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现在国家税收的三级体制，国税局拿到的税收是大头，匀给地方税务的部分则可以促使地方税务系统更仔细地核查本地的经济运行情况，找到新的财政收入增长点。
李予昂的话陈沄认可其中的大部分，但有一些地方陈沄还是有话要说。
“税收局面一片大好，这如果按增长率来算是一片大好，但是中央财政的状况，目前经过了政策调整，还是不大好的。”
李予昂：“……”
啧，还要我多征点税是吧？
……
到1953年，属于中央财政的收入主要包括：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的“分成”；国企的利润上缴；只能由中央财政征收的关税、海关代征的各税种收入；国债收入和汇兑收入。
到1954年，国企的利润上缴要正式做大切割了。陈沄把今后的国企利润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以“国企所得税”的方式收归财政，其余的放在国资委。只有少数只属于国务院的国企（已经私下被叫做中央直属企业，或央企）还保留利润上缴机制。
这就等于中央财政的收入一下子裁掉了1/3。
当然中央财政收入裁减下来，“支出义务”也减少了，以前国企全额利润上缴中央财政，那么财经委也就要全额负责国企的企业新建、工厂扩建、技术改造等等开支。这些钱都从中央财政拨款，哪怕是骨干国企里面一个小的技术改造都得这样拨款，不得不说这种流程效率极低，对资金浪费极大，还容易让国企错失技术升级的最佳窗口。
国企的事情改由国资委来办，并且国资委还给企业留一部分利润用于自建设，国资委下面的各工业和产业又依次按照行业分配，这样实际上国企的自由度提高了，反而更容易发展。1953年试点的30多家国企基本上都收到了正面的反馈。
于是，现在就得解决另一个问题了：如何在国企利润大部分“离开”中央财税体系后，中央财政还能有足够的资金。
陈沄：“法国税务局联合主任莫里斯·劳雷，在上个月也就是1954年3月宣布，法国征收Value-added tax，VAT的时机已经成熟，法国税务系统将在1954年10月正式在法国本土及殖民地范围内征收VAT。VAT也就是增值税。予昂，关于这个税种的研究，此前我们是有过的，你也参加了研讨，你觉得增值税这个税种整体来看怎么样？它和消费税、零售税、营业税、商业税之间对比的话，都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李予昂：“是啊，法国人还在象牙海岸搞增值税试点的时候，您就让中央部位特别是国税局研究这个增值税的效果了，现在劳雷表示全法国都要以增值税代替旧税种，说明髪国人已经认可了这种税种的优点。……我觉得，增值税本质上是以商品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它包含了两重含义：第一个原则是只有商品才征税，不作为商品流通的东西不征税；第二是针对商品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而不是它的销售额，也不是商家或者工厂的规模大小。”
陈沄：“咦，第一条原则你总结出来的居然是这个，第一条原则你觉得比第二条还重要？”
李予昂：“是的，十分肯定。不作为商品流通的东西我们征税，首先国家就得帮生产者统计出来他到底生产了多少，然后再按比例拿走一部分。而其余的部分呢？其余的部分他其实也没法作为商品销售出去。我说的就是农业税。”
陈沄：“予昂，我们这次开会，是在讨论增加中央税收的方法啊。”
董必武：“李予昂看来是比较赞同取消农业税？”
李予昂：“是的，农业税，尤其是在人均耕地较少的地区征收时，每个人头能收上来的税极少，按现在的比例，可能每个人每年交十几斤、二十几斤粮食而已，但是，征税的成本又极高，甚至可以说在那些西南山区，征收成本是大于征收上来的粮食的价值的。”
陈沄：“1949年的时候，咱们中央财政收入里头，60%是靠农业税撑着的，连当时我们发行的公债都叫小米公债，用的不是法币也不是人民币，而是以小米作为一般等价物。到后来农业税在财政税收里头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从60%到30%，去年不到30%。但也差不多有1/4的税收来自农业税。咱们的财政也几乎没有盈余，小赤字或者小黑字，农业税这个事……再等等吧。咱们一起努力，等哪天农业税的收入额占财税收入的总比例降低到10%以下了，我们再考虑这个事情。”
李予昂叹道：“我当然明白，陈副总理，但是啊，可能我努力个五年八年，再加上国家本身的工商业大发展，八年以后我们国家财政力量极为雄厚了，不用靠农业税就能撑起财政了，但那时候，嗯，我退休了。”
董必武：“予昂，计较太多个人得失，太计较虚名，不是共产党人的做事原则。栽树就栽树，后人乘凉是不假，可这后人不也是中国的老百姓吗。你做这些工作，本质上不也是为了老百姓，这有什么好遗憾的。”
“暂停一下，暂停一下，”陈沄说，“怎么话题被带跑了。第二条。这么说吧，和增值税相似的税种，主要是消费税，主要是美国在征收。增值税和消费税相比，你觉得哪一种税更合理？”
李予昂：“增值税和消费税都属于流转税，以纳税人商品生产、流通环节的流转额或者数量以及非商品交易的营业额为征税对象。不过，虽然都是流转税，消费税属于价内税， 是以消费品的流转额作为征税对象；增值税属于价外税，是对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实现的增值额征收。它们之间的优劣，考虑到国内现在的情况，可能，可能都不太容易，因为我们对国家经济运行状况的把握还不是特别强。当然现在比49、50年的时候强得多了，但还不够强。”
陈沄：“我们也不是说现在就要把流转税给实施了，54年不会，本来就来不及了，55年如果不是进度特别快，恐怕也不会。但56、57年或者更远的时间，我们也得做好计划。流转税是一定要收的，现在国家方面的困难，很难一一追踪每件货物和劳务的流转和增值情况，但是我想了很久，其实我们可以采用“销项税-进项税”的办法来计算增值税。”
陈沄说的这个卡住“销项税-进项税”这个环节来征税的方法，靠的是——发票。
……
“予昂，今后国家税收的重点可能是增值税，但消费税也可以征收。”
陈沄又补充了一句。
“但是，增值税是普遍征收的，消费税是针对特殊门类的商品征收。征收消费税要有目的性和导向型，现在能想到的两类，一是烟酒等并非普遍国民需求的，是否健康也存在争议的商品，二是糖、化妆品和珠宝等行业。”
李予昂：“这应该难度不大，烟酒现在已经确定是要继续执行国家专卖政策了。既然是专卖政策，那么可以设置一个比较高的利润率，对了，其中还可以细分，高档研究的税率高一些，低档研究可能它还可能是体力劳动着的硬性需求，这些的税率就可以低一些。”
……
中央税收政策始终是陈沄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这一连好几天的讨论，想的都是怎么增加财政的收入。
虽然国企的升级更新现在已经绝大部分“甩”给了国资委，可中央财政花钱的地方一点都不少。
增长得最恐怖的支出项是教育支出。中央书记处和科技小组经过调查研究分析，已经明确得出了结论：教育是现在中国最大的短板。文盲率高、中等教育极其稀少，高等教育更加稀少，在苏联援建工业项目的时候就显露出了缺人才带来的不便，如果中央要努力加快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争取在短时间内梳理出一条可行的科研体制道路，那需要的人才更多。
因此现在全国运行的、在筹建的师范类学校高达几百所，其中1/4是高等师范，3/4是中等师范。
师范学校不收学费，还给学生发饭费，也就是说，全部由国家财政掏钱，培养出一批一批的教师。
如果这一切顺利，那么在5年之后全国的高等、中等教育率和识字率就会开始剧烈上升。因此无论如何都得咬牙搞钱，搞更多的钱。用陈沄在会上的话说就是，“没有钱，四个现代化哪一个都办不成”。
第四十三章，共产主义不是用金锄头种地
戴镜元破解出二维码、李克农拿到书记处的会议上汇报时，主席不在北京。
主席先去了贵州遵义市，在这里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合拍的一部新战争片正要开机：
《土城战斗》。
这是阅读到未来文件尤其是看到《长津湖提案》之后主席就一直想做的事。但未来文件到来马上就是紧张的一年抗美援朝，接着国内转入五年计划建设，一大堆事务要优先处理，拍电影这件事就只能拖后，一拖就到1953年下半年。
主席认为革命战争历史影片不能只拍胜仗。《南征北战》可以拍，《渡江侦察记》也可以拍，但同时我军历史上曾经的失败也要拍出来，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说，失败更有总结经验教训的价值，更能引人思考。
根据这一原则，中宣部、北影厂和上影厂很快挑出了一个败仗的题材：《血战湘江》。
主席还是不大满意，说：“湘江是可以拍的，这确实是个败仗，拍出在王明左倾的机会主义路线、失败时的逃跑主义路线领导之下，我党我军遭受了多么严重的损失。但只拍湘江的失败还不够，你们要拍一部我毛ze东打过的败仗来。”
北影厂、上影厂：“……”
主席：“我看，就拍一部土城好了，这一仗是我的败仗。开过遵义会议之后，我们中央红军打的第一仗，结果就不大好。”
新中国三任国家主席、周总理、五任国防部长、朱老总彭总林三虎刘伯承……（十大元帅中的七位）、六位大将在内200多名开国将军：“说得对，这一仗我们都参与了，确实是败了！”
主席：“拍这次战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打败我们的郭勋祺先生现在是四川省政协委员兼交通厅厅长，请他来做电影的军事顾问，一定能把这场战斗客观地反映出来。”
老帅老将们：“有道理。”
四川交通厅厅长郭勋祺：我，我病了，请个假……
主席在贵州呆了4天，其中在遵义一天，但仍抽了半天时间和集合完毕的剧组说了说。与编剧组、顾问组的交谈尤其多。因为担心自己的话编剧们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主席回头想了想还写了个书面的剧本批注。
（郭勋祺和朱老总共同回忆的土城战斗经过，土城战斗之前，中央得到的情报是郭勋祺部有4个团，因而决心吃掉这一部分川军打开一条通路。但交战之后发现郭勋祺部的兵力远超过估计，且战斗意志也超过我方的估计。）
｛注｝郭勋祺布设了正确的防御阵地，这一点不要因为他请假不来当顾问，就给他忽略了。
（战斗中久攻不下，主攻的两个军团伤亡较大，陈赓的红军干部团不得不出动参战）
｛注｝干部团在这次战斗中伤亡百多人，这是很大的损失。也说明我们当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最终红军鏖战1天1夜，未能打穿郭勋祺的阵地，甚至郭军还发动了小规模反击，我军不得不主动撤出战斗，改在土城、猿猴场之间一渡赤水，结尾的镜头语言预示红军将从失败走向胜利）
｛注｝发动土城战斗的决定就是一个错误，包括我在内的中央军委在不准确的情报的推动下，做出了过于乐观的估计。但为什么土城战斗失败了，而红军却没有失败？如果当时我们固执地一直要打下去，再打两天，甚至一天，其他四川军阀的部队就会追上来，我们就跑不掉了。但是朱老总上了一线指挥战斗，我也到了一线，看到了战场的实际情况，由此判断出不应该再打了。我们要善于总结教训，修正错误，要实事求是地去了解战场的情况，而不是一意孤行。
……
湖北武汉是主席考察的第二站。武汉正在建设的长江大桥、武钢是国家的重点工程项目。但是长江大桥现在刚刚完成初期准备工程，武钢的第一座高炉预计于1957年投产。主席在武汉视察的时间最长的是武汉的国营武汉第一棉纺织厂。
作为中国近现代纺织工业基地之一（一度仅次于上海）， 武汉近代机器棉纺织工业始于1892年，历经半个世纪，1949年时虽然遭到战火破坏，但无论纺织工人还是工业机器，都有一定的基础。1951年6月15日，国资委在汉阳区原汉阳兵工厂旧址上开始兴建国营武汉第一棉纺织厂，1952年4月基本建成，6月开始试生产，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依靠自己力量新建的棉纺织厂之一。
只是，武汉第一棉纺厂过去一段时间的表现可打不了高分，在52、53年被国资委、国家计委轮着骂。
从52年6月到52年12月，第一棉纺厂出产的棉纱平均质量差到天际，且从7月份就发现面纱质量差，到12月仍未能有明显改善。
国资委主任李富春带工作组到武汉，放话一个月之内搞不定就撤厂长的职，第一棉纺厂这才激发出无限潜能，在一个月之内解决了问题。
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国产的纺纱机械质量有点儿差。
再说具体一点，就是从香港贷款购进的纺纱机与周边的国产自制机械之间的匹配问题。为了节省外汇以及扶持国内的纺织机械企业，第一棉纺厂的清梳联是国产的，精梳机是英国造的，而环锭细纱机、自动络筒机又是国产的。虽然国产纺织机械也是用的统一国际制式，但公差以及一些零件的性能方面就是存在不同。
但是，第一，厂长将副总工写的中外机械不匹配的报告视若无物，坚持认为纺纱质量不过关是人的问题；第二，纺织机械厂拒绝承认自己的生产的机械质量有问题，因此武汉迟迟得不到原厂的技术服务。
53年1月，第一棉纺厂总算是把设备问题以及设备操作手册都调整过来了。但是呢，整个53年度，第一棉纺厂亏损。
这是行业问题吗？当然不是。现在无论内需外需，面纱和棉布都是销路大好。
是武汉这地方不行吗？也不是。1953年武汉纺织业整体盈利，其中纳税额第一名申新四厂（国有持股），第二名裕大华（国有持股），第三名武昌第一纱厂（国有控股）。
于是在54年初，第一棉纺厂又是一阵鸡飞狗跳。不过在主席到武汉考察的时候，第一棉纺厂已经经过了纺织工业部+国资委的整改，3月份盈亏平衡，4月份略有盈利，这个势头如果持续下去，有可能就此咸鱼翻身。
“你们第一棉纺厂的工人，一个月工资是多少钱呢？”
座谈会。
主席在第一棉纺厂，和工人代表、厂长杨红（这位是今年2月份刚上任的）谈话。在一起座谈的还有申新四厂、裕大华、武昌第一纱厂的经理。
“主席，我们工厂的工人按国家的标准实施等级工资制，一级的正式工一个月是24元，二级26块5，……8级是80元。”
主席看向申新四厂的经理：“你们厂还是荣老板掌舵的，你们的工人工资是多少钱？”
“报告主席，我们厂的实习纺纱工是16元，包午饭，正式工20元。细纱和络筒工28元。自动落纱机操作员35，并线机工45，纱锭总监70，这一般要三年高级工人经验以上，车间监理120。”
主席：“申新的工人工资也上来了，和国营工厂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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