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振衡：“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每年都有若干研究成果可以拿出来，否则会影响到下一年的研究经费？”
李强：“是这样子的。”
高振衡说的这也是国内学术圈里已经流传开的科技小组的做事方式。
高振衡：“那我明白了。基础研究嘛，探索世界的奥秘，并为应用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方向指引。可是还是刚才那个问题，我确实不知道液晶现象能用在哪个工业方面。”
李强：“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朝液晶研究的所有方向都尝试一下。况且，有时候，一种基础研究获得成果，与进入应用、收到实际效益之间是有时间差的，少则三五年，多则十几年几十年都有。我们不会那么短视，不会因为一个研究短时间内收不到实际的生产效益就忽视它。”
第五十章，中日民间自由贸易协定
1954年10月29日，自民党议员池田政之辅抵达北京访问，他来中国主要是为了谈判和签下中日第二次民间自由贸易协定。
为什么是民间贸易协定？因为现在日本政府只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中国。常凯申在东京开设了大使馆，日本政府也在台北派驻了大使。木有办法，美国逼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是不排斥和西方国家贸易的，既主张“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也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1950年上半年，中国同日本的对外贸易额达到3000万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贸易额的5%。但随即发生的朝鲜战争让一切都紧张起来。
好在朝鲜战争来得快去得也快，1951年1月双方宣布停火，6月签订停战协定，中日贸易重又活络起来。
也是在1951年6月底，在停战协定签署之后的第二天，日本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一行3人绕道香港进入中国，又从广州辗转抵达北京，会见了外经贸部长叶继壮和央行行长南汉宸。在北京，三名日本议员代表“民间贸易商团”，叶继壮也变出一个“中国民间贸易组织代表”的身份，双方签订了一个贸易协定，也就是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那时候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但是日本经济还是有驱动力的，那就是美国的“基地经济”。美国在日本设立了一大群陆海空基地，美军在日本的驻军多达10万人，包括2个完整的师，这些基地大多是要新建的，土木工程和建筑业就是一笔不小的投资，再加上美军在日本的消费，也算是能支撑起日本的基本投资。
不过到1954年，随着美军的驻日基地群陆续落成，基建拉动经济的效应渐渐就不那么明显了。在1954年倒是有20000名美军从韩国撤到日本，但这些人增加的是三产消费而不是基建投资，他们的投资——营房、训练基地，甚至从军事基地到日本大城市的专用高等级封闭式公路，在前三年已经投完了。
因此从日本的角度，这时候需要签署第二次民间贸易协定，扩大和深化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在海运安全方面，1954年1月一江山岛解放、大陈岛国军撤走，上海外海的安全性提升。空军和海航能有限覆盖近海上空空域，此时国军虽然仍然号称要封锁整个中国沿海，但南边珠三角有香港封锁不住，北边国军军舰最多到长江口的纬度就不能往北开了。
因此1954年，中日贸易可用的港口除了原先的大连（苏联海军基地在这儿），又增加了天津、青岛、连云港，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从上海发船贸易。
此时长期追随美国的吉田茂内阁总辞职，鸠山一郎内阁上台，也是中日第二次贸易谈判的重要因素。
10月份抵达中国参加谈判的是自民党议员池田政之辅，中方与池田政之辅磋商的是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这次与1951年略有不同的是，与池田政之辅在北京谈了一个回合之后，雷任民又率团前往日本，和日本民间贸易团体进行具体的谈判。
中日第二次民间贸易协定的内容有：
1、由于双方民间贸易得不到日本银行的支持（都被美国盯着），无法直接结汇，也不能使用美元，因此双方采取以货易货方式，以英镑计价；
2、在协定有效期内，双方进出口额为5000万英镑每年；
3、由于有易货贸易的性质，双方贸易的商品品种划分为甲、乙、丙三类，规定同类货物相交换，甲、乙、丙三类物资的比重分别为40%、30%和30%。
这时候中国向日本出口的有煤、大豆、花生米、桐油、锰砂、镁砂、猪鬃、羽毛、羊毛、晶体管，日本向中国出口的是纺织机械、轮船、机车及零件、化工产品、起重机、卡车、农机、医疗器械。
向日本出口的大宗工业品只有晶体管。其实这时候中国的电子产品——收音机和对讲机在西方是能卖出去的，但不包括日本，日本的小家电势头此时已经起来了，中国对西方出口成品家电也是“溜缝”出去卖一点。
雷任民访问日本期间，与日本的民间贸易团体谈得也还可以。双方甚至签署了一个长期的合作协议，由日本提供苹果种子，中国山东开辟苹果种植园，几年之后种植园就可以向日本输出苹果了。
在访日的第三天，东通工（索尼）、松下、日立、夏普等几家日本公司派出的代表屏退了其他贸易团体代表，把雷任民包了。
这些日本电气公司要与中国方面谈超过千万英镑的大生意，无关人等退散。
不过，东通工的代表见到雷任民是眼泪汪汪的，开口第一句话就说的是：
“雷桑！为了日本电器行业能持续自由发展，请中国务必授权给我们晶体管的量产制造工艺！拜托了！”
……
这事还是从头说起吧。
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达到晶体管量产的国家之一，这个事实在电气和半导体行业已经是常识了。中国1953年底和东通工签订了持续1年的供货合同，此外也和松下、夏普签署了供货合同，量虽然没东通工这么大，但每个公司也超过百万美元了。
这种事情当然藏不住。1954年1月TR-54上市，4月东通工来了一波宣发，打开了销路，TR-54的销量开始井喷。
1954年6月，贝尔实验室找上门来，宣称可以授权一种晶体管量产工艺给东通工使用，授权费用开价250万美元，此后每一枚量产的晶体管价格里面，贝尔实验室拿5%的专利抽成。
东通工嫌贵，没买。
7月，美国飞歌公司跑来日本推销他们的“快速锗开关晶体管”，飞歌公司了解到中国出售的晶体管的价格之后，自砍一刀，晶体三极管只要7美元一枚，二极管5美元。
中国方面了解到这个情况，鉴于TD-5晶体管的出厂价已经降低到了2.1人民币（不到0.5美元）一枚，因此中国选择跟进，晶体管价格降到三极管6美元一枚，二极管4.5美元。东通工现在的两款电子产品内部结构都是按中国产晶体管的尺寸优化过的，更换产品要付出代价，因此在中国宣布跟进降价之后，东通工表示中国的供货不变，飞歌公司败走。
1954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一项严厉的对中国贸易制裁禁令……
新的禁令不但不允许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甚至禁止使用中国零件或原材料的产品进入美国！
举个例子，哪怕是日本从中国进口猪鬃，自己做成毛刷，这毛刷在理论上也是禁止在美国销售的。当然毛刷这明显是“躺枪”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禁令当然不是专为猪鬃而设的，是美国想把中国晶体管占据商用半导体市场的份额给打死。
美国是日本最大的外贸市场，对东通工来说也是一样。更要命的是，美国宣布自己国内对中国产品进行制裁的禁令之后，又强压着他所有的盟友小弟也要遵守这一项禁令。因此，东通工不但不能向美国出口TR-54，也不能向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等国家出口TR-54，除非TR-54上面的晶体管是日本产的。
对了，也包括中华民国（台湾），也不能销售含有中国晶体管的TR-54。
这一拳下来，东通工真的扛不住了。不但东通工扛不住，松下、日立、夏普等等也扛不住了。
……
日本电气公司代表们的诉苦雷任民了解了，但这件事他没法做决定，密电发回北京外贸部，外贸部又找到财经委和国资委讨论这件事。
东通工开出的条件是，如果中国愿意转让晶体管的量产工艺，他们还是愿意出250万美元买授权，专利抽成也一样是5%。而且，东通工承诺，他们生产的含这种晶体管的电子产品不销售到中国以及社会主义阵营。
——其实本来他们就很难把产品卖到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
在讨论会上，国资委有人提出一种激进的想法：一口回绝得了，正好日本人的小电器在设计和工艺方面压得中国喘不过气来，趁他病要他命，断供，中国制造的小电器横行无忌。
但这种缺乏妥善考虑的想法很快被否决了。中国不授权工艺外加断供，日本也不会被逼上绝路，他们只会全面投向美国，现在贝尔实验室就有晶体管生产工艺可供日本人选用，只是东通工怕这样完全被美国捆住手脚，之后东通工如果想逆袭占领美国市场，会在美国遭遇不可测的困难。
如果中国出口不贴牌的“三无”晶体管，让日本拿着说这就是日本产的，会如何呢？
风险还是很大。
是不是由日本生产的，美国人总有一天会查清，他们在东京的维稳和安全力量可不是一般的强。因此这条路就算了，就算中国向东通工这么提议，东通工的人也不敢接。
可是，把晶体管的制造工艺授权给日本人开的公司，让他们生产这种东西？
这个决定外贸部和财经委都做不了，最终陈沄把这件事从财经委拿回了中央书记处讨论。
总理对此事就问了一句：晶体管的制造工艺授权给外国，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什么威胁？
陈沄回答说，晶体管的制造工艺美国确实已经掌握了，只是中国和美国的工艺流程略有差别。安全威胁是不会因此而增加的，B-52上的投弹控制计算机可是纯正的美国造，但是，工艺授权出去之后，有可能日本人拿到之后对工艺进行大幅度改良，“魔改”出一种让中国自己的晶体管工艺都不如的新·改良版·制造工艺来。
总理听了之后就沉思了。
最终拍板的还是主席。主席问，我们的晶体管是不是也在改良？陈沄回答说是，李强通过研制TD-3已经带起了一个团队，现在这个团队处于自动运行阶段，不断提高锗晶体管的品质并降低成本。
于是主席说，卖。“我们也在改良，那还有什么问题，是信不过国内的研发速度吗？我们改良的速度比日本人还快一点，这不就行了嘛。”
第五十一章，做不出硅晶体管就别过年了
中国对锗半导体技术的信心来自于北京计算机所半导体实验室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研发实力。
虽然实验室的成员只有17名，但研发方向包括了从半导体材料的分子特性到流水线工艺的各个方面。
当然，实验室不只是一个团队在奋战，而是有外联关系和助力。比如锗熔融状态的物理原理，有中南矿冶（今天的中南大学）、有色金属研究院和北京钢院（北京科技大学）支撑。最初在实验室里和李强一起突破锗半导体熔铸大关的黄培云教授，现在又回到了中南矿冶，并在中南矿冶设立了半导体材料研究中心。
在具体的流水线工艺方面，实验室是和774A厂联动的。现在锗半导体流水线已经实现了锗条自动切割；锗粒嵌入封装的工具已经发展了3代，从最初的手工装配发展到现在只需把锗粒在显微镜下对准然后“咔嚓”一卡。
哦，还得提一句774A厂隔壁的774厂。经过两年多的建设，774厂终于在1954年底试生产出了第一批……真空电子管。
鉴于现在一些需要大功率/大电流控制的场合真空电子管还有它的用场，所以774厂还是得继续建成，只是预设的生产规模裁减的3/4。其实774厂不只生产真空管，它还生产电阻电容电感电路板交直换流器（电源）等等电子/电气元件，现在这些相关的电气元件的生产线反倒比真空管生产线更受重视。
前来帮中国援建774厂的苏联专家很是无语，这些中国同志怎么计划说改就改？这可是91项国家级重点工程之一！一会儿要裁减一条真空管生产线，一会儿要增加电路板车间，就不怕国家计委和那个国资委过来把你们抓去西藏种青稞吗？
然而国资委并不。反而是如果工厂筹建委员会没有响应上级的修改指示调整建造计划，筹建委员会可能会被全体撸掉。
不过，774这个“过时”的真空管厂仍然给中国的电子工业带来了极大的助力。除了那些“真空管以外”的元件生产之外，重要的是获得了一套产业工人的培训、培养、组织方式，并且774厂在筹建过程中就为774A厂输送了不少工人，即便在774厂也投产之后，774厂配套的中专也是同时为774和774A服务的。
——中专。对，苏联在援建774厂的时候还顺便援建了一座电子电气类的中专/技校，作为774厂的附属品。
在向主席汇报时，李强总结了各个方面的成果，得出结论锗晶体管的工艺已经非常有谱。现在下一代产品已经蓄势待发，下下一代产品也在做规划了。
下下一代晶体管将分为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的尺寸大小与现在的差不多，三脚黄豆状，但是成本会达到1元人民币左右（上一代是1.7元，上上一代也就是现在在生产的是2.1元）；第二个版本是尺寸更小的晶体管，体积大约是现在产品的一半，这样可以支持制造更轻巧的民用电子消费品。
李强估计，国内锗晶体管工艺目前确定可以保持3~4年的领跑态势。4年之后呢？
4年之后的事，李强认为希望在上海。
……
上海，也就是被聂荣臻“强行”调到复旦大学的黄昆。这快两年的时间，黄昆在复旦电子系建立了一个半导体实验室，和北京的实验室遥相呼应。
黄昆专攻的是硅材质晶体管制造。
威廉·巴丁和肖克利造的初代晶体管是锗基，后来大家都跟风，毕竟已经有人趟过了这条路。但是锗虽然大家运用起来比较熟悉，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缺陷：—锗晶体管在“关闭”状态下，存在漏电流，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形成数字计算机的逻辑上的“O”，在电路设计的时候就必须把低于多少多少毫安的电流忽略掉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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