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既要温饱，也要给小康打基础
世界第一部手机是摩托罗拉的Dyna-TAC，1973年4月，马丁-库珀扛着这块“板砖”在曼哈顿街头进行了第一次通话。1979年日本东京建立了第一个移动通信网。但是，世界第一部移动电话是苏联发明的。
这是列昂尼德.库普里扬诺维奇发明的ЛК-1，它的设计比较“保守”，不是手持机，而是车载电话，但第一，它确实能移动；第二，它采用了CDMA技术，和这个时期的对讲机、步话机等无线呼叫设备有本质的不同。在ЛК-1之后，苏联1959年还展出了沃罗涅日通讯科学研究所负责研制的“阿尔泰”移动系统，只不过这两种移动通信系统都没有大规模量产。
在第二个公文包位面，李强看到了移动通信发展的另一版历史：1969年，天津电子集团的工程师季安中手持世界第一台手机在狗不理吃包子，为了表示他的这台手机能够单手握持，季安中故意摆出左手扛手机贴在耳朵上、右手拿筷子夹着包子的pose。
图片注是：“世界
第一台可手持的移动电话：天津电子集团季安中研制的‘狗不理-1’，比摩托罗拉Dyna-TAC诞生时间早4年
。”
季安中是谁？李强暗中查了查，这位小老弟河北大学毕业，1959年7月进入天津电子集团，现在刚过实习期。
中国在移动通信技术、移动通信产品方面起步很早，在国际市场中国占位也很早，且一直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赶上了80~90年代的世界移动通信大发展热潮，只是在初期的80年代出现了“90%以上的移动电话出口，国内消费不到10%”的尴尬局面，但到90年代国内手机也开始普及了。
所以，李强不担心中国没赶上趟，但自己作为科技小组成员，还是有必要提示一下天津电子集团的发展方向。而天津电子集团的回应显示，他们是有这个技术敏感性的。
那就基本放心了。
……
1959年底，中央开始总结1959年的经济工作，尤其是农业工作。
农业首先得看耕地面积。建国之后的头几年，耕地面积是有一定增长的。我国耕地面积1949年为14.6亿亩，1952年16.1亿亩，1957年为16.7亿亩。1952年的增长是把以前战乱抛荒或毁坏的耕地恢复了耕种状态，1957年再比五年前增长6000万亩，是垦荒的结果。
到1959年，全国耕地面积略有缩水，统计数字是16.5亿亩。不是说这两年没有垦荒，实际上也开垦了三四千万亩土地，但是城市扩展要占用耕地，修建公路铁路要占用更低，还有一些耕地改种经济作物。
在1959年底，中央与各省领导干部在农业方面的互动讨论，西南省份对本省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往往十分敏感，为了提高自家的粮食消费量，想出了很多脑洞。
首先还是呼吁在人多地少的山区，农业税应该采取更灵活的方式，粗粮应该也可作为农业税上交。
这说的主要是红薯，有的山区土地只能种红薯，红薯干应该可以当作公粮交上去，可以接受1.5:1的比例，也就是1斤半红薯干顶1斤稻谷，只要晒干就行。
然后是呼吁在部分耕地匮乏但是却有其他生计的地区，可以以钱或者实物顶农业税。
肥料方面，很多地方的领导都在询问国家什么时候能普及性地搞大化肥工业。
一五期间引进的苏联合成氨生产线，生产出来的氨基本都是用作工业原料，其中主要是炸药。二五期间其实国家在建设大化肥工业了，只是还没这么快出成果，第一个苏联引进设备构建的大型化肥厂预计在1960年投产。
中央说了大化肥的时间表之后，还是有不少省份的领导干部不满意。这些化肥厂一个在东北，一个在郑州，一个在徐州。按照现在的商品流通范围，这些化肥厂最多辐射一个省。可四川怎么办，贵州云南广西湖南……
1959年底的农业工作会议是开启小合成氨-小碳铵厂普建的序章。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前置条件，那就是国内的机器制造业终于可以自制小型的合成氨生产设备了。只要一个地方有煤，就能建起一个年产几千吨到一万几千吨的小化肥厂。
除了技术的前置条件，还有另一个前置条件：在八大上制定的第一步，也就是1966年解决全国温饱问题的硬性指标。
这一硬性指标让大部分省份的领导都把解决温饱问题当做了工作的重点。另外那少部分是根本不担心温饱的，比如已经宣称提前达到了温饱社会的那几个富裕省。
“中华人民联邦共和国”，地方（主要说的是省）领导看到中央的指令先三思、再权衡、再有选择地施行，现在是不存在的，这种现象萌芽于第一个公文包位面的1961年。现在各省领导与中央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无论是出于党性还是出于国家赋予自己的职权还是历史使命感，地方领导都选择了坚决服从大局，坚决贯彻中央的指示。
不仅是坚决贯彻中央的指示。在一些省份，省领导的工作不是100%贯彻，而是做到了120%的贯彻。
但这些地方120%贯彻中央指示的劲儿，主席、总理看到之后就有点不是滋味了。总理是直摇头，主席是叹气。
怎么说呢，幸好中央的指示是“1966年必须解决全国温饱问题”。
“在近期的工作中，一些地方干部领导存在着‘用力过猛’的问题。”
“中央在八大上通过的决议，对于全国现代化制定的方略是‘三步走’，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是三步走的第一步，这三步彼此之间是有关联的而不是割裂的，它们是连续的而不是分离的。”
“某省某地区，是著名的贫困山区。当年我们长征过那里的时候，红军拿着大洋都买不到多少粮食。人多地少，现在全区12个县，人均耕地最多的2.1亩，最少的0.9亩，这些耕地中，山地薄田占75%，平地只占25%。这样的地区，要让全区人民吃饱肚子、有衣服穿，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了达到八大的第一步目标，区领导制定了‘解决温饱攻坚战’，详细规划了各个县如何在1966年粮食产量达到温饱标准的办法，规划了如何让全区在1966年有基本的生活物资供给的办法。”
“这种工作态度和工作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个区的领导干部在工作当中简单粗暴和缺乏全局思维。国家从经济和轻工业发展的战略需求出发，对全国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提出了一些要求，该区的山地虽然贫瘠，但土质多为弱碱性的红土，种粮食庄稼不好，种烟叶很好。农业部在该区制定了经济作物种植计划，第一期在全地区挑选出了2.2万亩的红土耕地，打算改为种植烟叶。”
“然而，1959年农业部的调查显示，到现在为止，这2.2万亩的耕地绝大部分还在种红薯玉米，并没有改种植经济作物。让他们不要改经济作物的指示是来自区领导的。”
“区领导的想法我们是能够理解的。这个地方太穷，农业基础太落后，他们担心本来就不多的耕地拿去改种经济作物，解决温饱问题的压力增大了，他们担心1966年全区达不到温饱标准。虽然按照规划，全区兴修水利，增加水浇地面积，改良土壤，是可以让全区在1966年达到温饱标准的，可他们还是不放心。把这2.2万亩耕地继续留来种粮食，就算是贫瘠的薄田，每年也能打一两百万斤粮食，解决温饱问题就更有谱了，完成工作的可能性从100%提高到120%了。”
“但是，这样做解决温饱问题更容易了，该地区的人民收入提高的上限，地区发展的上限却被封死了。种烟叶是白种的吗？不是。实际上，种烟叶比种红薯收入高得多。”
“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让全区人民吃饱肚子，只是现代化历程上的第一步。在第二步，这个区要和全国一样，让全区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小康就不只是吃饱肚子了，而是要吃得更好一些，收入也不是只够有衣服穿了，而是有较多的日用开销资金。如果全区还是只种粮食，光知道见缝插针地种粮食，不搞成全国烟草种植基地，不搞其他的产业，你凭什么在二十年后达到小康呢？”
“或许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区领导认为，自己年纪也大了，差不多1966年自己也退休了，退休之前，我完成了中央指示的让全区人民脱贫温饱的任务，退休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管。”
“可是这件事你不能不管。你的工作是服务人民，人民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几千年，以后还要这里生活几千年。我们的党为人民服务也是没有任期的，人民需要我们服务多久就服务多久。如果一切都以自己的任期为中心，任期之内尽善尽美，出了任期不关我事，那你就既不算为人民服务，也不算党的好干部。”
第十一章，剑桥马戏团
剑桥大学教授、英国经济学家、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乔安·薇奥丽特·罗宾森通过罗湖桥，从香港抵达广州。
与1956年威尔茨、弗里德曼来中国一样，罗宾森动身前往英国，直接原因（可能说是借口更恰当）是——她的书也被中国“盗版”了。
包括她1933年写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1937年出版的《就业理论·文集》、1942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随笔》、1953年的《生产函数和资本理论》、1956年的《资本积累》。
这些还都是官方盗版的，中央编译局翻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发行。罗宾森甚至在英国拿到了一本盗版书，印刷清晰精美，纸张也很好，据通中文的剑桥大学其他教授说，这书的中文翻译非常严谨，质量很高。
威尔茨、弗里德曼去过一次中国后，回来写了几篇关于中国的经济学文章，这让新古典主义的芝加哥学派一下子成了西方研究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先行者之一。但是，威尔茨和弗里德曼的文章都认为，中国虽然现在实施的经济是“东西结合”，但是在吸取西方经济学理论方面，中国吸取的凯恩斯方面的元素多于新古典主义。
芝加哥学派是新古典或者说奥地利学派的发展，凯恩斯主义呢？嗯，其实凯恩斯是英国人，他的大本营在剑桥大学，凯恩斯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者多数以剑桥大学为大本营，他们这一派叫做剑桥学派，或剑桥马戏团。
作为剑桥学派的第二代中坚（第一代凯恩斯已于1946年逝世），罗宾森来中国考察访问就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事了，而是代整个剑桥学派来看看中国发生了什么。
罗宾森没有像威尔茨、弗里德曼那样喜欢搞“仪式感”，步行穿过香港-广东边界，不过她是自驾车而来，她的翻译兼助手以及中方派出的一名“地陪”杨科长都是她的乘客。路虎经过罗湖桥后，在香港-广州的公路，她走了不到50公里就停了下来，因为这里突然在农田之间矗立起了一座工业园区。
像这样的工业园区或者依托工业园区形成的小城市，从这里一直到广州都不断绝。在深圳，这个弗里德曼重点提到的地方，三年前的工地现在已经完全是一座新城市的模样了。当罗宾森看到路标上有“港口 10公里”的字样后，她干脆就把越野车开到了海边，果然看到了一大片正在施工的港口和码头。
“现在中国与欧洲国家的贸易，已经基本切换为港到港的直接贸易模式了，所以，你们大量兴建和扩建港口。”罗宾森对中方地陪杨科长说道。
“有点这个趋势，现在都说，广州城的鬼佬不都是说英语的了，还得要德语翻译，法语翻译，西班牙语翻译。”
罗宾森：“但是英国与中国的贸易量还是非常庞大的。不过本质上，大量兴建港口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为英国与中国的贸易。”
“没错。”
中英贸易以香港为中转，并不意味着实体的货物必须在香港走一转，香港只是名义上的中介，英国公司在香港，中国代理在香港，双方走账在香港银行，至于货物嘛，从广州直接上船运到目的地就可以了，从外国出口到中国的货物也是这样，名义上是香港公司向中国出售的货物，实际上货船是从其他地方直接开往广州。
罗宾森：“在过去的10分钟里，我就看到了3艘商船从珠江口开进或者开出。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统计数字，看来确实非常真实。”
“外贸总额是做不了假的。”
罗宾森：“中国现在的对外贸易当中，有51.4%为与西方国家、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这超过了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外贸量。你们似乎在一步一步，不引人注目但却非常清晰地靠近西方世界。”
杨科长：“赚钱是不分的啦，姓资姓社都不影响我们和他做生意啦。”
……
“我们对西方的贸易总额超过了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贸易总额，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在靠近西方世界，或者说，我们在经济上贸易商秉持着东西一致的立场，但这只是经济立场，不代表我们的政治立场。”
在广州，罗宾森与广东国资委郑矩交谈。
“况且，对西方的贸易总额才刚刚超过50%，这不能说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等同于东方了，也不能说完全正常了。因为西方国家的经济总量远远大于东方，除非对西方的贸易总额达到对东方的80%，那时候才能说东西对等了。”
罗宾森：“现在美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40%，而美国基本切断了与中国的外贸。扣掉美国之后，西方国家的经济总量就与东方国家差不多了，也就是说，你们在外贸政策方面，已经很接近东西平衡了，平衡点可能是60%左右。”
“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导致中国对东方国家贸易的上限没那么高，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参数，就是这些国家的贸易活跃度。说实话呢……”郑矩想了一下措辞以准确地描述这个意思，“说实话，苏联、朝鲜和一些东欧国家，他们的经济环境挺封闭的。”
中国的地方干部嫌弃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太封闭？！
这是罗宾森在中国考察得到的颠覆性的信息之一。
不过在广东，罗宾森看到的景象确实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有不同。无论是苏联、东欧国家还是朝鲜，都看不到这样的外贸导向的城市甚至可以说是城市群。罗宾森此行的最终目的地也是北京，不知道继续往北走会看到什么？
“你去过苏联，而且也去过朝鲜？这在西方经济学家里可不多见。”
在北京，罗宾森与陈沄会面。
罗宾森：“我去苏联是1957年，朝鲜是刚去，今年5~6月份。实际上，我非常想对比朝鲜和中国，这两个东方文明圈里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好，这两个国家我都是1959年访问和考察的，时间相近，可以认为我在同一个时间切面上考察这两个国家的现状。”
陈沄：“你在1942年就写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随笔》，看起来你在西方的经济学家里面，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做了很深入的研究，所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也很合理。不知道你对朝鲜和对中国的经济现状是如何看的？”
罗宾森：“在朝鲜的考察，我得到的初步结论是，朝鲜这样的国家，我觉得中国也可能是，他的经济运行是不适宜套用现在的任何经济类型和经济理论的。朝鲜整个国家现在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我称之为——弥赛亚状态。”
……
罗宾森认为处于弥赛亚状态中的朝鲜，近几年确实发展得不错。中国最后一支成建制的人民志愿军部队在1958年全部撤出朝鲜。而美国，在1952~1956年一直保持着从朝鲜不断撤军的趋势，而且撤军人数占总驻军人数的比例和中国是保持着同步的。但是在1956年11月，由于匈牙利事件的影响，美国从朝鲜撤军的计划在1957年停止了。朝鲜境内没有外国军队，南伪国土上却有美军，这让金日成在北方甚至整个朝鲜民族中的声望都非常高。
现在在朝鲜剩下一个联合国军的军部和大约1.6万名美军人员，其中有大约2个团的一线作战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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