。”
“可是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土改之后，农村地都归个人所有。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禁止他们进行买卖、典当、出租。当初士改的时候，我们也只是临时性的禁止土地买卖、典当、出租。可是现，在我们要推出的是“土地法大纲”。这很有可能就是新中国的“土地法”。我们在法律问题上必须要有根有据，要让人信服。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在 所有权问题上，土地所有权必须要归属国家，归属村集体。这样我们才有正当的名义禁止农村土地的买卖。”
魏红军一开口，没有什么模糊地带。
魏红军的意思一直都很明确。
农村土地千万不能进行买卖、典当、出租。最起码现阶段，这些都是不允许的。这就是魏红军“土地法”的核心，农村不能出现新地主。
这是底线。
而这个底线衍生出来的，就是土地所有权问题。
还是那句话。
如果土地分给了个人，所有权都隶属于个人。
那么政府以什么名义，禁止他们进行土地买卖。我的土地，我想怎么做，难道还需要政府管。
这就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政府制定的法律，政府发布的文件，都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政府以什么名义禁止这些？
就是从所有权问题上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魏红军同志说的对。”
高刚立马高声道：“我们的政策，不能是拍脑袋就想出来的。而是政策本身要符合现实，同时不同政策之间不能出现矛盾。我们的土地法就是如此。我们坚决反对土地买卖，我们绝对不能允许农村出现新地主。但是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要有政策上的依据，而不是政府想要出台什么政策就随便出台什么政策。而这个依据就是土地的所有权应该归属国家。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足够的依据，禁止农村土地买卖。”
高刚很骄傲。
虽然他是从贫睿的陕北走出来的干部。但高刚这两年在东北的经历，让他是越发的自信。高刚在东北主持土改工作大获成功，东北农村的粮食产量一直在提高，东北农民一批一批的参加部队。就是城市工作，高刚也不觉得自己比彭珍做得差。在恢复东北工厂正常生产的问题上，高刚负责的几个城市表现，远比彭珍出色。高刚负责的几个城市工厂，短时间之内都恢复了正常生产。反而是彭珍负责的长春等地，都已经两年时间，还在互相扯皮阶段。
这都让高刚越来越自信。
所以面对彭珍这个书记处候补书记，高刚丝不。甚至还暗暗地“内涵”一下，土地法大纲有些条款是某些领导拍脑袋想出的政策。
修养同志看到现在的情况，只能是道：“那么这个条款就先放下。等我们充分商量之后再确定。”
修养同志是真没有想到。
自己亲自主持这一次的全国土地会议的情况之下，他亲自起草的“土地法大纲”竟然受到了这么多地方同志的反对。而且都是地方局的大干部。如果早知道是这种情况，在会议之前他肯定会先跟这些地方局干部交流一下意见。也不至于开会当中变得如此的尴尬。
所以只能是先搁置这个条款。
主席列席会议，没有对这个争论做什么表态。
魏红军站起来道：“这是一次土地会议，也是一次农村工作会议。我想在这里讲一讲关于农业的事情。
第731章 农业发展三要素
“从抗战时期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始，我的工作主要在农村根据地的建设上。经过这些年对于农村、农业的认识，我对于农业发展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今天来这里的都是从事多年农村工作的同志们，我相信大家对于农业都有自己的看法。这样的会议场合很宝贵，那我就先抛砖引玉。
魏红军对于农业发展的确是有很多自己的看法。
之前党的主要任务是武装斗争，所以这么多农村干部聚在一起的机会是非常稀少的。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这样的机会，土地法大纲大部分条款大家讨论的也差不多了。接下来就要讨论农业发展问题，魏红军当然也是要畅所欲言。
这里面一大半人，未来还是要和农村打交道。
可以说这是最好的机会。
“经过我多年的观察，我认为想要增加农村粮食产量，除了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之外，主要是三方面的因素。分别为农田建设，种子问题，肥料问，题。这三个因素，直接影响粮食产量。”
很多干部听到魏红军谈具体问题，都来了精神。
华北局和东北局的干部不用说。华北局这边是魏红军的基本盘。魏红军一手负责晋察冀土改工作，后来更是担任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分管农业工作。现在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同样担任副主席，依旧是分管农业工作。因此华北局这边的农业干部，魏红军都熟悉。
东北局那边的干部很多也是从晋察冀过去的，所以他们也熟悉魏红军。就是来自中原局和华东局的干部，对于魏红军的大名都是如雷贯耳。
都知道魏红军是土改的标志性干部。
所以他们也很都想听听魏红军对于农业的看法。
中共的很多干部，虽然不敢说都是大公无私的圣人。但目前来说，大部分人还没有考虑那么多革命胜利之后排排坐分果果的事情，更多干部还是门心思的考虑国家建设问题。
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农村问题是重中之重。
中国又是人口大国，吃饭问题也是最核心的问题。
如何保证这么多人口吃饭，是摆在中共面前的一个大问题。所以能够提高粮食产量的事情，大家都关注。就是主席也坐直了身子，想要听听魏红军的想法。
主席本身就是农民出身。
又多年在农村革命，所以对于农村的事情还是相当熟悉。
魏红军道：“先说说农田建设。好的耕地和劣的耕地之间粮食产量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而且自古以来农业都是靠天吃天饭的行业。干旱、洪水、病虫害，以及温度变化，都严重影响粮食产量。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避免我们的农业靠天吃饭那就要积极进行农田建设。农田建设包括很多方面，最基础的一个就是水利建设。所以自古以来地，方官员考核当中，兴修水利是重要一项。水利建设发展好了，不仅可以增加耕地面积，还能够提高耕地质量，以此来提高粮食产量。绥西地区一直以来都是人少地贫的地方，傅作义在抗战期间能够在绥西地区保障部队后勤，提高绥西百姓的生活水平。
就是靠着在绥西地区兴修水利，增加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现在我国有很多地区，干旱严重、水患严重。可是只要我们能够在这些地区进行水利建设，可以给国家增加几千万亩、上亿亩的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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