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是这个退休政策。
你要是晚十年提出来，不知道反对意见会有多大。毕竟那个时候多少开国功臣的年龄在五六十岁左右，退休政策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利益。
现在就很好。
反对力量不大。
所以会议通过了董毕五的这项提议。当然这只是党内的决议，但还不算是正式文件。因为他只能约束党员干部。想要约束所有的政府工作人员，还需要在政协会议上通过。以后就是要在人大会议上通过。
不过既然在党的会议上已经通过，不管是政协会议还是人大会议，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党应该明确，党员能否进行剥削。”
第754章 团结的会议
华北局这边的提议，主要是关于政权建设的正规化问题。
党的会议的正规化，组织建设的正规化，党员干部退休制度的正规化，聂帅还提议法律方面的正规化。聂帅的提议是，虽然目前各项法律还不完善，但中央应该出台各方面律法。先要有大的架构，然后法制委员会继续完善各项律法。
完善一项，就填补一项。
不需要等全都完善再出台律法。
目前华北局这边，算是全国律法方面最完善的地方。而且中央政府的部门，大部分都是直接升级华北人民政府各部门的。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大家同意聂帅的提议。
不过法律问题，不是党的会议讨论的事情。党的会议上有了决议之后，具体还需要在政协会议上通过。
等华北局这边轮番有了提案之后，高刚开口。
“中央应该坚定信念，某些同志不能动摇共产主义信念。党应该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明确的表态。中央应该明确，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绝对不能在剥削的问题上出现动摇。
他这么一开口，本来气氛还不错的会议，再次陷入了凝重。
因为这是一桩公案。
在全国农村会议之后，中央和东北局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特别是党员能否进行剥削的问题上，双方的分歧尤其严重。甚至严重到什么地步。
修养同志主持的财经会议上，东北局常委张秀善甚至拍了桌子。
修养同志批评东北局，在经济工作问题上犯了“教条主义”和“左”的错误。教条主义是批评东北局在富农党员问题上搞一刀切，甚至做出开除一些富农党员的决定，表示“党员不能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修养同志认为当前主要是发展生产，党员要带头，不要怕雇工，不要怕变成富农。
至于“左”的错误，修养同志批评的是东北局对于城市的改造。
高刚在东北采取的是，把日伪满留下的工矿企业直接收归国有，对私人资本经济进行限制、利用、改造。但修养同志认为，高刚的做法影响了东北私人经济的发展，这不符合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经济。
张秀善也是陕北出来的干部。
这可是带兵打过仗的干部。高刚在东北工作作风强势，林峰都避其锋芒。但张秀善却是敢于当面驳斥高刚的存在。包括“富农党”的问题上，张秀善也反对高刚一刀切的办法，以至于两个人在东北局会议上吵过。不过最终张秀善还是接受了高刚的意见，认为目前阶段党员不应该做出“剥削”的行为。
结果张秀善这个脾气带到了会议当中，面对修养同志都拍了桌子。
认为这种批评太过分。
谁也没有想到，高刚把这种工作上的分歧带到了七届二中会议当中。
“高刚同志，这些具体的问题，应该在以后的工作会议上解决。
彭珍很是不满意高刚在党的会议上发难。
七届二中会议，大家都很期待。
因为临近革命胜利。
就像七大会议，是抗战快要结束的时候。除了政策的制定，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排排坐分果果。七大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选举，很多都是抗战成绩的肯定。
那么七届二中会议也不例外。
除了制定接下来党的工作之外，也会是一次分果实的会议。
这个时候高刚跳出来，把好好地一次会议，弄得乌七八糟。彭珍甚至看向了陈运，担心这背后还有陈运的手笔。目前的中央当中，陈运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财经委员会的负责人。在中央的地位，除了五大书记，就是陈运。而且现在党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当中，陈运就是在这方面最出色的一名干部之一。他会不会生出了一些不该有的想法？
可是彭珍这么一说，立马激怒了一个人。
“彭珍同志，党的会议上大家畅所欲言，这是党给大家的权力。是什么就是什么，实事求是的反映问题，是共产党人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回避矛盾，避而不谈，混淆矛盾。珍同志同在东北犯了错误，修养同志来信只是让我们搞好团结，至于批评一点都没有。这是典型的宗派主义。东北局只是希望在剥削问题上，中央可以明确态度，某些同志们不要动摇共产主义信仰。彭珍同志又何必不让同志们说话。”
张文天开口那就是石破天惊。
魏红军也非常惊。
魏红军不熟悉张文天，但知道张文天号称是“党内理论家”，平时风度翩。谁能够想到张文天这么刚，而且丝毫不顾虑场合。
而且说的很重。
比高刚更重。高刚虽然发难，但也知道这是什么会议，因此并没有点名批评。
可是张文天却是直接批评修养同志搞“宗派主义”。
当然张文天这种不满不是一天两天。高刚和张文天，包括林帅他们在东北和彭珍之间工作分歧大，矛盾也大。甚至大家一度到了不相见的地步各自只负责各自的工作。正因为矛盾太大，惊动了中央好几次。但每次中央回信，都是要求东北局搞好团结。至于其他问题一律避过。这个和高刚、张文天他们想要的完全不一样。
特别是关于彭珍的问题，修养同志都是回避，从来没有批评。
正好七届二中会议召开。
张文天发泄了不满。直接批评修养同志搞“宗派主义”。
难怪张文天的官是越做越小。从中央苏区时候的核心领导之一，到遵义会议之后成为党的负责人，在延安再次成为核心领导之一。等到七大只是政治局委员，八大的时候成为了政治局候补委员。
这种脾气，看不出丝毫的政治智慧。
书生气十足。
毕竟中共五大书记的格局已经形成。而且这几年五大书记之间配合默契。修养同志就算在有些问题上出现过错误，但整体来说依旧是一名非常出色的领导干部。
这几年负责中央工作，成绩还是很出色的。能力还是得到了很多干部的承认。
主席的报告已经明确，接下来党的任务就要转向。从军事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从农村转到城市。
在五大书记当中，修养同志是重点负责经济建设的干部。也就是说五大书记当中修养同志的分量会进一步加强。
这个时候张文天在党的会议上，而且不是一般的会议，是在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各个地方中央局主要干部都参加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如此批评修养同志，真的是不明智的。当然张文天不明智，修养同志的威望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这一下大家更是面面相靓。
陈运坐立不安。
彭珍、高刚、张文天都是东北局出来的干部。
而且在东北的时候，陈运和高刚、张文天他们更亲近一些。现在很多人的目光都让陈运知道，自己被架了起来。
所以陈运道：“党员能不能剥削，的确是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原则上党员是不应该剥削的，因为这违背我们革命的目的。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革命还没有胜利，全国的战争也没有结束。很多新解放区问题更是严重。现在的中国正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因此情况复杂，中央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
陈运说完之后，彭珍、高刚、张文天都不满意。因为这说了和没说没什么区别，根本没有明确的主张。
所以他们也立马把目光从陈运身上调开。而且他们三个人也习惯了。在东北局的时候，一旦高刚和彭珍发生分歧，陈运都这样，不会给出一个明确的判断。
魏红军看到修养同志和东北局之间关于“富农党”的问题已经到了如此尖锐的地步，明白他们之间以后肯定会出现大问题。
其实早在土改早期的时候，魏红军就提出过关于“富农党”的问题。可是很显然革命胜利在即，大家对于经济建设的分歧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弥合的。
修养同志有他的政治理念，东北局高刚他们也有他们的想法。
他们都不想退一步。
因为这个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富农党”的问题。这个涉及到后面一系列的经济政策。不管是修养同志，还是高刚同志，都是有自己政治理念的政治任务，所以都不想在这个问题上退让。他们的争论，不是为了争口气，而是因为后面一系列的经济政策都和“富农党”的立场是分不开关系的。
修养同志更支持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认为现在的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高刚同志支持优先发展重工业，因为高刚看到了苏联迅速从农业国转为工业国的历史。而他们这样的经济政策背后，离不开农村经济政策的支持。这其实也是路线问题。
战争年代如何判断敌我力量，如何打仗是路线问题。和平年代如何选择经济政策，其实也是路线问题。修养同志和高刚同志之间的矛盾，有一些个人恩怨，可能还掺杂着一些“争权夺利”，但更多的问题还是关于经济建设方面的路线问题。这才是他们谁也不愿意后退的原因。
因为一旦在这个问题上撤退一步，那就要抛弃他们各自的经济路线。
所以关于“富农党”的问题，双方你来我往隔空打了口水仗还不够，在党的会议上再次尖锐对决。
魏红军无奈。
魏红军是没想到七届二中会议上，竟然还发生这种事情。
目前的局面，自己开口，好像是和高刚联合挤兑修养同志一样。目前虽然华中局看起来实力最强，但真正实力雄厚的还是东北局和华北局。因为华中局目前就是大杂烩，而且分为华中局直属和华南分局、东南分局三分天下。正因为东北局和华北局强大，而且这段时间双方合作频繁，魏红军更是要避嫌。魏红军和高刚如果走动密切，很容易让人以为东北局和华北局联合起来。但魏红军知道，有些原则问题上绝对不能让步，该表态的时候还是要表态。
新中国早期，一定要发展重工业，这是农业国走向工业国必须要经过的一步。而且中国是大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国防工业。但国防工业的发展，更是离不开重工业的发展。当然也不能和苏联一样走火入魔，只知道发展重工业。而早期发展重工业，没有资本积累的新中国，必须要把城市、农村联合起来，动员大家一起参与新中国建设。国家穷的叮当响，如何动员广大百姓出钱出力，为新中国建设付出。物质奖励新中国没钱，只能是靠精神奖励。
但你凭什么可以完成精神奖励？
老百姓又不是傻子，你喊几句口号他们就跟着 你？魏红军是亲身经历过根据地建设的干部。所以比谁都明白，你要让老百姓信服，自己本身就要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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