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774厂，苏联一五时期援建的91项重点工程之一，1952年2月开工，预计1955年建成投产，产品线预计有4个类别、9个型号的真空电子管，尺寸和电流值各不相同，分别对应雷达、无线电台、收音机、等等电子电气设备的电子管零件供应。
而现在，因为“璞玉”计算机投入运行以及中国决定开启自己的计算机产业的缘故，774厂的任务又多了一个：为电子管计算机供应关键零件。
在一五期间，全国电子工业投资总额为5.5亿元，而北京电子管厂的投资就达到了1.02亿元，差不多占了当时电子工业总投资的五分之一。建设774厂，国家那是花了大价钱的，但苏联援建的这个厂也确实规格很高，建成之后将是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
现在是7月底，厂房开工还不到半年，但774厂已经组织起了一堆小作坊，开始培训电子管装配线工人了。
774厂之前也不是毫无基础，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解放前北京的一家民营收音机厂。当然774厂实际继承的大概也就是这家收音机厂的几个技工和价值1500银元的股份。酒仙桥这里原本是有房子的，前清八旗的一座营房，计划在工厂投产后用作774厂的工人宿舍，现在工人还只招了1/5不到，那就一部分做宿舍，一部分改做培训教室，给新工人在这里练手。
774厂新修的厂房呢，那就比较上档次了，一排排整齐的车间，有的是装配车间，有的是测试车间，有的是玻璃或者金属加工车间，全都是高品质红砖垒出来的，外观还特别洋气。其中人员比较密集的装配车间都有很大的窗户和顶吊电扇，这是苏联和东德电子管厂的典型风格。
正因为厂房比较上档次，所以筹建委员会看上了这种建筑格局，现在向吉洪诺夫提出再多盖点。
吉洪诺夫这个人比较好说话，图纸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要留给中国同志的，所以肯定会给。林巍到吉洪诺夫的住处后，又得寸进尺地提出了一个新要求：中国计划外建造的厂区在开工之后，希望吉洪诺夫也能担任工程的监督顾问。
看在中国同志给双倍加班费的份上，吉洪诺夫也答应了，于是每个月的4天周末也交给了中国工程项目。
“嗯……挨着774厂，”吉洪诺夫看着预定的厂址，“要盖C和D型厂房，这里是你们想另建一座电子厂吗？”
林巍：“是，也不是……”
紧挨着774厂，国家计委和电子工业局又开辟了一块地皮，面积相当于774厂设计中的厂区的60%，但这里并不是一个工厂，而是4个工厂。
第一个叫做774A厂，为什么叫774A这是中央订下来的，林巍自己都莫名其妙。774A厂占地面积也是最大的，用掉了新厂区一半的地皮。
剩下的一半地皮目前暂时安排了3个工厂，最终也可能是4个，也可能是5个——在上级下发给林巍的计划书里面，这里是空白的，什么厂没写。
只写了要求：剩下的这一半地皮，建造6排C型厂房和6排D型厂房，C和D是交错的布局。中间没有围墙分割，但是围墙是比较好修的东西，建墙分割之后，这里最多可以塞下6座工厂，每个小厂都有一排C型厂房和一排D型厂房。
“774A厂……”吉洪诺夫咂巴着嘴，“意思说它可能与774厂的功能接近？”
林巍：“我也不太清楚。”
吉洪诺夫第一个周末就带上林巍配备的几名助手，简单勘测了一下新厂区的地质情况，没什么问题，这一块地方做厂房的话打地基流程和774厂几乎一样。
第二个周末，吉洪诺夫看见的除了林巍之外，还多了一些人。
李强：“吉洪诺夫同志，你好。”
吉洪诺夫：“你好，李局长，苏联的机器制造企业又增加了对你们的机器设备出口吗？以至于你们又可以多建一座或者大半座工厂？”
李强：“这个目前还没有确定，但是，我们在南方有一些机器进口的渠道，如果找对了人，可以从香港购买一些机器设备，拿来建工厂。”
“英美的机器，非常贵，”吉洪诺夫说，“我是建筑工程师，不是电子专家，但我也听说过这种说法。而且，英美的设备与我们的车间不一定匹配。”
李强：“应该不会有太大差别……C型厂房是容纳大量工人的手工装配线；D型厂房是高温车间，这是通用性很高的两种建筑。我们只建空房子，里面的陈设会等我们的机器到货之后再临时修改的。”
……
李强说的倒也是实话，774A厂就是晶体管厂，可李强现在都不知道将来的晶体管生产设备是个什么样，反正先把厂房预备好就对了。
至于其他那一片用途不明的厂区，那一大片最多可划出6个小工厂厂区的建筑群，这就不是李强做出的决定，而是中央做出的决策。陈沄主导、李富春拍板出资，先把工厂厂房盖起来，通电通水通路，然后——
然后在那儿成立新的工厂？
不，然后收地租。
正如李强第一次看到未来文件时会议上发现的，政务院和各个工业部门很早就开始研究文件，而且从里面摘出可行的进行实施了。
但是李强能大概猜出来那里是什么工厂。774厂的产品线非常丰富，而且实际上它是军品的生产占小头，民品的生产占大头。出产的真空管估计得有70%以上是做收音机做电台用的。但是真空管呼啦啦生产出来了，收音机厂呢？
总得有一个大型收音机厂吸收电子管的产能吧。
除了电子管，还有电容电阻……如果估计得没错，中央是把这里规划成一个大型的综合电子生产园区了。
……
“这是细钨丝，直径是0.12毫米。它应该是由工厂里的一个拉丝车间做出来的，但是现在还没有，所以你们暂时用苏联进口的钨丝进行训练。”
在酒仙桥的宿舍/临时培训基地，苏联技术专家德米特里在手把手教青年工人怎么把钨丝放进玻璃管里。
工人一边听苏联专家和翻译嘴里叨叨，一边埋头看自己手边的操作规程。当苏联专家让他们试装一个后，工人就慢慢插入钨丝，差不多到位后——拿起一个小手电筒照亮内部，然后伸一个超小的细长剪刀进去，平齐地把钨丝剪短。
德米特里：“手电筒？手电筒？为什么会有手电筒？”
他记得操作规程里没有这一条啊。
工人：“可是操作规程里是这么写的。”
德米特里冲过去，拿起操作规程，懵了：“怎么回事，你们篡改了苏联原版的操作流程。”
“德米特里同志，是这样的，”屋子另一角，中方的工程师说道，“钨丝剪断时多余的线头我们要控制在0.2毫米以内，也就是不能长出来。”
德米特里：“这对于真空管没有太大的影响。”
“可是我们查阅了技术资料，如果钨丝的线头过长，在高频使用时有一定的概率发生共振，并使得过长的钨丝线头被抖断，断线在真空管里横飞，从而导致真空管提前报废。”
德米特里：“等等，为什么会高频使用？这是普通型真空管，通常是用于制造收音机和对讲机的，即使有线头，用个两三年也不成问题。”
工程师：“这是我们上级提出的要求，嗯，大概就是，应该用高质量的心态完成所有的生产步骤。”
德米特里：“这是流水线作业，不是工匠作坊……”
……
在宿舍/临时培训基地，苏联技术专家为此事德米特里唠叨了半天，说中国朋友们太事儿多了。
不只是给真空管的制造工艺加码，中国同志还把真空管的寿命测试标准也改了，原先不同规格的真空管寿命测试及格线有150小时~500小时四档，现在中国同志把150小时那档砍掉了，只剩200、400、500小时三档。
在774厂的建筑工地，苏联顾问还遇到了更加诡异的事。这天上午，四五个穿黑灰色短袖衬衫、胸口别着“国资委”章的人走了过来，挨个查验工地上的设备、建筑材料、已经完工不会再更改的永久建筑等等。
查验没费多长时间，也没查出什么问题，但查验完毕后，这些“国资委”同志拿出一张长长的表，要现场的中苏人员各签一个字。
这种场面不只发生在774厂。在苏联援建的91个重点工程项目、以及200多个其他援建援助项目的工地，到处都有国资委的身影，这群夏天黑灰色短袖、冬天黑中山装的人让苏联人想起了某些强力组织，但又不太像，因为这群人不当场抓人。
虽然不当场抓人，但他们擅长秋后算账……
于是有不少苏联顾问专家开始唠叨中国同志婆婆妈妈屁事儿多。但也有一些苏联专家冷静地仔细观察国资委的活动以及职责，记在了小本子上。过几年他们回国之后，这少部分善于思考的苏联专家就呼吁建议苏联也搞一搞这个。但苏联工业部门的头头瞧了几眼之后摇头说，这一套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不咋地，没太大必要性。
苏联高层的看法倒也不算错，此时的中国国资委还是挺业余的，建立的制度不够完善，工作方法不够专业。不过，再过十几年，原本稚嫩的制度逐渐成熟和优化，并且开始广泛地使用计算机办公，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效果，越来越多的苏联官员、专家呼吁“不能再拖了，真的得学中国同志搞经济”——当然那是1970年前后的事了，那时候的苏联已经改不了了。
第十七章，上海市国资委发展研讨会
商人见官，荣毅仁不是第一次了。
民国时商人见官都是两腿发颤着去的，去一次破一次财。
作为荣家二代中最擅经营的那个，荣毅仁早在1946年就接过了掌管家族产业实际经营的责任，荣德生只在大方向把舵。
荣毅仁刚接手荣家产业，就被国府一连宰了好几刀：荣德生绑架案、荣鸿元事件、军粉案，荣家被黑走几百万美元。其中荣德生被绑架案，“绑匪”只要50万美金，上海警备司令部一开口就要60万美金摆平，最后荣家一共出了110万美金，因为警备司令部找不到绑匪在哪，所以建议荣家还是交钱吧，但是给警备司令部上贡的60万美元，也不退啦。
解放后荣毅仁第一次得见陈毅的时候也琢磨过自己是该挑几担银元还是带一匣金条“上贡”，不过陈老总就是来吃了顿饭，还解开了荣毅仁心头的疑虑和恐慌。
上海解放时，荣毅仁的老爹荣德胜决定“我既不离乡，也不离沪”，决定他家的产业就留在大陆，哪也不去。事后证明荣德生的决定是正确的。1949年上海解放，对于荣家产业其实是绝处逢生，工厂解放后很快复工，此前的财政危机、物料危机也在政府和解放军的协助下一一化解，荣德生的其他兄弟的产业撤离大陆导致的上游下游供应链危机也找到了代替方案。
这次荣毅仁见的是曾山，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副市长，现在又兼任了一个职务：上海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
国资委……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大概是从抗美援朝打响之后开始吧，中央和上海市政府退出的政策举措就越来越花样繁多，有的荣毅仁能看懂，有的荣毅仁都看不太懂。比如国资委，按字面意思倒也是能理解，但是国资委这一年多时间的运转情况，又让荣毅仁都觉得很新鲜。
“曾主任，”荣毅仁问道，“看报纸上说，今后的国有资本将划类为国营骨干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国有参股企业，这几个类型的企业在运营上、在政策上各有什么不同？参股和控股的区分是什么？不知道曾主任能否为我解惑一二。”
曾山：“这方面的政策调整我们也是刚刚着手进行，目前上海市的国资委主要还是学习和解读中央文件，并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制定适合上海区域内的经济发展的国资运营策略。”
荣毅仁：“中央有详细的文件？那看来主席他们是已经有决策了。不知道其中体现了什么样的精神？”
“中央的文件呢，我还没有完全看懂，”曾山说大实话，“其中有一些内容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
荣毅仁：“……”
曾山：“国家对上海的工业和财政发展是相当重视的，上海经济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上海，还关系到周边的江苏等地区，甚至关系到全国经济的好坏。中央的文件涉及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方面的精神，我们国资委、上海政府和财政部门在努力学习解读，同时我们也打算在社会上广泛征求意见。《解放日报》刊登那则消息的目的就是这个。至于为什么消息报道说得这么简略，也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形成一套办法，就不往里面加内容擅自解读了。”
荣毅仁：“原来如此。曾主任，我有一个猜测，也可以算是解读，不知道私下猜测中央的意图说出来会不会犯忌。”
曾山：“这怎么会犯忌呢，我们上海市的几大班子不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嘛。但说无妨。”
荣毅仁：“我记得是从1950年底开始吧，中央在经济和金融这方面的政策逐渐有一些变化，以我对经济和金融学术的理解，中央是在打算找出一条经济管理和金融货币管理的新路子来，而且，这条新路子非常的……新，以至于从民国从苏联都没有现成的例子可照抄，只能自己摸索出一条新路子。”
曾山：“的确是这样子，就如同中国革命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新路子，最终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我们也在想从新的经济理论体系里面找到发展的新路子，既有国家的之路，也有上海的发展之路。”
荣毅仁：“我的第二点看法呢，是中央确定的方向其实非常明确清晰，而且总目标的逻辑很顺，但是在具体的实施策略、手段方面，需要补充很多。曾主任，如果上海市委组织各界人士探讨经济政策，我一定到场参加，并且知无不言，也算是向国家献计献策吧。”
曾山：“我看这样，不用等各界人士的座谈会了，过几天就有一次探讨政策的机会，级别是有点儿高，但是你参加还是没问题的，有没有兴趣参会并且说几句？”
……
Powered by Discuz! X3.5
© 2001-2024 Discuz! Te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