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计划已经基本确定，只是在细节上还要征询下老熊的意见。
熊廷弼知道皇帝没有马上封赏的原因，袁可立还不是一样。好饭不怕晚，这是比较通俗的解释，也是皇帝还没有最后确定辽东主将的正常表现。
实际上，与毛文龙同等官品的还有数个总兵，包括京营飞骑的周遇吉、曹文诏，登镇总兵张可大等人。
但他们都有先天的弱势，除了资历，就是对辽东不够熟悉。对毛文龙来说，这当然是他的优势。
可要是皇帝对毛文龙不满意，也就不排除将熊廷弼继续留在辽东。
熊廷弼也不是不能留下，只要皇帝决定了，他自然也会兢兢业业，完成灭奴和拓边的任务。
沉吟着，思索着，熊廷弼的措辞比较谨慎，他推荐了毛文龙，把镇守辽东的人马确定在三万。
料敌从宽，熊廷弼不想压得太狠，让辽东主将难做，哪怕这个主将最后是他。
“重建辽东尚未正式开始，万岁就已经把拓边提上日时议程……”
熊廷弼放下笔，抬头望着墙上的地图，陷入了长长的思索。
北边是草原，是海西，人烟稀少，环境恶劣。而阻挡明军北进的主要因素，却并不是这些，而是粮草物资的运输供给。
奴儿干地区为何被定为羁縻之地，为何宣宗时内迁奴儿干都司于三万卫（今辽宁开原）？
原因其实很简单，奴儿干地区苦寒，道路不便，朝廷财政的负担很大。
宣宗实施战略收缩，放弃安南、内迁奴儿干、解散下西洋人员，以休养生民为念，在文治上可称为贤君。
但熊廷弼却并不赞同此举，并且认为在天下全盛之时施行收缩政策，令人遗憾。而边疆事务虽然繁杂，但用最简单的方式处理，往往也并不合适。
手在地图上向上划动，熊廷弼估算着距离。若以开原或建州为基地，明军向北拓展的话，十里一堡，三十里一寨，推进数百里也没问题。
但要考虑到物资的运输供应，熊廷弼的手指又往下缩，定在百里左右。
皇帝的问题不好准确回答，重建辽东的具体进展如何，明年是否风调雨顺，粮食产出有多少，都是不能确定的事情。
而向北拓边，还要以辽东为基地，这些就都要考虑在内。光靠外运粮食来支撑，军民加在一起要耗费多少？
熊廷弼苦笑起来，觉得要把这些问题都向皇帝说明才好。万岁对于拓边扩张的热切，他是清楚的，可也不能太过急躁。
………………………
第三百三十七章 扩张的正确姿势
北上南下，为大明子民争夺生存空间，为大明帝国创造财福，为顺利渡过大灾害，并以不断的胜利打出汉唐的骄傲自豪。
这已经是皇帝既定的方针，不可更改，差别只是在速度的快慢。
当然，包括熊廷弼在内，臣僚都对皇帝越来越显露出来的扩张欲望，感到担心和忧虑。
成祖时期的极限扩张，给财政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复杂的边疆事务也让朝廷感到难以应付。
比如下西洋，七年间共花费了四千多万两，对于年收入在千万左右的明朝国库，确实是巨大的压力。
连朱棣在每次郑和出海时都“一则一惧”，很多大臣更是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上书谏阻，并将下西洋称为“弊政”。
其实，从当时的情形来看，称下西洋为“弊政”也是有道理的。不能从后世的眼光来评判当时人们的想法，因为花费巨大，负担沉重，确确实实是存在的。
关键是思想和传统的问题，当时的明朝是不考虑赚钱的，所谓“厚往薄来”、“重义轻利”，才是天朝上国的风范。
而下西洋作为炫耀国力的方式，实质上多是用丰厚的赏赐来显摆。朝贡体系也是禀承着这样的原则，以致番邦小国争相前来，使大明帝国也有些吃不消。
朱由校的扩张当然是迥异于成祖，甚至是迥异于历代皇帝。说白了，就是“利”字当头，没好处的仗不打，占地要肥沃，或是有其他价值。
按照后世的名词，就是产出要大于投入，形成良性循环，才能越打越富，越打越强。
只不过，把打仗当成买卖，不赚钱不干，很是有失天朝上国的体面。所以，皇帝不能明宣于外，臣子们也不知道皇帝只想着通过扩张捞钱。
当然，收益有时是长远的，有时眼见着就能获利。比如依托辽东北进，苦寒之地，能赚什么钱？投入还不小。
和一年两三熟的湄公省相比，当然是如此。可皇帝知道，黑土地蕴含着怎样的财富，就是更苦寒的西伯利亚，地下的黑金也不能用眼前利益来衡量。
说出来也没用，皇帝嘛，干就是了。量力而行还是没问题的，谁让他来钱道儿多呢！
腊月二十五，离大年只有数天时间。节日的气氛早已弥漫于京师，平辽成功，又能得享太平，从官到民，都有种轻松的感觉。
“父——”
“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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