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征的不征，偷税漏税严重，才是最大的问题。这与士绅地主隐漏钱粮，升斗小民承受重负是差不多的道理。
当然，太祖所定的商业政策也有很大问题，或者说是已时过境迁，不适合现在的社会经济情况。
建国之初，商业活动经受战乱，很是萧条。
所以，朱元璋对商业和商人采取了保护措施，定商税‘三十税一’，还规定书籍笔墨农具、舟车丝布之类皆免税，并下令裁撤税课司局364处，使商税较元末大大简约。
在明朝前期，这样的政策确实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但到了明朝中后期，工商业已经繁荣起来，皇权（包括太监、后宫、藩王）、官权、绅权也纷纷介入，税收流失就成了大问题。
在后世人看来，拦路收费总有那么点敲诈勒索的恶霸意味。可你看到整个大明的商税收入，以及征税关卡的数量，就会觉得太少了，都太少了。
打个比方，在后世的省、市、县，甚至是区，都有税务局，数量有多少，反正很多很多。
但在大明呢，早期还有四百多个税课司局，但到了十七世纪早期仅存一百一十二个。
为什么本来就少，后来就更少上加少了呢？原因也很简单，无利可图不说，还得朝廷倒贴。
比如明隆庆二年，户部报告某个税课司巡检每年俸粮工食费不下四百余两，而其征收折钞银仅为一百一十两。
看吧，还设什么卡，收什么税？征收上来的银子还不够收税人员吃饭的，趁早关闭还能省点银子。
大明很奇葩，太特么奇葩了，朱由校看到这些数据资料，越来越觉得是这样。
收个税吧，还能越收越亏本，这也太扯了吧？
原因何在呢，是商业不发达，还是商贾不走陆路、水路，改成航空运输了？
当然都不是，明朝中后期的商业很发达，行商贩货的也很多，但关键却是在收税的人，以及免税的群体。
举个最简单，或者说有些荒谬的例子。
万历三十七年，山西汾阳县的商税是六千六百多两，相当不错的数字；而万历六年，浙江金华县的商税却不足七两，跟没收是一个样。
抛开年代的差别，就可以看出在大明地区间的商税征收的不平衡。发达繁荣的地区，商税反而更少，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尤为明显。
除了征税设卡的滞后，更主要的还是官员对于征收商税的懈怠，甚至是抵触。
正德年间的何逊在管理沙市税课使司时，一旦完成定额，他就减少对商贾的抽税；
嘉靖朝的邵经邦接任何逊之职后，在三个月内完成定额，余下的本年数月时间便启关任商贾往来。
同样是嘉靖朝的杨乔时，榷税杭州时，令木商自署收入入进行税收评估。
这特么的就是在史书上被大赞特赞的名臣，慷国家之慨为自己沽名钓誉，估计也没少收商贾的好处。否则，怎么会如此贴心的为商贾集团谋取利益？
如果按照这三位“名臣”的收税标准，别说三十税一了，就是一百税一也达不到啊！至于定额，不过是比以往相比能看得过去的数字。
杨乔时这个大混蛋就更过分了，领着国家的俸禄去征税，你让商人们看着给。做慈善，还是打发要饭的呢？
所以，税率很低还不是最大的问题，能真正落实地征收，收入也肯定比现在要高得多。
当然，既然要改革，朱由校就准备一步到位。尽管这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但路总要走下去，排除困难，解决问题，总不会变得更坏就是。
而江南商会的人肯定不会明白皇帝的深远考虑，他们觉得加税是肯定的，皇帝需要钱嘛！
不管是掠夺，还是压榨，只要不是敲骨吸髓，只要还有赚头，也只能忍下去了。
但在江南商会的高层人物中，却有嗅觉更加灵敏，想得更加深远的。
“诸位，在某看来，增加税率是肯定的，但未必会很高。”
夏中时捋着胡子开口说道：“看看《大明论坛》，最近两期可都是在说官员的问题。邵经邦、杨乔时都是官员的反面典型，是沽名钓誉的小人。”
头不大，眉毛稀疏，身材干瘦，但微黑的面孔时时显露出深邃隽冷的思想。这就是夏中时，平常不显山不露水，却常常有惊人的想法。
而夏中时能跻身江南商会上层，是同乡唐默的赏识和力荐。因为夏中时少时入私塾，“十岁通经史大义”，闻名乡里。
如果不是父亲和大哥相继去世，家中只有他一个男丁要撑起重担，他不会“辍儒之贾”。说不定，他已经金榜题名，成为官员了。
别人或许不喜欢夏中时，他也不喜欢贪鄙不文的商贾，但唐默却甚是看重，笑着说道：“老夏，说得再明白些，也让大家放心。”
夏中时不紧不慢地喝了口茶水，缓缓说道：“邵经邦、杨乔时辜恩买名，有负朝廷。身为榷税官员，却不尽职尽责，还当的什么官儿？”
唐默沉吟了半晌，猜测道：“你的意思是说朝廷还要整顿官场，并不只是针对江南商贾？”
夏中时嘿嘿一笑，说道：“我不说诸位心里也清楚，依着现下官府的执行力，就算把税率提高几倍，商税能增加几何，朝廷又能多收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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