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来是各取所需的一个政策，双方都得利，并没有太大的不妥。
但明朝中期后，朝廷为了从食盐专卖中敛取更多的财富，不顾产销平衡，滥发盐引。
后果则是商人拿到盐引后到盐场无盐可支，发生盐引积滞现象，这一问题在两淮最为突出。
同时，官府对盐场的待遇也是一降再降，有的盐场主便铤而走险，将盐卖给私盐贩子牟取暴利。
于是，官盐壅塞，私盐盛行，盐税也就难以保证。税监先是向盐商预借盐税，后发展到预征盐税。
盐商资本由此被长期占压，运营成本增加。万历四十三年，官府又强行控制口岸（汉口）盐价，迫使一些盐商亏本逃散，市场陷入混乱。
到万历四十四年，也就是八九年前，两淮盐税已停征两年半。当许多人认为两淮盐政已不可救药时，袁世振站了出来，担起了拯救两淮盐政危亡的重任。
袁世振对当时盐政利弊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针对两淮盐政现状，提出了《盐法十议》，为神宗所喜，署理两淮盐法道，开始整顿盐政。
而“纲法”则是在袁世振到达两淮上任后，所提出的以推行新引为主、疏销积引为辅的方案。
简单地说，纲法便是将持有历年积压盐引的盐商编为十纲，每年官府向其中一“纲”的盐商兑换二十万张旧盐引，就等于是还债。
同时呢，官府向其余九“纲”的盐商征收合计一百八十万张新盐引的盐税。
这样，国家就等于把总共两百万张旧盐引的债务，分十年还清，同时还可以保证每年有新的盐税入库。
朱由校抬手示意刘若愚先停下，他得琢磨琢磨，消化消化。如果单从这个政策上讲，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思索了半晌，朱由校认为没有什么不妥，但盐商好象无利可图，怎么就答应了呢？带着心中的疑惑，皇帝摆了下手，让刘若愚继续讲读下去。
袁世振推出“纲法”后，果然没有多少盐商热切响应，反倒是多数都持观望态度。
然后，袁世振就出台了“占窝”法来刺激商人。
所谓“占窝法”，就是依据当下的数据刊定纲册，“留与众商，永永百年，据为窝本”，“每年照册上旧数，派到新引。”
也就是说，以后在纲册上有名的，才能依据纲册上旧引之数来买新引，才能到指定地区经营食盐业务，还可世袭，纲册上无名的则被排除在外。
我去！一听到“世袭”二字，朱由校本能地就觉得不妙。宗藩尾大不掉，成为大明沉重的财政负担，不就是因为世袭吗？
当然，自己这个皇帝世袭，那是天经地义，上下几千年都是这个规矩。
第一百零七章 盐务的水很深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朱由校不得不承认袁世振这一招儿非常厉害，直指人心的弱点。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纲法”推出后，盐商为了取得世袭经营的资格，争先恐后地交纳盐税。逃跑的盐商，也纷纷回来重操旧业。
有问题啊，短期虽然使两淮盐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增加了盐课收入。但这个世袭加垄断，却等于是颗定时炸弹，早晚会带来大麻烦。
刘若愚讲说完毕，朱由校也得出了本能的结论。不用仔细研究，他就知道盐商为什么那么富，老百姓吃盐为什么那么贵了。
但现在好象不是改革盐政的时候，或者说不宜大改。
首先，纲法的弊端还没有暴露得太过明显，盐商还没到清朝时那般嚣张跋扈的时候；
其次，新政实施不到十年，开中法所欠盐商的引盐还未还清，政府不好言而无信；
最后一点则最关键，朱由校还不知道这里面的水有多深。
这其中包含的东西可太多了，比如有多少官员已经与盐商勾结，形成了利益团体；又有多少私盐在挤占官盐的市场，官盐为什么竞争不过私盐……
恐怕朕要下密旨，调查一下各地的盐价，还要让东厂的耳目多打探官员与盐商的情况了。
朱由校没有马上作出决定，而“淮粤之争”的症结又是在划区引盐上，先解决这个问题再说。
总归是对大明的盐政情况了解得还不够，朱由校保持谨慎地无可厚菲。
刘若愚刚刚告退，户部派来的官员便奉召赶来。
按理说，明朝中后期之后，实行的是盐法道制度，即“巡抚都御史与布政司参议官委定一员专管盐法”，户部只管将盐课入库，并不直接管理盐政。
但皇帝要询问，户部还是找出了熟悉盐政的官员，尽管官职不是很大。
林运代在户部已打熬了十几年，案牍劳形，相貌比实际年龄要老，却还只是个郎中。
此次奉召入宫，也是皇帝着急，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才得了这个机会。
心中既忐忑又兴奋，林运代入内叩见，很意外地是还得了个绣墩坐，更让他诚惶诚恐。
朱由校倒没在意官职的大小，他需要好好了解一下盐政，觉得时间很长，站着回奏有些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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