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利用官府信用去盈利。
其实这也属于王安石的理财思想，他们的整个变法思路，也就是拿官府的信用去跟商人一样赚钱，只不过是在操作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彻底变味了。
与此同时，济南府也在执行青苗法。
“这么多人啊！”
吕惠卿、章惇来到郊外的常平仓，但见仓门前排着长长的队伍，百姓手中有拿麻袋的，有挑担子的。
当地仓司神情激动道：“在平时或许没有这么多人，但是在这时段，可从未出现过这么低的利息，百姓都非常激动，一大早就赶来这里借粮食借钱。”
章惇点点头，又道：“但是你们也要看紧一点，千万别偷工减料，引得百姓怨声载道。”
“是是是，我们一定会盯紧的。”
“谷仓司，那些乡绅、地主可对此有意见？”吕惠卿突然问道。
仓司立刻道：“他们也知其中利害关系，不但没有意见，还愿意为乡户做担保。”
“那就好！”
吕惠卿点点头，“你先去忙吧，我们自己再看看。”
“是。”
这仓司走后，吕惠卿呵呵笑道：“这都得感激公检法啊！”
章惇却是谨慎道：“但也得小心啊！毕竟咱们也是第一回干这事。”
吕惠卿自信道：“至少今年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
济南府，长清县。
长清知县谷友存在大堂中来回踱步，两边坐着当地的乡绅、富户。
“为什么别得县能借出那么多，我们长清县的青苗钱就借不出去。”谷友存突然停下脚步，望着两旁的乡绅、富户道。
其中一个老者就道：“谷知县，咱们县三面环水，一面靠山，许多人是以渔猎为生，就是那普通农夫都能乘浪翻上几个跟头，青黄不接之时，他们也可以去打打渔猎为生，不需要借钱啊！”
“这怎么能行。”
谷友存道：“倘若借不出钱，拿不到利息，到时比不上河中府的财政，朝廷就有可能让公检法来管，你们到时就别来想我诉苦。”
“可我们都已经愿意给乡户担保，还要我们怎样？”
“我不管，你们将这剩余的青苗钱给分摊了。”
“谷知县，我们又不需要粮食，我们借青苗钱作甚。”
“那你们需不需要公检法？”
谷友存反问道。
“……？”
众人沉默。
谷友存又道：“你们将常平仓的青苗钱给分摊了，到时你们可以拿去借给别人，多少利息，我官府不管，如何？”
“……！”
众人还是沉默。
谷友存又道：“我也不想这样，但此时此刻情况非常特殊，稍有不慎，公检法就将接管这里，到时你们手中的每一张契约可能都是违法的。”
“但是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啊！我这里借钱的人是真不多。”一人言道。
“就这一两年，不会很久。”
“好吧！”
出得府衙，这些乡绅、富户就开始抱怨。
“什么青苗法，这简直就是在抢劫。”
“逼着我们担保还不够，还要让我们分摊青苗钱，我老齐家什么时候问别人借过钱。”
“也怪不得谷知县，要怪就怪那公检法，不来就已经这么害人了，来了还得了。”
“也对也对，公检法、税务司不来，什么都好说。”
“可是咱借这么多钱干什么？还不如直接将利息交给官府，何必多此一举。”
“各位也别太沮丧，其实谷知县也是急了一点，这才过去几日，他就希望每个人都来借钱，但这怎么可能，除非是遇到天灾。而如今我们将青苗钱都借走了，那些人再想要借钱，只能找我们，高于两分的息借出去，应该是不成问题啊！”
第六百二十四章 问答会
经济！
经济！
还是TMD经济！
这宋朝的根本矛盾就是财政，没有别的，只要将财政搞好，那什么问题都好说，而不是什么公平、正义。这就是为什么，在公检法刚刚出来时，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都不在意这套体系的本身，包括富弼他们在内，也都只是将公检法视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是后来随着东京商业的繁荣，以及河中府的稳定，财政的收入增加，才令他们中不少人觉得这可能是未来的出路，这才开始重视起公检法来。
但他们重视公检法，追求的还是要改善财政。
其实每个官员们心里都非常清楚，这场斗争的胜败不是在于，双方在一年内公平公正处理了几桩案件，而是财政，谁能为中央财政减负，那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就是这么简单。
赵顼信任张斐，也不是因为公检法，而是因为潜龙勿用这个计划。
既然目标非常明确，且非常简单粗暴，那就往这方面狠狠地干。
所以京东东路的官员们，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将所有的青苗钱全部借贷出去，争取最大的利润，这可都是政绩。
但要是平时这么干，那这自然会弄得怨声载道。
那些官吏、大地主可没有这么好说话。
不过早在汴梁试行免役法时，王安石、吕惠卿就已经开始对此布局，就是利用汴梁权贵的恐慌情绪，去威胁其它地区的官员。
你们要不支持我的新政，自主申报和税务司就会上门。
虽然免役法在汴梁取得成功，但王安石心里非常清楚，这么做下去，新政将完全受制于司马光的司法改革。
然而，司马光他们搞司法改革，就是为了反对新政的。
与一个反对改革的人去推行改革，别人不知道，但王安石肯定是没有这么傻，他从未想过要将汴梁免役法的成功推向全国。
可在当时，他的威胁论，其实效果一般。
因为很多人认为，就是你王安石将我们这些特权人士纳入到免役税中，你要不纳入进去，什么申报都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你才是罪魁祸首，你还好意思说别人吗？
当时反对新法的官员依旧是与日俱增。
但是随着公检法在河中府推行后，地方官员渐渐意识到，这司法改革才是最可怕的，一旦官员失去司法大权，别说这权力和金钱，就连性命都成问题，随时可能面临检察院方面的起诉，而他们的关系，是完全行不通的。
当然，他们能够这么快得知河中府的情况，也是吕惠卿他们努力的结果。
二者一比，新法真香。
因为司法改革是要限制和分割官府的权力，同时引入一波新人入场，而王安石的司法改革，其实走得还是法家路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要加强官府的权力，只是会打击到士绅阶级的利益。
简单来说，司法改革对于官员们而言，是纯粹的损失，而新法对于官员们而言，只是得失之间的取舍。
必然是选新法。
当然，这部分官员是没有范仲淹他们那种坚定的政治理念，他们之前就是保守派的那帮人，捍卫的是自身权益，在这基础上，他们才会考虑到国家利益。
然而，如范存仁、苏辙、苏轼他们这些人，个个都是心怀抱负，有着很坚定的政治理想，他们就宁可受到司法改革的束缚，也不愿意向新法妥协。
但这一类人毕竟是少数，由于大多数地方官员都支持，这个青苗法在京东东路推行的非常迅速。
很快就抵达登州。
登州的情况也跟济南府差不多，先是面向乡村放贷青苗钱，如果借出去的钱不多，官府再联合乡绅、地主，分摊这青苗钱。
范纯仁得知之后，立刻就此提起上诉，这跟青苗法的规定不一样，但跟他预想中的是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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