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在写着密信，眼角便瞥见范小慧悄悄地进来，乖巧地旁边躬立，等着侍候皇爷。
朱由校没吭声，继续写着密信，却没注意到范小慧全神贯注、唯恐犯错的认真神态。
王体乾捧着几本奏疏走进来，见皇爷正头也不抬地写字，也不敢上前打扰。犹豫了一下，他冲着范小慧使了个眼色，将范小慧招过来，把奏疏交给她拿着。
正当王体乾要悄然退出的时候，皇帝略显低沉的声音响了起来，“王伴——”
王体乾赶忙躬身，脸上堆起习惯性的谄笑，“奴婢在，皇爷尽管吩咐。”
朱由校把笔放下，把密信封好，才抬头说道：“今年的万寿节还是要从简，国家多事之秋，不可铺张浪费。”
王体乾想了想，恭谨地答道：“皇爷以国事为重，真乃千古明君。既是从简，奴婢便让人只在宫中布置布置，皇爷万寿，多些喜庆总是要得。”
朱由校想了想，颌首道：“王伴自去布置，比去年略隆重些也就够了。”
“是，奴婢遵旨。”王体乾躬身退了出去。
又是从简，没那么多热闹可看了。范小慧心里嘀咕着，便听到皇爷的吩咐，“把新到的奏疏呈上来吧！”
“是。”范小慧答应着，走上几步，把捧着的奏疏放到了案上。
朱由校随便瞅了一眼，发现没有要紧的，便往椅中一靠，微闭着眼睛吩咐道：“念来给朕听。”
范小慧一咧嘴，知道考验自己的时候到了。要想不被“责罚”，那就别念错字。别看皇爷懒散的样子，耳朵可灵着呢！
…………………
第二百零八章 杀贪不留情，重用“阉党”
万历四十六年，辽东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发兵抚顺，明辽东军饷骤增300万两。时宫内虽有积储，但不肯拨发。
为解决军饷不足，朝廷决定加征饷银，每亩加派3厘5毫，共增加赋银200多万两。此项加征，便是明末逼得百姓揭竿而起的三饷之一“辽饷”。
这样的苛政，作为穿越者的皇帝竟然一直没有废除的旨意，是不是很奇怪？
其实，史书所载不可尽信，朱由校相信的是科学，依据的是数据，不轻易下结论，也不轻易否定或肯定某项政策。
按照当时的物价计算，3厘5毫差不多就是一两斤米。每亩多收一两斤，并达不到让老百姓活不下去的程度。
何况，现在还未到小冰河期灾害的高峰。虽然各地方也有灾患，却不是很严重，也不是大范围性的。这和历史上崇祯时期，是不一样的。
所以，辽饷加派尽管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却不是不能承受的，更不是明末民乱纷起的主要原因。
而且，仔细看朝廷的加税政策，并不是按人头加的，是按土地。每亩增加一点，谁的田产多，谁交的税就多。理论上，应该是地主叫苦连天才对。
崇祯时的杨嗣昌，就表态支持朝廷加税，理由也是如此，“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
说得很有道理不是，增加赋税还有抑制土地兼并的作用，还可以控制社会的两级分化。
但实际上呢，在收税的过程中，经手的官员，总会想尽办法，把既得利益集团的税收，转嫁到底层百姓身上；甚至借此机会，大发国难财。
这绝不是新鲜事，也不是在辽饷出现后才有的，一个公开的秘密，杨嗣昌能不知道？不过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忽悠崇祯皇帝。
这样一来，朝廷每亩只是加收3厘5毫，老百姓却要缴3分5厘，甚是几十倍，上百倍。
所以，残民苛政的根源不在于加税本身，而在于执行上的偏差，既得得益集团的贪婪无耻。
还有辽饷的发放，从朝廷到前线，各级官员和军中将领，水过地皮湿，层层贪污克扣，到了下层的官兵，就从来没有得到过足额，穷得跟叫花子一样。
毕自严在出督辽饷时，就感触极深，在奏疏中写道：“即令东奴恋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
说得通俗一点，就算建奴不发动攻势，养着那些官员将领，还有叫花子兵，大明帝国也早晚要被拖垮。
而朱由校正是看透了其中的关键，并不贸然取消辽饷，专对贪渎官员下狠手。
文官不是成为集团了嘛，不是把贪渎当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不是官官相护，就欺瞒朕一人嘛？
那朕就重用厂卫，该杀的杀，抄家流放也不含糊，先从军饷贪渎入手，从兵部到地方，打倒一片再说。
然后是更换兵部尚书，再提拔铁面黑脸毕自肃，从督察院到厂卫，双管齐下将打击贪渎从朝堂扩展到地方。
天启二年，朱由校认为是最艰难的，最让他郁闷的。能用的人太少，你打翻一个，接替者依然是一个德行。
但到了天启三年，朱由校就感觉轻松了许多。贪渎和结党的官员干翻了一大批，而新晋的官员越来越多的能为他所用，朝堂势力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
地方上的情况也大有好转，利用杨涟、孙传庭等官员大力实施清屯弃饷，借着徐鸿儒造反，狠辣处置了一批隐冒偷漏的士绅地主，震慑了人心，使风气大有改变。
好转和改变，依然不是皇帝的最终目的。对官场的洗涤，对官员的处置，如同波涛拍岸，并没有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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