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消息真是一个接一个，现在就剩清华大学还是北京所的铁杆了。
上海的计算机报价比北京的低15%，所以连钱学森的实验室都想过去瞅一眼。闵乃大现在不知道上海的沪升一号的运算速度，但大概率和浑金差不多，都是在璞玉的基础上替换、魔改，思路可能是差不多的。
所以，北京所和779厂得先合计合计，是不是也把价格适当降一降，最重要的是，想办法让生产制造成本也降低一点，这样才有比较稳妥的降价空间。
然后，闵乃大还寻思，北电集团可能得派人去沈阳转一转了，那里航空工业的研究所应该有计算机的需求，而且沈阳的大学也不少。哈尔滨也值得一去，哈军工在那里呢。
……
“王希季是你鼓动着去上海看货的？”
在幕后掌控着一切信息，李强现在不但不着急，而且心情舒畅得很。
在一旁的钱学森也一样。
“李局长，不是鼓动，我只是向他们透漏了这个消息，王希季就想亲自过去看看了。”
李强：“这个状态就最好不过了。”
钱学森：“快三年了，至少在半导体和计算机这个产业，不用你亲自在每个人屁股上踹脚了。虽然这几个电子集团现在还都很弱小，设备也好，资金也好，人才也很紧缺，但是，他们所有人的发动机都已经启动了。说起来，我关注的的一些单位和研究所，也快到达这个临界点了。”
李强哈哈大笑。
钱学森回国差不多三年，李强接触到未来文件则是刚好三年整。中央比李强接触到这些文件时间还早一年。
三四年了，就算困难再多，总能改变一些事情了吧。
第四十五章，别管苏联，继续研究相对论
《中国科学院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基本情况的汇报》
“……中国科学院关内各所，除近代历史研究所是由华北大学的历史研究室扩充组成外，多数是在原来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科学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九五二年以前的时期，科学院主要进行了争取团结科学家和调整机构的工作，使过去机构重叠、人力分散和思想混乱的情况，得到了初步的改善。”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同样也起了根本的变化。”
“目前科学院共有三十六个科学研究机构(二十五个研究所，四个独立的研究室，四个研究所的筹备处和天文台、仪器馆、菌种保藏委员会)，其中十五个在北京，十三个在华东，八个在东北。共有1725个专业科研人员，其中副研究员以上的高级研究人员347人。”
“……目前科学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很多，最主要的可归并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于中国现有科学基础和力量的恰当估计问题。就科学院本身说，虽有三十六个研究单位，347个高级研究人员，其中也确有不少有成就的科学家，但由于过去中国科学的发展极不平衡，除植物生理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冶金陶瓷研究所、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实验生物研究所等还比较强一些以外，其他各所则大都是不健全的。”
“例如植物研究所的高级研究人员最多，但多数是学植物分类的，研究植物生态和植被的人就极少。动物研究室连专门研究哺乳动物的人也没有，研究遗传学和微生物学的人亦非常之少。数学方面研究纯粹数学的较多，研究应用数学和力学的人就极少。化学方面研究有机化学的较多，学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的人就很少。物理方面研究理论物理和原子核物理的人还不少，电子物理的力量就很薄弱。地球物理方面研究气象者较多，研究地震者就很少。”
“因此，就我国现有的科学水平看，科学院确实集中了一批水平较高的科学人材，但按目前国家建设任务的要求来说，我们今天的科学基础和力量显然是不能胜任的。至于科学院外的科学研究力量，多数分散在各产业部门和高等学校中，彼此又缺乏经常的联系，因而也就不可能充分地合理使用这些力量。由于对以上这些情况缺乏了解，于是工作中的盲目性就很大。”
“第二，关于团结现有科学家和培养新生力量的问题……”
“第三，关于具体贯彻理论结合实际方针的问题……”
“提出科学院当前的重点工作任务，首先在现有基础上把目前可以使用上的科学力量适当组织起来，全力支援国家工业建设；有重点地对正在建设或即将建设的工业中心或经济区域，进行对地上地下资源和自然条件的调查研究；相应地发展基础科学，使之成为不断支援国家建设和不断提高科学水平的有力保证。”
“此外，严格检查党在科学院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纠正过去工作中脱离科学业务和脱离党的政策的偏向，继续清理内部的工作，把党的思想工作与日常的科学业务、学习和教育的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
“郭沫若，1954年4月8日”
国民党败退台湾时，民国的中央科学院有36个科研机构、一千多科研人员留在了大陆，其中不少科研机构的人马是完整地留了下来的。
但是原位面中国科学院的成立时间是1955年。
这六年的时间，主要就是手忙脚乱地接收科研机构并让它运转起来。问题是那时候只知道大概的“科学技术对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四个现代化里加了一个“科学技术现代化”，然后把科学家们供起来。
（实际上四个现代化这个提法本身逻辑就是拧巴的：其他三个现代化难道就没有科技了？这一切理顺了应该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工业科技现代化、国防科技和国防体系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科学技术现代化？）
然而事情的真相是把科学家们当神供起来并不能加速国家的科技发展，反而还有副作用。
科学技术是渗透到国家现代化的方方面面、每个角落的，所有行业的现代化都离不开科技，甚至科技发挥了主要作用。而科学技术本身呢？
看过《雷布斯提案》的中央书记处，对科学技术领域有了新的提法：科学技术，是要实现科研制度现代化。
……
“中共中央对中科院《中国科学院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基本情况的汇报》的批示”
“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生产高度发达、文化高度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每行每业要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除了直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应用科学和技术，我们还要发展相应的基础科学和基础理论，以为应用科学和技术能够持续不断发展提供后盾和支持。”
“我国科学基础薄弱，而科研人员的成长和科学研究经验的积累都需要相当长的时期。必须发奋努力，急起直追，否则就会由于科学落后而阻碍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
“科学院是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除了应以主要力量组织本院的科学研究工作外，还必须密切联系全国科学工作者，协助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全国各高等学校里集中了大量的科学研究人员，为了提高中国的科学技术实力、提高高等院校教学的水平，必须在高等学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这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必然发展之路。”
除了写批示回复给中科院，中央对中科院的重视程度还不仅于此。在中科院成立（计划于1954年9月1日成立）的预备会议正在进行时，总理到会场列席会议。
“我们不能把科学家当做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一样管理。”
这是总理对郭沫若说的第一句话。
“在研究与开发项目中应当采用特殊的科研组织管理模式，这是有别于工业流水线的新模式。”
“一件科研工作，我们应当把它看作什么？一件作品？其实是一个任务，一个项目。但它又不是普通的工业建设或其他项目。”
“为科学研究提供支持的方式，自近代以来发生过很多变化。刚进入工业革命时，研究开发主要依托者个人和家庭支持，有时能够得到一些外部资金和条件支持，但数量不多。工业化以来，一些较大规模的科学研究和新技术、新发明的发展仅仅依靠个人或家庭资源越来越力不从心，需要从社会或者国家得到制度化的资金保障。”
“早期进入工业化的一些开始建立了科学基金，支持科学研究活动。19世纪中叶之后，美国的一些私人垄断财团为了开发有竞争力的新产品，从企业收益中拿出资金设立了私人基金会，用于资助高校和科学界的研究开发活动。”
“私人垄断财团资助高校和科学界的研究，当然是要回报的，是为了财团能够赚更多的钱嘛。但是，我们国家同样也需要从科学研究以及科技成果当中获益。只是财团是为了增长他们自己的财富，而我们搞科研，并将科研成果实用化，是增加国家的财富。”
总理带来的是科研项目课题制，这是中央书记处、李强和聂荣臻二人组讨论的结果，并且听取了钱学森的很多意见。
国内在90年代才定型的科研项目课题制，其实——原型是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制度。美国国会于1950年通过了“国家科学基金法案”，并于当年拨款建立美国科学基金会（NSF），美国的这项科学基金的制度，1954年的中央也可以直接拿来抄。
首先是建立面向全国的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学基金，在中国科学院成立基金委员会及办事机构，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也独立开展一份资助工作，面向非中科院的单位和实验室。原先的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制度也融入其中。
建立研究机构的拨款制度，按照不同类型科学技术活动的特点，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工作中逐步实行科学基金制度。
国家需要进行的科研项目，或中科院、各科研单位自行拟定的科研计划在通过立项申请后，即可获得科学基金的第一笔资助，资助逐步发放，但项目的最终验收是个关键节点。
课题制可以让资助主体和受助对象多元化，有利于增加科学研究的参与度——无论是参与的人还是出资的人（企业也同样可纳入这一制度，企业出钱，让科研机构完成他所需要的应用技术研究），因此也扩大了科研经费投入。此外还有助于科研项目遴选的程序化、民主化与科学化，有助于调动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不过，课题制也不是100%完美的。其中的一些弊端在酝酿的时候就被提前发现并修订，但其他的可能还需要一边实施一边调整。
“束星北教授，你好。听钱三强说，你是中国研究相对论的第一人啊。”
在中科院成立前为了健全制度而组织的科学家座谈会上，总理与束星北谈话。
束星北剑桥大学毕业，硕士导师是物理学家亚瑟·爱丁顿，后来到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攻读基础物理学，并担任数学系助教，后回国到浙江大学担任物理系教授。听总理这么说，束星北回道：“总理，我的研究领域比较宽泛，除了相对论，还有量子力学、电动力学、统计力学。不过平时思考得比较多的还是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总理：“我在一些科学读物上看到，广义相对论彻底颠覆了原先的时空概念，时间和空间都不再是一成不变的了，这确实让人非常震惊。”
束星北：“空间折叠。这是一种因为强大的引力使空间发生扭曲的现象。这确实让人直观上不太好理解。时间则有引力时间膨胀和引力红移，其实时间这个概念，在狭义相对论当中就已经被颠覆了，时间流逝的速度是不同的，有的快，有的慢，甚至在满足一些极端的条件时，一个小空间内的时间会近乎于停止。”
总理：“噢？那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小空间内的时间会倒流呢？”
现场的科学家们都没有注意到刚才总理说话的时候眼中有瞬间一闪即逝的光芒。束星北想继续blablabla地往外倒自己的相对论只是，但旋即又苦笑：“总理，现在可能咱们还是多谈点量子力学比较好一些。”
旁边也出自江苏的一名中科院研究员说道：“1952年，苏联掀起了批判爱因斯坦及相对论的运动，国内也转载并且呼应了一些文章，不只是文字上的呼应，在高校和研究所还开过几次会。”
“胡闹。”
总理轻咳嗽一声，顿了顿嗓子，讨论会议室顿时安静下来。
“我们中国要继续深入地研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广义的、狭义的……你们不要受到任何干扰，该朝哪个方向研究，就朝那个方向研究。
第四十六章，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认真调查研究、认真解决问题，认真学习。不但要学，还要真学、真信、真懂、真用。遇事一定要刨根问底，找到事情的本质，找到本原的规律。
这股认真劲儿不是说着玩的。一个公文包从2022年穿越时空而来，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刨根问底的事。
假装“不关心”公文包是怎么穿越的是不可能的，中央书记处的各位在过去几年并不是不关心，而是不知道如何去解释这种现象。不但不知道如何解释，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研究。
但主席、总理、刘副主席等书记处成员以及李克农都肯定，一件物品从2022年“穿越”到1949年这种现象，本身有太多的无法理解的地方：
是一件公文包从2022年的世界穿越回了1949年，还是这件公文包本身没有穿越，但周围整个宇宙的时间倒流了？
如果是时间倒流，可目前已知的世界以及可观测的物理规律里，时间从来都是向前流逝的，为什么会“倒退”？怎样才能倒退？
如果公文包是从2022年“掉”回了1949年，那如何解决诸多悖论问题？
比如，公文包对世界的改变，中央已经知道这个公文包改变了世界，抗美援朝三年变成了一年（其中还有半年在谈判），这影响到了上百万人的人生，甚至可以说影响到了整个世界，今后还有更多的改变，整个中国今后都会走入另一个方向。走入另一个方向的世界，在2022年还会有一个叫雷布斯的企业家吗？
或者2022年还有雷布斯这个人，只是他不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手机和消费电子产业技术领头人了，而是个只会拿点散件攒机再用牛皮吹上天的营销法卖货的商人，那书记处还会收到这样的一个公文包吗？
可公文包确实就在书记处的保险柜里，就算公文包biu的一声消失了，书记处所有人的脑子都记得有这个东西、每个人都还在笔记本里写了分析、批注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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