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下河套也是十拿九稳，蒙古诸部挡不住明军的大举进攻，以及犀利的火力。剩下的问题就是长期驻守，稳固对河套的占领。
三千明军凭着燧发火枪、火炮，哪怕是比较简陋的壕沟胸墙，也足以重创来犯的蒙古诸部。这样的兵力，把后勤供应降到了最低，压力大大减轻。
何况，前套地区的河流纵多，自然条件是很好的。《明史纪事本末》云：“河套周围三面阻黄河，土肥饶，可耕桑。”指的就是这里。
就是最坏的打算，前套地区和陕西一样，大灾害之下无法耕种，军队也不过是换个地方驻防，损失的是运输补给的钱粮。
“前套可耕种。”洪承畴了解得不少，很笃定地说道：“西有奢延水，西北有黑水，经卫（今陕西榆林）南为三岔川流入，又北有大河（即黄河），比大旱的陕西要强很多。”
孙传庭露出笑意，说道：“有亨九兄这番话，本督的信心更足了。”
两人为同科进士，关系倒还融洽。孙传庭官职高，却不倨傲，也对洪承畴的才干甚为钦佩。
但两人却并不知晓，皇帝不仅要收复河套，还准备提前推动走西口的移民行动。
第四百一十六章 高迎祥、李鸿基
闯关东早已经开始，闯西口则需要先占据河套，准确地说，是前套。
由于提前的屯储积累，以及土豆、玉米、番薯等抗旱高产作物的硬性推广，大灾害对于明帝国的影响，现在还不算严重。
这只是大灾害的刚刚开始，有准备，有计划，从朝廷到地方官府，无论是统筹，还是组织，都有个适应，以及工作捋顺的过程。
同样，这也是对官员各项能力的一次考察和检验。能者上，劣者下，为以后应对蔓延数省、持续十数年的大灾害，作好准备。
吏治终究是最重要的问题，皇帝计划得再好，下面的执行不力，也没有好的结果。
此时，又能看出皇帝的深谋远虑。
整顿吏治从天启二年便开始，从朝堂扩散到地方，督察院、东厂、镇抚司可谓是三管齐下，杀头流放，几年来不知有多少官员落马，遭到了严厉惩处。
对官员的震慑，监督惩处的体系流程又得以严密，大明的吏治在人头滚滚中有了极大的好转。
随着大量官员的落马，得益的不仅是国家、百姓，还有被称为胥吏的没有升迁前途的阶层。
大量的吏员得以授官，因为有着基层的工作经验，又有了晋升之途，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工作业绩多数都比较优秀。
从上到下的效果传递，朝廷、地方官、百姓，因此而呈现出好的迹象。
特别是陕西，在今年全省闹灾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大批的流民，社会秩序在总体上保持稳定。
而各项改革措施，也没有因为灾害而停滞不前，依旧在不断推进，改变着大明子民的命运。
蹄声从远而近，李鸿基赶着邮驿马车，直到驿站大门。
一个驿卒打开大门，马车进院停稳，李鸿基笑着和驿卒打着招呼，跳下马车，赶到公事房，交接公文和邮件。
交接完毕，这一趟差使算是顺利完成，李鸿基不由得长出了口气，在廊下的桌旁一坐，端起茶壶咕咚咕咚猛灌。
这里是银川驿，座落在银川河谷中段的西番庄，银川河从驿馆西边流向黄河，是河州通往青海、河西等地的第一驿站，位置十分重要。
明成化年间设银川里，驿站所处，很早以前就是交通要冲。附近的凤林关、凤林渡、莲花渡是丝绸之路上著名的关隘和津渡。
自明宣宗采取了休养生息的国策，进行全面战略收缩，北疆萎缩至长城一带，东北地区缩至辽东，西北地区则退至嘉峪关，对青藏地区已不能有效控制。
可从平辽之后，朝廷加大了对西北的投入力度，洮州、河州、西宁三卫的兵力增加，装备更新，显示出了皇帝对于重振西北军事的雄心。
而银川驿等西北驿站，也得到了资金扶持，或新建，或整修，驿卒的人数也有增长。
自元朝建立内地通往西藏的驿站、驿路以来，经过百多年的频繁交往，到了明朝永乐朝，原有交通组织又进行了调整，修复，内地和西藏各重要地区的交通，更加畅通无阻。
当时，僧俗官吏、商贾、朝佛香客，络绎不绝，出现了“道路毕通”，使臣往还数万里的景况。
如今，皇帝又展现了复置驿站，以通西域之使，并恢复内地和西藏各重要地区交通的雄心壮志。
而中华商会则竭力报效，投入资金和人力，力争将商路依托驿站延伸，连通西域和青藏。
在朝廷的政策推动中，甘陕并未因灾害而停止拓展。相反，在以工代赈和扩军备战之下，百姓们倒是多了选择，而不是逃荒，或者是饿死。
银川驿受政策之利的影响，境况大有好转。除了传递公文，邮件包裹也开始递送，收入自然是有所提高。
“黄娃子，有人找哇！”看门驿卒大声叫着李鸿基的小名，把门推开缝隙，放进来两个人。
一个中年男人，高大魁梧，走起路来便显得孔武有力；另一个还是少年，可也长得壮实。
李鸿基起身上前几步，辨认出了来人身份，赶忙迎上去，施礼问候：“见过舅父。”
高迎祥笑着点了点头，说道：“鸿基，看起来过得还不错。”说着，伸手示意了下少年，“多年不见，可还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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