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国内报纸报道了苏联国民经济建设的一些进展，其中有一篇头版文章写的是《苏联工农业开展大跃进运动 力争五年之后全面赶上美国》。这篇报道不知道触发了什么，就跟把天捅了个窟窿似的，中宣部调查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不，整个新华社都来回审查了一遍，然后全体编辑记者上了一个月培训班，主要培训的中央精神是“不再报道苏联超速发展的任何新闻，尤其是带‘跃进’字样的报道”。
这件事捅破天还因为它不只在新闻记者圈内震荡，就连沈飞都波及到了。重工业部、国资委要求沈飞把正在执行的项目全部过一遍，那些指标过高的、进度要求超出一般规律的项目全部重新核验。本来沈飞的设计室真的有一些青年骨干在规划新型号的战斗机，但这些新研制计划重新排优先级，沈飞改为先保证顺顺当当把米格-19仿制出来。
对于青年骨干设计的作品，1月底钱学森与聂荣臻一起去了沈飞，挨个看这些新设计，给他们提出技术方向上的建议，同时聂帅也要求空军多说自己的想法。
钱学森在沈飞看到的设计图纸有6份，其中有5份是基于米格-17或米格-19的发动机设计的。米格-17是亚音速，米格-19极速也才1.3马赫。然而这些新设计的战斗机方案，有两种的飞行速度达到了2马赫，其中升限最高的达2.4万米。
用上一代的发动机怎么设计出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战斗机的飞行性能？无非是大开脑洞，搞各种接近绝对理想的减阻气动外形，内部则该减重的不该减重的全减了。这些设计如果硬要通过评审上马，大概在做静力试验的时候样机就会崩掉，但也不一定——有时候静力试验也是可以搞假的。
不过钱学森没有逐条方案“批驳”其中的不合理之处，而是从航空器的设计原则来讲，告诉他们发动机的技术水准决定了一架飞机设计出来之后的性能上限，601通过仿制米格-17/歼-5形成了初步的战斗机设计能力，这很好，但发动机的设计改进能力是最先需要“到位”的。如果发动机没有进步，在飞机机体上玩各种花活不是说没有用处，偶尔也会诞生奇迹，但奇迹不能作为常态。
况且战斗机本身的结构方面，新的力学计算技巧、设计原则、材料技术、材料加工技术，这些也比头脑风暴更加重要。
钱学森和聂荣臻在601呆的这几天，把601设计部的工作重点引导到了更“基础”的功夫上面，比如发动机要优于飞机总体设计（沈飞已经扩展成了飞机、发动机、生产设计在内的联合体）；要优先搞定RD-9B（涡喷-6）并尝试提高改进；新一代飞机的研制应该拆分开来，先做“未来战斗机概念设计”，然后是“未来气动外形设计”，再然后才是下一代战斗机的整体设计。
说到“未来战斗机概念设计”，这又不能沈飞独自来搞，必须得拉空军进来听取他们的意见。
空军的意见是什么？
“战斗机就是截击机，我只要截击机截击机截击机”
钱学森：“……”
好吧，不管怎样，空军还是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技术要求。那么就先满足这个要求。
在1959年，正是美国和苏联只有不太成熟的第一代洲际导弹的时候，美国和苏联核打击的主要手段都是灭国的战略轰炸机队强杀（过两年就不是了）。B-52飞得比较高，速度高亚音速米格-17也不太容易追，这样的轰炸机成群碾进来，可不得手忙脚乱么。
出于截击作战，空军对新战斗机（米格-19之后的下一代）的基本要求是：
速度再快一点，升限再高一点，航程再远一点。
速度快和航程远是一体的，它可以让敌方轰炸机来袭的时候，能有更多的机场的战斗机能起飞并聚集到某一条轰炸航路参与拦截，这样就能拦下更多的轰炸机。
升限高，爬升上去咬住轰炸机就更方便一点。
至于作战模式，空军也定死了：在陆基雷达的指引下作战，局部沿海地区则是在预警机引导下的海空截击战。反正都是国土防空嘛。
“其中有一项性能要求，不是必须达到的，但你们如果条件成熟可以考虑一下。”
空军前来召开技术会议的参谋念到最后，念了一条不知道空军参谋部哪位青年参谋加进去的意见：
“截击机上配备防空导弹可以极大地提高截击机的作战效率，初期应先装备近程或中程空对空导弹，远期最好是装备100公里射程甚至更远射程的远程防空导弹。”
空军的这些要求提出给沈飞之后，601的总师、设计师们陷入了片刻的沉默。
“嗯……这种要求，”黄志千说，“似乎，米格-21就几乎刚好可以完美地满足。除了航程之外。”
……
绕了一圈，原来空军喜欢的是米格-21。
现在中国在引进米格-21吗？还真在引进。
时间是1959年2月，总理访问苏联。在莫斯科，总理与米高扬签订了1959年到1967年的《中苏经济合作协定》，在这份协定里，双方达成了引进米格-21战斗机（包括图纸和生产设备）的意向。
达成意向之后，下一步应该是在3月份，由以徐昌裕、李兆翔为正、副组长的航空专家小组赴苏联谈判有关航空工业的援建项目——主要是两个项目，图-16和米格-21。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1959年双方就可以把正式的合同签下来，当年开始技术转让和设备交接。
（真实历史线，中苏关于引进米格-21的项目到1961年都还是勉强正常的，1961年3月全面崩）
这两个项目非常有技术含量，但对中国来说已经不是“万事开头难”的阶段了。轰炸机方面中国已经会造轰-5了（伊尔-28）；战斗机则仿制了米格-17，已经生产了400多架，刚刚仿制成功米格-19。
就是已经打好了基础，然后再在其上提高一步。
《中苏经济合作协定》不只有军事工业的转让，当然还有民用工业技术的转让转移（后者才是占大头的）。不只有苏联向中国的技术转让，还有中国向苏联的技术转让和出口。
中国向苏联转让“浑金”Pro晶体管计算机的图纸，并向苏联批量出口晶体管。
与此同时，苏联还按原先的计划走，从中国陆续购买“浑金”和“沪升”系列的计算机。
其他的就是一些常规商品了：收音机和电视机。
中国能反向苏联转让技术的就只有计算机这一种东西了。和苏联向中国转让的工业技术总价值相比，计算机及相关的技术、产品只相当于苏联给过来的东西的1/5。
“从1959年起，我们的重型机器制造部就要安排你们所要的飞机制造设备的生产了，”米高扬对总理说，“因为必须优先为你们的米格-21生产线和图-16生产线生产工业母机，苏联的另一位朋友的计划不得不推迟了。”
总理：“另一位朋友，是说印度吗？”
米高扬点点头：“是印度。印度需要一种高性能的战斗机，以取代他们空军现役的两种法制战斗机。”
总理：“印度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新兴国家，他们自然也是需要一支强大的国防军保卫自己的国土。不过实事求是地讲，印度所面临的国防战略形势，比中国要轻松很多。”
米高扬：“这我同意。但是，毕竟他们有五亿人口。虽然周边没有西方国家的军事威胁，但他们国土还存在着殖民地的残留物。”
总理：“印度加强军事力量的举措是有必要性和正当理由的，只是我有些担心，他加强军备之后，会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对付巴基斯坦或者其他的与他相邻的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打过一次印巴战争了。”
米高扬：“那次战争是巴基斯坦确实过分地靠近美国了。”
总理笑笑，没有继续就这个问题辩论下去。
1959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用中国的常用话体系来说，它的重要在于它是“十年大庆”。
虽然只是“二五”的第三年，但是靠近十年这个节点，许多项目和工程都希望在今年结出果实。
从国家大的经济面来说，1959年有望达到工业总产值高于农业总产值（在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价格采用正常数据之后，工业总产值仍然超过农业总产值），这意味着中国按照“第一型工业国标准”，可以算是初步的工业国了。
国企管理体制不断摸索和更新，大部分行业的利润逐渐稳定。民营企业注册量和总生产力不断快速上升，带来的财政收入连续数年快速增长。
只是陈沄一直在念叨的增值税取代商业税的方案，到现在还被认为核查核算的难度过大，只能过几年之后再商议。
国防科技方面，沈飞交出了歼-5，可以在国庆节大阅兵时通过天安门。歼-6……可能还在试飞中，1959年不太适合飞出去。
长春交出了第一辆T-54A的仿制型，虽然是1958年11月下生产线的，但由于首批20辆交付部队的时间是1959年2月，因此型号定为“59式中型坦克”。这坦克当然预定参加阅兵式。
海军方面，完成了4艘01型护卫舰（组装和仿制的里加级火炮护卫舰），然后暂时停止了继续建造，这时候海军主力还是各种快艇，“广东”号巡洋舰（就是从英国买来船壳的“利物浦”号）初步完成改装，预计在5~6月份出海试航。
然后就是导弹火箭方面。
——近程弹道导弹可以在国庆阅兵中展示了，但中程弹道导弹还在犹豫中。犹豫的主要理由是：“这种实战能力很差的导弹，展示给全世界看，真的好么？”
在这时候，颇有些“战略忽悠”心得的粟峪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导弹实战能力比较差，那展示出去不正好嘛？”
第九十三章，中国与印度应当和平解决边界问题
1959年上半年，黑龙江省肇州县附近的大油田经过第二次勘探，终于找准了完全正确的含油构造位置。
1957年12月3日，地质部松辽石油勘察队在肇州县打出了第一口油井，12月4日第二口油井冒油，12月17、18日又有2口勘探井冒油，这种运气爆炸的景象甚至让北京地质部都不知所措。但是，1957年底对肇州县的油层分布的预测存在着一些错误，1958年能源部准备扩大采油区，这才发现要重新进行地址勘探。
经过8个月紧张的重绘“地图”，1959年4月，整个油田的区域终于搞明白了。不但100%准确地标记了目前已知的构造区，并且初步估测出了肇州县油田的储量：
地质储量20~30亿吨，可开采储量5~8亿吨！
这是个大油田啊。
国庆10周年来临之前，能源部奉献给国家的大礼物就是——大庆油田。预定在国庆阅兵式中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摩托化、装甲纵队，灌注的是来自大庆油田的汽油和柴油。
1958年，大庆油田钻出来的油井，年产量已经超过60万吨了，只是因为含油构造没有完全摸清楚，连打了几口井都没冒油，这才停下来重绘。因此大庆油田配套的炼油设施在1958年就动工、1959年就投产了。
在1959年4月，进一步扩大大庆油田采油能力的“大庆会战”打响。3万名石油工人、基础建设工人进入松辽平原。来自天南海北的建设者——其中最南的来自广东，有过半数是退伍转业的解放军，要在荒原中建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和一座现代化的油田。
这一时期，大庆油田处于保密状态，会战指挥部对外称“萨尔图农垦总场”，下属各个油田区块和只能机构则称为农垦分场。大庆石油会战领导小组组长、总指挥康世恩现在是“农场场长”，副总指挥张文彬是副场长。
当然总指挥和副总指挥都知道自己建的是油田，但那近两万名建设工人当中还真有一部分不知道。曾经有一列装载着建设工人和随身行李的列车停靠在萨尔图站，工人们从这里下来，抬头就看见了“欢迎加入萨尔图农垦总场！”的横幅。
工人们立刻就懵了：我是扎钢筋的；我是拌水泥的；我是拉电线的；我是搞电气工程布线的；我是搞市政交通修路的；来这个萨尔图农垦总场干嘛？
也有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就是最底层人手的工人/转业军人觉得，农场就农场吧！这一大片地方好平啊，种高粱也不错。……等等？要我们赶紧在入冬前把地刨开，好盖楼？还要刨那么大一片地方，你们这是要盖多少楼啊？
……
大庆油田不能不让国家激动，不能不让国家发动石油大会战。在1958年，只是随便钻了几口出油的油井，大庆油田当年就为国家贡献了67万吨的石油产量，跃居全国石油产量最高的油田。之前是玉门油田最高，1958年年产量才扩展到33万吨。
当然玉门油田还有油矿石炼油，也贡献了40多万吨的石油产量，但这个时候的油页岩炼油成本高到突破天际，完全不是后世的那种冶炼流程。不说别的就说能耗，炼出1公斤油要消耗3公斤标准煤，等于用大量的煤换出一点点石油。
1959年4月，地质部长李四光激动万分地向中央报告大庆油田完全准确的油区图和新估算后的地质储量，能源部部长余秋里则激动万分地向中央报告石油工业“大庆会战”的部署。但中央的表现竟然非常冷静非常淡然。在李四光看来，中央此时的态度就好像“大庆油田本就在那里，迟早国家会发现它”一样。
诶？——好像那个油田的确一直就静静地躺在松辽平原那里，几百万几千万年都没变过，只待人类去发现它。
“是你最早提出的陆相沉积生油理论，我们依据这个理论，断定了在我国不会没有大油田。因此，你做的贡献是最基础的，有了石油理论，才能给具体的勘探工作指定方向嘛。”
总理对地质部部长李四光说。
李四光：“大庆油田也最终确定了陆相沉积能带来比较巨大的石油储备，虽说总量略小于海相油田，但陆相油田也可以跻身大油田之列。也就是说，大庆的勘探工作是实践，它又反过来让理论更加坚实和可靠了。”
总理：“噢，也就是说，陆相沉积的油田终究还是稍微偏小一些，毕竟陆生的大湖泊没有海洋那么大？”
李四光：“第一是大湖泊由于面积和水体深度一般都比不上海洋，第二是大湖泊的存在时间较短，湖底沉积的有机物没有海洋底那么丰厚。哎，可惜了，其实中国在地质的上古时代，也曾有四分之三的国土在海平面以下的时期，我国的大西南、西北，包括世界屋脊西藏和现在的整个四川盆地，都曾是海底，只是没能形成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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