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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代表的公文包穿越了更新至第六卷 - 第 65 页

  “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流,政府就不可能存在。所以约瑟夫·熊彼特说过这样一句话:现代国家其实不如称之为‘税收国家’。熊彼特认为,国家机器或者说政府从最本质上来说只需要做好两件事就可以了:好好收钱,然后再好好花钱。”

  陈沄经常引用各种经济学家数学家的理论,现在中央以及地方的同志在开会时已经见怪不怪了。

  “1949年以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提高国家汲取能力方面,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税收系统进步却还不太显著。”

  “由于税收如此重要,因此,加强汲取能力就成为了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中心任务。然而,汲取并非容易。汲取能力在国与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时期其水平变化也很大。一个评价国家建设能力进步的方法就是测度流向各级政府的资源。”

  “社会主义税收的原则是什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既然我们相信自己花钱花得很好、每一笔都花得很正确、很高效、很节省,都用在了正事上,我们就该放下心里的负担,好好收钱,理直气壮地收钱。”

 

第十九章,什么?地方债?

  1952年秋,中国向西方银行贷款的“额度”用满了。

  就这么多对外贸易量,就这么多国企的盘子,总额1.2亿美元已经很多了。本位面历史上,1952年中国向西方银行的贷款额度是……110万美元。

  这110万美元还是是国际转口贸易支付时为了交易方便而借了一笔,并不是借钱拿来花的。

  所以资本家的钱袋子还是有钱的。1.2亿美元算啥,在1952年的前两个季度,英国各银行在马来(西)亚的投资额折合7.5亿美元,新加坡那个弹丸之地半年内都有8000万美元的英国资金注入。

  现在中国对西方的贸易当然绝大部分走海运,其中2/3是从广东-香港的渠道。但其他港口城市的外贸量也是有的,上海的外贸交易额还不小。不过从上海运进运出的船舶不能是自己的船,得租用外国商船或者干脆委托给外国商团全程代办。如果是中国自己的船开出去,被国民党海军瞧见了,那连船带货物都没了,船员都会被扣下,隔几个月台湾那边的报纸就发表这些船员的“悔过书”,说他已经投奔自由世界。

  国党海军不但敢扣大陆的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船在中国周边航行时他们也虎视眈眈。就在6~7月份,一艘从黑海开往上海的苏联货船,自进入西沙群岛之后就被国党海军的军舰全程监视,先是一艘护卫舰,在台湾附近轮换成一艘“弗莱彻”,所有的军舰都不怀好意地盯着苏联货船,一直盯到黄浦江口、快到理论上的海岸炮火射程,这才掉头离去。

  这时候如果国党海军在公海扣押苏联货船,没收船、货,关押船员,苏联也只能无能狂怒——这在历史上就发生过。

  (直到后来美国把台湾脖子上的狗绳拉紧了,让他不要整天搞事,中国周边沿海的航运安全这才有所改善。不过美国拉紧狗绳是在敦促台湾赶紧和大陆脱钩,宣布独立或者让联合国托管,这又引起了常凯申的暴怒,然后双方就金门炮战了)

  所以还是英美和西欧的公司、船舶稳妥,国民党海军胆儿再肥也不敢对英美的商船下手,只是英美的船舶租用价格略贵。

  “处长,这20车都是板栗。颗粒大、均匀、晒得很干,一级品。英国轮船直接开到广州港装卸,我们就不用走陆路再运到香港了,能省不少运费。”

  广州对外贸易管理局特产出口处处长陈文富抓起一把板栗,所有的板栗都很大颗,采购上来之后肯定过了筛子,大个的用来出口,小个的国内食用。举到鼻子边闻闻,那种板栗特有的醇厚的淀粉香气一缕一缕地渗入鼻腔。

  陈文富:“小时候家里穷,一年有半年吃的是红薯。屋后有两棵板栗树,可打下来的板栗父亲说要拿去卖钱换盐,……收获过后我在树下耐心找老半天,才能找到几颗漏网的,埋在灶台煨熟,那种香喷喷的感觉真是到现在都忘不了。这么好的板栗中国人吃不到,可惜了!可我们不得不拿这些去出口,换了钱回来建设国家。”

  跟车运送板栗的办事员小宋摸摸头:“板栗是挺管饱的,我是说我对板栗没有特殊的爱好。不过腐竹是个好东西。”

  在板栗车队的旁边是堆成一座小山的麻袋,上面写着“腐竹 一级品”。

  陈文富:“等以后咱们有钱了,板栗特么的一颗也不出口,就留着自己吃,直接吃、烧鸡吃、熬粥吃、做成糕吃,包粽子吃,粽子里还要放块酱烧五花肉!到那个时候我们还从国外买板栗回来吃,听说欧洲也有一个品种的板栗……”

  6600吨的英国货船“海德拉巴”号这次在广州靠港要装十几种货品。除了栗子,还有柿饼、腐竹、生油、羽毛、猪鬃、木材、桂皮、花椒……全是土特产或者农产品。都是全中国人从嘴里省下来的东西,卖出去之后这6600吨货物能换来300多万美元外汇,差不多等于……一座规模大点儿的棉纺厂的投资。

  中国向西方的贷款用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纺织业,总共有将近40%的资金用来购买纺织设备,工厂新建和扩建大多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其实在1951年,如果按商品单算,中国出口货物中总价最高的是纺织面料(棉布第一,其次是绸布),其他任何一种单独的农产品都比不上。

  中国纺织品出口在50年代就颇有规模了。既然已经有比较强的出口竞争力,那就再锦上添花,改进设备提高品质和产量,降低生产成本,让纺织品出口占更多的贸易份额。

  这个年代的世界纺织品市场有一件很重要影响很大的事件:印度独立了。

  印度独立前是世界中低端棉纺织品一霸,独立后的印度虽然也没哪国制裁他,但独立之后嗨翻天的印度人就开始不好好做事,那些英国人遗留下来的纺织厂,哪怕仍然在英国资本控制下,出产的棉纱棉布的品质也逐年下降,最重要的是产能也下降了——劳动生产率持续走低。

  这就给50年代的中国钻进世界低端纺织品市场提供了机会。当然要想卖得满世界都是是不可能的,这会儿还没有世贸组织只有关贸总协定,中国也不是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但哪怕只是在纺织品市场占一个小小头,并且还要走香港做中转,赚得来的外汇对于中国也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目标达到多少呢,按照中央分配的任务,五年之后,也就是这一批贷款设备全部消化落实完毕后,纺织品出口应该能达到50亿人民币。

  这几乎等于1951年中国的全年外贸总额。

  ……

  “陈副总理,我们这次进口的纺织机械,并不是国际上最先进的。其中织布机械好点儿,纺纱机械,我们能买到的大多是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的产品。不过相对于广东原有的纺织厂的机器设备,这已经差不多是先进一代了。”

  陈沄:“你们买的这些机械,有一部分是上海早些年就进口过的,46、47年,申新系的纱厂从国外买的机械和你们订购的就是同一种型号。广东以前丝绸产业是重点,棉纺相对来说比不过上海,但现在你们也得追上去了。”

  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现在这一批设备建起来的厂算是追平了上海吧。”

  陈沄:“但是你们的压力还是很大。上海的棉纺现在逐渐转向使用国内面纱,据说纤维比较短,可棉花便宜。广州的纺织企业起来之后,可能要用进口棉,这样你们就得保证品质,要不然卖不上价,卖不上价那可能就连棉花钱都赚不回来。分局和广东省委什么时候能集中起来?”

  方方:“他们已经在向广州集中了,明天全部到齐,后天会议。”

  ……

  陈沄考察完上海立即转到广东,是因为广东省委、经贸委刚刚向中央提交了一个报告/申请:

  国家不以国家的身份继续向外借钱了,广东省能不能以本省的名义再向国外借一笔钱,拿来搞广东省内的经济建设?

  好家伙,国家背的债已经够多了,广东还要背个地方债。

  而且这债还不是对内借的而是对外的,一个省向外国人借钱。

  不过中央只是吃了一惊,并没有马上否决广东省的脑洞,而是认真开始了研究。

  广东地方债的利息比国家借的债高,年利率4.4%,但从现在国际行情来看也不算高,中等偏下。2000万美元,5年期。借债同样是为了工业设备输入,不过借钱的银行可能是得到了某些厂商打的招呼,因此提出了一个“定向使用”的要求:这笔钱借给广东,那就应该指定用于那几项工程,不应该用到别的地方去。

  这同样也不是原则性问题,国家借的钱也有类似的要求。

  关键的问题是:如果这一笔钱是以广东省国资委的名义借的,到期之后广东还不上了,国家是不是得给广东兜底?

  “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这2000万美元,五年之后本息合计2440万美元,你们觉得还上这笔钱有困难吗?”

  陈沄问了一个问题。

  现在国家的财政是三级税制,中央之下是省级,广东省财政是有自己的自主权的。

  广东财政盈余很多,仅次于上海。1951年1月,上海支援了10亿人民币(按新币计算)填中央财政的亏空,广东掏了6.5亿。从苏联购买的武器装备外汇另算,国内的开销,差不多广东和上海就把抗美援朝国内的战费给解决了。

  但是——广东这次借的2000万美元是外债,还钱也是还美元。因此陈沄问的是,这2000万美元投入进来,能增加多少出口外汇的创收?

  方方:“这笔债用在4个地方。第一个是广州港的码头机械,这是配合我们的广州港改造工程的,码头机械进口,其他的我们自己解决。第二个是广船的修船厂,第三个是广州市政电力改造的设备进口,第四个是……一座火电站,广州市现在用电已经不宽裕了,未来继续高速发展下去,过两年就会有用电缺口。”

  何伟:“广州港的码头机械里面就包括了一座煤炭卸货码头,这个码头卸下来的煤炭可以直运火电厂。当然码头机械不只是煤炭卸货,还有其他码头大型货物装卸设备。”

  陈沄:“修船厂可以为来往运货的外国商船提供维修服务,能赚一点外国人的钱,这叫什么,船舶类的服务业嘛。其他三项,好像不是直接挣外汇的。”

  方方:“但是它们可以让广州更好地搞出口贸易,这等于是间接挣外汇。但它的效果是明显的,可以计算得出来。有了这些出口配套的设施,广州甚至整个广东都会受益。这么说吧,不用五年以后了,1955年底,广东这一年的结汇量预计增量就可以超过2400万美元,是增量。”

  ……

  广东省借“地方债”的天才脑洞,中央了解清楚情况后第二次开会,最后……通过了。

  广东省委算的帐确实是客观的,以当前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还钱肯定没问题。

  反正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

  向苏联借钱,向英国、澳大利亚、瑞士、西班牙、意大利……借钱,就在一片借钱的叮当声中,1952年秋,国外传来了一个绝对不是借钱的好消息。

  不是借钱,而是要来了钱。

  “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救济计划署提请的1952年联大第17次专门会议,现在进行表决。”

  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理事顾维钧面带信心十足的微笑,等着场上的投票出结果。

  “赞成39票,弃权9票,反对6票,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的《中国黄泛区粮食援助和农业资助计划》。”

  “粮食救济计划署将着手对黄泛区的农业和农民施加每年80万吨粮食和20万吨化肥的、为期10年的援助。这一项目由联合国大会设立专门的委员会监督执行。”

 

第二十章,李强-4号晶体管

  1938年花园口炸坝导致黄河水溢四省,除了酿成惨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四处横流的黄河水还祸害四省数十年,形成一个历史名词“黄泛区”。

  至1952年,黄泛区仍有大约1000万亩耕地处于完全的弃耕状态,毫无肥力的黄河淤沙到处堆积,盐碱卤硝遍地,连红薯都种不活,芦苇杂草丛生,稍有风起黄沙遮天蔽日。

  除了1000万亩完全绝收的弃耕耕地,还有2000到3000万亩耕地因为1938~1946年被黄河水浸泡过,有不同程度的盐碱化或淤沙覆盖现象。虽然硬要种地是能长出秧苗来,可地力过于贫瘠,农民劳作一整年,收成可能连干饭都吃不起只能喝红薯粥。

  黄泛区中的过半数地区,在1950年和1951年根本无法向国家净输出粮食,反而要吃救济粮。1950年国家划拨50万吨粮食补贴黄泛区,1951年是66万吨。1952年因为春旱,黄泛区脆弱的农业又一下子崩溃了,国家已经预备好到秋冬季节划拨60~70万吨粮食救济黄泛区。

  黄泛区的治理也在进行,除了加固黄河大堤,各地党政机关还在组织群众恢复耕地。

  这些都是巨大的工程。傅作义1950年视察黄泛区,到郑州后考察组所有人都看见了一望无际黄澄澄的沙甸,从郑州向东南方绵延不绝一百多公里才出现一小条中断。在黄河水汹涌夺淮入海的那些年里,黄土高原来的黄沙已将河南安徽最肥沃的平原变身为亚欧大陆最东部的沙漠。

  郑州以东尉氏、通许、扶沟、太康、淮阳直至安徽的20多个县域内,良田再造是那个年月最大的民生工程。盐碱地挖渠排水,借助雨水冲刷逐年降低盐碱度。被黄沙覆盖的土地就挖。把上层的沙土(0.5~2米厚)挖掉,放在左边,再把深层还有些肥力的土壤挖出来,放到右边,先把沙土填入,再把深层土壤压在沙土上面——这一切全靠人力。

  其实在1946年,联合国救济署就注意到了黄泛区的民生问题很严重,并且在当年进行过救济,一共提供了15万吨粮食和3万吨化肥。毫无疑问地,粮食被国民党充作军粮了,化肥也被挪用了。之后愤怒的联合国救济署就有几年没来。

  1951到1952年,中国收集了大量黄泛区的实际情况资料、图片照片,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团依据这些事实再次在联大提出这个议案。顾维钧在联大和粮农组织来回奔走,解决各种程序问题,摆平那些带政治意味的刁难,终于让联合国通过了一个长期的粮食援助计划。

  总之黄泛区今后还有很多年会持续贫困,持续粮食不足,需要国家补贴吃饭的口粮,中国在联合国成功运作到了联合国的粮食救济,无疑是雪中送炭。当然有没有联合国援助,中央都要调拨粮食给黄泛区,但现在不是每年有80万吨联合国的粮食么,原先预备用来补贴黄泛区的粮食就可以省下来了。

  联合国援助的粮食预定送至连云港,但救济计划署的总部设在上海。在开运粮食和化肥之前,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会先抵达这两个城市踩点,这也是50年代稍有的西方人士进入中国的机会,而且是直接深入中国的农村。不过联合国工作人员当中来自西方国家的成员写出一篇又一篇的“游记”在国外报刊发表,已经是一年之后的事了。

  ……

  北京计算机中心的占地面积在过去两个月又扩大了不少。新盖的那栋三层小楼根本不够李强摆开试制晶体管的摊子,于是计算机中心主楼北边的民房——原先计划是警卫部队的营房也被占用了,警卫部队的军营再往北挪100米找房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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