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确切地说，我们打算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方向探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为我们提供经验，我们只能自己探索。”
弗里德曼：“看来，你们也不认为南斯拉夫体制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甚至你们其实早几年前就开始怀疑苏联的经济体制的持续发展能力。”
顾准：“怀疑一切。现在我已经到了怀疑我自己的阶段。”
弗里德曼哈哈哈笑了起来。四个研究经济的人就这样聊开了。
弗里德曼知道顾准比自己还小3岁，不由得对这个才41岁的“年轻”经济学家大有好感，因为他本人也是在三十多岁时就发表论文著书立说了。
“……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那么如何才能保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呢？”
弗里德曼问。
卓炯：“在行业上，公有制经济控制国家的钢铁、煤炭、石油、电力、工业母机和重型机器制造、重化工，当然还有国防工业，这些行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生产的是所有一切其他轻重工业必须依赖的原材料或能源，这样公有制就从源头上把控住了国家的经济；在经济规模和就业规模上，公有制经济必须占据相当的数量，尤其是就业规模，这样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劳动力的薪酬标准，也就是国民收入。因为有公有制企业的薪酬作为标杆，民营企业开给工人的工资就不会低到哪里去。”
弗里德曼：“不过，劳动力的价格其实也应受市场的调控。”
卓炯摇摇头：“在美国或许可以是这样，在中国不行。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劳动力将一直是买方市场，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而工业资本太少。如果工人嫌工资太少，民营企业可能就说‘那你走开，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因为我们六亿多人口有近5亿现在是农民，他们时刻都盼望着进城成为工人，获得比种地更好的收入。如果没有国有企业的标杆，那么城市工人的薪酬将会被压制得太过分。”
弗里德曼沉思。
顾准：“由于近代以来的历史原因，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是资本的‘荒漠’，我想弗里德曼先生应该也是知道这个论断的。”
弗里德曼：“是的，这就是我们芝加哥学派提出来的。那么顾先生，按照你们现在的发展规划，中国最终会形成某些行业允许市场的自由竞争，某些行业和领域实行垄断限入的经济体制。”
顾准：“目前来看是这样。”
弗里德曼：“你们难道不应该将这个只作为一个过渡政策，最终过渡到在所有行业和所有工业门类都一起实施的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吗？这才是一个合理的路线图。”
顾准：“不会。就如卓炯刚才所说，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是合乎我国的实际情况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
“顾先生，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在某些行业和某些领域的垄断限入政策，——可能你们现在的这些企业还不错，很有活力，很有积极效应。但如果从发展和长期的眼光看，这种限入政策最终还是会改变企业。如果企业身上的垄断光环无法卸下，在今后的十几年或者几十年时间里，就会慢慢演化为——”
弗里德曼突然咧嘴神秘地笑了。他直视顾准，意味深长地说道：
“寡头政治下的国家资本主义。”
第七十六章，坦克开上布达佩斯街头
威尔茨、弗里德曼又恢复了在广州逛吃逛吃的生活。
不过现在的逛不是逛街景了，广东市委安排了让两人去一些工厂和公司参观。威尔茨看了几个工厂，基本上可以确认中国每年发布的年度国家统计公报数据基本上是真实的，至少在广东这儿是这样。
广东的棉纺织业现在仅次于长三角地区，位列全国第二，在世界贸易市场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位列第三的是武汉周边。丝绸业方面广东也是第二，不过和上海差距比较大。威尔茨、弗里德曼在广东附近走访的时候发现了大片刚落成的桑田，整排整片的桑树正在成长，估计两三年之后广东的生丝产业还会有大发展。
弗里德曼临时开启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小课题，打算以广东为例子考察中国的省份经济。
这个区域的货物输入输出是非常频繁的。广东主要输入的产品是煤炭、粮食、棉花，棉花以海运进口为主，煤炭和粮食通过铁路陆运。输出产品比较丰富，以工业品为主。粗略估计了一下，广东一地的进出口贸易带来的外汇收入就占中国年度外汇收入的三分之一还多点。
但是现在广东的海运潜力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由于台湾的存在，广东输入粮食和煤炭都只能以铁路运输，成本较高。比如粮食从东北本可以走大连-广州的海运线，现在却要辗转几条铁路干线才能运到广州，煤炭也需从陕西用很繁琐的方式运过来，现在广州甚至已经开始从就近的越南进口煤矿，并开了一个煤炭码头。
并且在广东，弗里德曼还第一次听说了“侨汇”这个新名词。
在广东考察了一周之后，卓炯来了。他代表中央经济理论研究小组邀请威尔茨和弗里德曼到北京参观访问，威尔茨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从广州启程北上，离开广州，两人就陷入了连绵不断的山野农村之中。威尔茨惊叹于中国南部竟然平原如此之少，直到过了长江，铁路两边仍然有很多山峦。弗里德曼则惊叹于在这些没有多少像样的耕地的地区，铁路两边的村子也是一个接一个，看房屋的数量，每个村子居民都得有两三千人。
北京可让他们参观的地方……不多。但卓炯还是带他们去看了一眼774、774A和779厂，现在被统合叫做酒仙桥工业园区。
“寡头是在工业大国里普遍发生的事实，在广州我这么说，正是因为我意识到了寡头在美国的存在。并且，我也在思索如何遏制寡头资本给社会经济活动所带来的弊端，但很遗憾，经济学家不是万能的。”
弗里德曼坦率地说了上面这句话。
现在与威尔茨、弗里德曼座谈的除了卓炯和顾准，还有陈沄。
剑桥马戏团、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的源头奥地利学派……这些西方经济学的派别中，第一个到中国来“瞅一眼”的是芝加哥。因此陈沄觉得有必要搞一次座谈。至于敏感不敏感的，不对外报道就行了。
陈沄：“搞经济的人必须能对未来做设想和推演，而在设想和推演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客观。不能说推演出的未来特别糟糕，那不对，重来。最糟糕的事情不是未来发生了什么坏事，而是我们拒绝承认未来会发生这种坏事。”
威尔茨：“这确实是最重要的一点。我20年代就涉足经济学理论，我可以说，在1929年，白宫和华尔街许多高层都没能做到客观。”
弗里德曼：“但从现在你们的政策来说，由于国有企业集团的垄断倾向也受到你们政策的限制，因此垄断寡头蔓延的速度是有限度的。”
陈沄：“未来也不是只会导向一个结果，我们绷着这根弦，今后的事情还是一步一步地去做，我们不会盲目乐观，也不会回避问题。政策限制、同业竞争、扩大和支持民营资本，以及抓住任何可能的条件，走出去进行国际竞争。现在只能说，我们想到的措施是这几条，但未来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办法想出来。”
弗里德曼：“如果这样，那么中国可能会保持高速并且良性的发展很长一段时间，到那个时候，很多现在担心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尤其是规模较大的私人所有制企业的存在，它至少减少了寡头的总数。就算按照最糟糕的一种未来推测，你们可能会出现石油寡头、电力寡头、钢铁寡头，但苏联仍然比你们糟糕得多，他们会出现棉布寡头、电器寡头、家具寡头甚至巧克力寡头。”
陈沄：“哈哈，这种对苏联未来的预测可太悲观了。”
威尔茨：“对苏联做出这种预测的人并不只有我们两个。并且，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诞生的寡头，会伴生着强烈的反制度倾向，因为他们认为国家是阻碍自己发展的障碍。我之所以把这一点直白地指出来是因为，这种由寡头建立或新成立的政府同样很糟糕，它同样背离了或者根本不打算遵从市场规律。”
陈沄：“嘶……”
弗里德曼：“？”
陈沄：“更悲观的预测。”
苏联倒下不是一个原因，而应该是多种原因一齐发力的结果。这下好了，最后一块图拼上了。
……
弗里德曼：“陈副总理，您被称为中国的总会计师，……中国的货币政策，在过去的六年偏重于保守，而以我对你们的了解，你和你的部门应当是娴熟地掌握了货币政策的技巧的，为什么不进行一些加速性质的操作呢？”
陈沄：“这同样也是一个历史的原因，通货膨胀在中国人心目中代表着最糟糕的状况，糟糕到了人们总是将它与政府垮台联系起来。当然其实恶性通胀才会导致这种危机，但在现在以及今后几年，我们不能使用通胀操作来加速国内投资。”
威尔茨：“我注意到了你们二五计划中向苏联吸取的贷款。在你们的公告上说的是投资总额是一五的三倍，但实际上，从绝对数量来说，二五计划的投资仍然不是太够。”
陈沄：“你想说的一定是关于外资的话题。这方面我们的政策是，直接投资暂时无法实现，间接投资我们可以允许。”
……
威尔茨和弗里德曼到中国考察、访问北京并且和陈沄面谈这事没有在任何公开报刊上报道。威尔茨和弗里德曼也在很长的时间里不对外谈此事，直到20多年后威尔茨写回忆录时外界才知道。
从北京返回广州再回到香港，威尔茨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评价是“在中国所受到的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下，北京的经济政策似乎是唯一的最优解”。
弗里德曼则认为，中国正在执行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是一次有趣的试验，如果这次试验成功，有可能对社会主义阵营造成某种正面的影响。
“这是什么？布达佩斯的街头？哦哦，一定是布达佩斯，这事情有意思了。Mr.李，帮我们俩翻译一下这篇报道。”
在从北京返回广州的火车上，威尔茨发现他俩带上火车的报纸有一篇异乎寻常的报道。
李翻译接过报纸，先把标题念了出来：“在苏军援助下，匈牙利暴乱被镇压，匈牙利革命政府成立。”
弗里德曼：“我们抵达香港的时候，匈牙利的局势就很不稳定了。”
威尔茨：“Mr.李，翻译正文。”
李翻译：“新华社11月4日讯。11月4日凌晨，工农革命政府请求苏军司令部配合镇压最近几天在伊姆雷·纳吉政府残余分子掩护下的叛乱分子，纳吉政府由于正直的匈牙利爱国者的退出而解体。应匈牙利一方的邀请，苏军进入布达佩斯街头，对匈牙利的反动分子团体执行了清场。”
“新政府号召匈牙利全国人民捍卫工农政权和人民民主成果，在国内恢复秩序，确立安全和安宁。新政府文告还宣布：工农革命政府为了匈牙利人民、工人阶级和国家的利益，请求苏军司令部帮助制止反动和反革命黑暗势力，恢复人民社会主义制度，恢复匈牙利国内的秩序和安宁。”
“匈牙利人民在苏联援助下迅速地战胜了反革命复辟的危险，这也是对于整个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这也是对于整个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巨大贡献。”
“匈牙利可以如此迅速地战胜反革命危险，证明反革命冒险分子只是匈牙利民族中的败类，他们没有也不会有真正的群众基础。但是应该看到，反革命恐怖在一个时候可以如此猖獗，证明匈牙利过去的领导者没有认真增强自身的执政能力；没有做好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第一要务；在实行人民民主的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
“匈牙利的风波证明：一个党、一个团体，光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是远远不够的，革命的果实还远不是巩固的。为了巩固胜利，就需要进行艰苦的工作，紧密地依靠群众，实事求是、完善政权建设，完善国家建设，这样才能建立真正的巩固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
威尔茨：“弗里德曼，有没有苏联媒体、匈牙利媒体的报道？”
弗里德曼：“怎么可能有，现在我们在火车上。等回到香港再说吧。”
威尔茨：“我敢打赌，这篇新华社官方稿件的前半部分应当是与苏联的口径相同，但后半部分加入了不少中国自己的内容。”
弗里德曼：“但前半部分正是对整次事件进行定性的文字。”
威尔茨：“当然。定性是会和苏联保持一致的，苏联和中国现在是同盟嘛。但是，最后两段我觉得应该不会是苏联人写的。”
第七十七章，“一五”计划完成
1956年10~11月在布达佩斯街头的冲突，苏联及华约阵营称1956年匈牙利反革命叛乱，西方称匈牙利革命，中国称1956年匈牙利事件。
11月4日，街头暴动最终平息后，苏联对匈牙利全境实施了军事管制，苏共派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作为代表现场坐镇监督，匈牙利党政班子中掺入了苏军指挥官、克格勃人员，克格勃头目谢罗夫等人和匈牙利党政高层一起讨论和制定国家决策。
苏军还亲自动手，重新划分匈牙利的军区，从国内派来一批政工干部担任各军区副司令，重新整编军队。
在匈牙利军队确信可靠后，苏-匈政府对曾在布达佩斯街头闹事的市民展开肃清行动，26000人走上审判席，其中22000人被判刑，包括前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伊姆雷在内的三位数的人被处决。
匈牙利事件以及6月波兰发生的波兹南罢工骚乱事件合称波匈事件，它虽然不是苏东解体的决定性事件，但第一次削弱了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的凝聚力。
这可是1956年。华沙条约是在1955年5月成立的，波匈事件发生时华约成立才刚刚1年零五个月。
匈牙利事件的影响还包括引起了共产主义阵营的思想混乱。
1956年10月27日，匈牙利街头冲突的第四天，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的总编兼记者彼得·弗莱雅前往布达佩斯现场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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