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红军主持召开全国土改工作会议之前，各个地方局先一步召开自己的土改工作会议。
等他们开完会议，再来北京召开全国土改会议。
武汉，中南局。
中南局第二书记，负责中南局土改工作的邓志辉主持召开中南局土改工作会议。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七个省份的土改领导人都来到了会议。
“同志们，目前我们中南局的土改工作进行的很是一：般，和中央的要求相差甚远。”
邓志辉开会根本没有客气。
他都已经急的嘴角满是泡。
因为现在中央的命令是明确的，那就是1948年必须要完成土改。如果说之前中央还是跟各地方中央局、地方大区商量，希望年内各地方中央局和地方大区完成土改。
当时很多地方中央局和地方大区表示自己这边问题多，希望中央能够多给一点时间。
中央也理解那些新解放区的特殊性，所以也没有太过于强逼。
但现在不一样。
随着中苏两国谈判，苏联要支援中国的工业建设开始，中央是绝对不能允许土改工作拖拖拉拉。因为接下来的工业建设，需要全国统筹安排。
而土改是基础。
政府必须要掌控农村。
所以主席在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和各地方局发了电报，要求1948年必须要完成土改工作。
随着主席的电报过来，中央的态度开始变得强硬，各个地方局也无法讨价还价。当然中央也会考虑一些特殊地方，就像是新疆、西藏这些地方，中央还是会给一定的时间。
邓志辉为什么着急。
就是因为中南局的土改进行的非常不顺利。
不仅仅是广东有问题，其他省份也有问题。
中南局目前土改工作进行的最顺利的，当属大量华北干部南下的江西和福建。但就算是江西和福和建，目前的土改工作进行的也有不少问题。
这让邓志辉很是不满意。
所以这一次召开土改会议，他也完全不客气，直接道：“中央的命令很明确，今年之内各省必须要完成土改工作。关于这一点大家必须要明确，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邓书记，土改也不是说下命令就可以的。”
湖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负责湖南土改的楚河开口。
因为楚河在这些负责各省土改工作的干部当中资历最深，级别最高。西北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出身，还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参加过南昌起义，也是36年写了保证书，走出监狱的61个人之一。
参与组织领导冀东大暴动。
之后因为部队归属八纵，才开始成为八纵的干部。
这些年跟着部队南征北战。
目前担任15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还是湖南省委副书记，湖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土改委员会主任。
“就说说我们湖南，解放的时候没怎么打过仗。大部分地区都是在我军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之下选择了投降。湖南广大的商人地主也选择支持解放。因此留用了大批旧政权的人员。现在要土改，很多都涉及到这些旧政权的留用人员。很多工作想要进行下去，会有很多掣肘。
楚河说出了湖南的问题。
程前选择起义，有好处，也有坏处。
好处是很明显。
程前选择起义之后，湖南的主力部队都选择起义或者投降。至于那些地方民团之类的，战斗力都非常弱。因此在大军所到之处几乎轻松评定。
看起来很简单。
但坏处也是显而易见。
太多起义和投降的人，只能是留用他们。
结果呢？后面很多工作就出了问题。
邓志辉听楚河的解释，并没有感到欣慰，反而是更加恼怒，道：“楚河同志，你要记住一点。土改是你们在负责，而不是那些留用的工作人员负责。你们只要对政策负责就可以，为什么还要考虑那么多。土改是新中国的基本国策，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挡。
楚河听到邓志辉的批评也是上了脾气。
道：“邓志辉同志，工作不是这么做的。你应该知道，程前将军起义之后，他手底下出现过不少部队选择反叛，后来被我15兵团解决。那些没有反叛的部队，并不是因为相信我们，而是在我15兵团强大的压力之下，没敢反叛。但据我们派到这些部队整编的政工干部报告，这些部队很多军官思想是反动的。如果我们不讲究策略，一味地进行土改工作，必然会导致这些人再次反叛。如果发生大规模反叛事件，这件事情谁来负责。”
也就是15兵团实力强大。
借给广西军区一个军进行剿匪工作，手中依旧有20多万部队。
第四野战军四个兵团当中，15兵团和16兵团编制最庞大，兵力也是最多。因为这两个兵团都不是简单的野战部队，而是和东北军区下面的二级军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除了下辖三个军之外，额外还有大量的兵团直属部队。”
有装甲师、炮兵师、高炮师，甚至还有好几个独立师这种编制一起南下。
15兵团这样的实力，在湖南也是小心翼翼。
邓志辉看到楚河的态度，心中明白这些来自第四野战军和第五野战军的干部们，一个个都是桀骜不驯的。并没有因为自己平时主持中南局工作，就惧怕自己。
因为第四野战军和第五野战军大部分都是八路军部队，后来是东北局和华北局。而邓志辉是新四军出身，解放战争长时间都在华东局工作。
就算红军时期大家有过什么渊源，但都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情。早就没什么关系了。
好在邓志辉是能力很强，做了很多年工作的干部。
以前也碰到过这种事情。
所以他压住脾气道：“楚河同志，我知道各省的问题很复杂。但我们不能因为环境复杂，就谨小慎微。”
这一次楚河没有说话。
楚河又不是专门和邓志辉过不去的。
坐在最下面的陈韬道：“邓书记，我想说两句。”
“陈韬同志，你说。”
在目前中南局各省土改干部当中，陈韬的资历浅、级别也不高。
但陈韬名气最大。
因为陈韬是“盛县经验”的实际操作人，又是这一次华南分局发生冲突之后，中央派到广东负责土改工作的。因此很多人都看向了陈韬。
陈韬拿出一个笔记本道：“我在广东各地转了一圈，又和其他省份的土改干部有过一些交流。我认为目前土改工作最大的问题是，中南局的土改指导思想出现了问题。土改的指导思想当中出现非常危险的倾向。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南局就算是在今年之内完成土改，那也是一个不成功的土改。
陈韬一开口很多人都很惊讶。
觉得陈韬这个人口气这么大。为了土改问题，中南局、华南分局、东南分局都开过多少次会议，纷争也非常激烈。邓志辉这个中南局第二书记，和下面负责土改的干部发生过多少次争吵。
可是谁也没敢说，中南局的土改指导思想出了问题。
中南局的土改指导思想，那可是直接说邓志辉出现了问题。因为邓志辉是中南局负责土改的干部。
邓志辉也是比较惊讶。
和邓志辉吵架的那么多土改干部，还真是没有人说土改的指导精神问题。这么多人看过来，陈韬心中也是紧张的。毕竟这里是中南局，不是华北局，没有魏红军这棵大树顶住。
但陈韬记住了魏红军一句话。
那就是到了中南局，不要插手其他的事情，但是在土改工作。上要敢于坚持压力。所以陈韬还是继续道：“就是土改指导思想当中的和平分田思想。
“这种和平分田思想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思想具体表现在，第一：单纯的生产观点。目前很大一部分土改干部，包括政府部门的干部，都有这样的思想。认为土改就是为了分田，分田就是为了生产。
没有冲突，能够和平分田，是有利于生产的。甚至我知道一位地委委员在会议当中表示，现在的新中国已经是全国革命胜利、蒋匪已经被打倒，土匪主力也被肃清，地主也开始分化。接下来的主要工作是生产，因此农村最好不要有太大的冲突，会影响接下来的生产工作。
“第二：单纯静止、孤立的考虑土改成果。大家只看土改规模，只要求扩大土改地区。汇报的内容都是多少多少各村，多少多少个县完成了土改。而具体的土改情况，农村的各阶级情况一律不问，只要求土改的范围。这样指导思想的结果是，各地土改干部只追求尽快的分田，甚至为了完成土改工作，和当地地主阶级、宗族势力妥协。只要当地地主阶级、宗族势力愿意拿出土地，那么地主阶级和宗族势力拥有的其他特权，我们的干部甚至予以承认。他们认为地主阶级和宗族势力只要愿意拿出土地，那么就是地主阶级和宗族势力开始分化。结果我们的土改工作，除了土地之外整个农村没有其他的改变。
“第三：单纯孤立的讲土地法，讲秩序。因为我们的干部太强调法律，强调秩序，导致我们的群众根本不敢反封建。因为我们的群众稍微有点过火的动作，就会被认为是违反法律，违反秩序。我们的干部强调法律和秩序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法律和秩序可以保证社会稳定。但单纯孤例的强调法律和秩序，而不顾及农村现实情况的结果是，农村人民群众认为，新中国干部是包庇地主阶级、宗族势力，承认他们在农村的特权。因为地主阶级和宗族势力最讲究秩序。
“第四：工作上没有完整的计划，片面的讲究步骤，最后沦为走过场。我们很多干部只是片面的强调步骤，只要步骤对了，那么就没有问题。可是这种片面强调步骤，本身就是一种形式化，最后各地的土改工作也成为了形式化，走过场。因为我们的领导和土改干部片面强调步骤，导致的结果是农村群众对于土改没有任何的热情，他们也不敢出头参与土改。我在各地调查的时候，发现很多农民的态度就是反正有政策，出头也分，不出头也分，何必出头得罪人。所以在农村进行土改会议，群众没有任何热情，土改会议召开就是走走形式。
“这是我统计的和平分田思想当中最为突出的四个方面。在和平分田的指导思想之下，各地看起来正在进行土改，但却完全是敷衍的。只是简单的分田。这是我们的干部从思想上就没有理解土改。
“我们的土改难道只是为了分田吗？不，我们的土改是要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分田。我们的土改首先就是一次反封建的革命，这才是第一位的。我认为我们很多干部忘记了土改是一次革命，不是彬彬有礼的请客吃饭。和平分田思想不去除，我们中南局的土改必然会成为‘夹生饭。
陈韬是真的认认真真的进行了土改的调查。
调查之后陈韬是很震惊的。
中南局的土改工作，问题实在是太严重。如果说当年的东北、华北的土改出现了“左的苗头，所以魏红军领导华北土改的时候，政策上制定的有些“右”““，以此来冲抵土改当中的“左““。”
可是中南局这边的土改是真的太“右”。
和平分田的思想占据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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