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点其实不用我说，大家应该早都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书里就是这么说的。可大家思考过这两点吗？”
“我再说另一个和这两点的陈述完全不同的理论。卡瑟·瑞恩，这是一个西方的经济学家，他在这个方面提出的理论是：在完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个人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最终会发展到趋向无穷大。”
“当然，卡瑟·瑞恩说的不一定对，我们之前所知的不一定错。但是从现在开始，我希望各位都认真地从头开始去思考和去质疑。”
“171厂在过去两年发生的现象，其实在1948年我们就遇到过，那时候我们把它叫做‘石家庄主义’，石家庄啊，我们解放的第一座关内大城市，头几个月我们搞得一团糟。其实比石家庄还早，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俄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还是说回社会主义来。虽然所有人都知道社会主义是和按劳分配在一起的，但无论中国还是苏联，在革命成功之后，革命队伍从上到下，一度都非常流行‘超前’地进入共产主义阶段。按劳分配？不必了，大家匀着花，有钱一起花，也别分你的我的了。看起来，就好像是共产主义实现了一样。”
“这种现象有它的客观原因。第一是旧中国和沙俄整个国家的工业是相对落后的，工人阶级所受到的剥削是世界罕见的，在革命前大家被压榨得太厉害了，革命成功，打倒了资本家，夺回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工人阶级拿回了自己劳动创造的价值。就好像在很短时间内，大家手头的钱一下子就变多了，哎呀，这么多钱我怎么花得完呢，以后早餐喝豆浆我一次买两碗，喝一碗，倒一碗？”
“第二个原因，是在革命成功的初期，工人阶级往往有相对集中的特点，在地理上集中，通常就那几个工业城市有大量的产业工人；在行业上集中，反正中国和沙俄也只有那几个产业算是有广泛规模的。这就导致，革命成功初期，工人和工人之间，他们所创造的价值差别是不大的，给他们完全平均的工资，大致上也是说得过去的。”
“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可能大家一开始不太承认。那就是实行这种‘超前’的共产主义，对于国家的管理者，也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最省事，最简单，最容易做。”
“可是，简单是简单了，省事是省事了，这种方式能一直持续下去吗？”
——《陈沄在上海市国资委关于171厂整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第三纺织厂的‘老职工’群体，在解放前就形成了。在国民党统治的时代，这些老职工发动过罢工对抗资本家，资助过上海市地下党，在解放战争中支持过解放军的战斗。”
“在1949年初，原资本家拆走机器撤离大陆，老职工借厂房栖身，在工作无着的情况下自动形成了类似工团的组织，或打零工或做小买卖，甚至分批出去乞讨维持度日。老职工群体的抱团是一个客观事实。但在第三纺织厂，老职工主要是因为这一群人的职业技能较为熟练，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
“老职工与新职工之间存在矛盾也是一个客观事实，主要体现在老职工随时会说新职工的技能不够熟练、操作不够规范，在某些场合下，说这些话时伤及了新职工的自尊。而新职工则在工资改革后羡慕技能普遍较高的老职工能获得比较高的绩效工资。”
“这种矛盾并非敌我矛盾，甚至不该成为人民内部矛盾。之所以产生矛盾，是第三纺织厂原先的领导层没有意识到工人技能整体提高的必要性，没有将新职工的劳动技能提升当做工厂的重要工作去办；是第三纺织厂的领导层在工资改革时只知按国家标准发钱，而不向全厂职工详尽地解释工资差异与按劳分配的必然联系。”
“而第三纺织厂领导层更大的错误在于，当工厂出现效益下降、管理混乱的现象后，不实地研究问题，不实事求是地寻找解决的方法，而是将这一现象用上升到敌我矛盾的形式来解决，从而在工厂内部掀起了一场政治运动。”
“在这次‘打击内贼资狗’的运动中，我们看到第三纺织厂付出了工厂停摆1个月零7天、隔离审查34人、批斗10人的代价，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得工厂原先存在的问题更加严重。”
“在车间财物监守自盗方面，第三纺织厂采用匿名检举的方式，结果4个负责公家财产清点稽查的小组长全部被检举。”
“小组长薛合间现已查清，他的确利用手中的职权，放一个同乡在下班时顺走工厂财物，他与这个同乡分成。然而群众们对薛合间假公济私的行为细节并不清楚。在批斗会上，职工群起斥责薛合间，指责之处与事实均不相符，但薛立即低头认错，群众将其辱骂一顿放走。”
“小组长赵自服，他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并且经过调查组在全厂对新老职工单独约谈当中的陈述，赵是出了名的五亲不认、廉洁奉公。在群众批斗会上，赵自服怒不可遏，与台下的职工对骂，当场被打断两根肋骨，现仍在住院。”
——上海市政府、上海市国资委：《第三纺织厂运动考察报告》
……
就如纺织工业部写的经营状况报告所说，在1955年，纺织工业在全国铺开，无论是雇员人数还是纺织品产量都在剧烈增长。
其中除了出口创汇的需要，除了满足全国六亿人口穿衣的需求，在许多城市，纺织工业还担负着这样一个职责：为城市的产业工人性别平衡做贡献。总不能男人都在工作，女人无事可做吧。当然，如果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她从事的职业路径相对较宽，但现实是这个时候的成年女性平均文化水平确实不高。
正因为纺织行业有大量的职工，纺织厂的经营情况就更加重要。别说一个工厂经营不下去要倒闭，就算是运转不灵停产了、滞销了、亏损工资发不下去了，都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陈沄在上海专程解决纺织企业的问题或者说国企运营当中出现的问题，但中央并不是只想解决上海一个地方的国企问题，而是要用上海所做的事形成总结，推广到全国。
这的确是个巨大的工程，这也让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再一次体会到到了这方面工作的难度。
我真是太难了。
——苏联有这方面的问题吗？
为什么从来没听苏联的同志抱怨过这方面的问题呢？
第六十七章，有骨气，有志气
纺织工业首开对国企“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盈利”的思考，并为此在1955年一整年都伤脑筋。其中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思索，苏联为什么不需思考这些问题。
1955年底，问题大概找到了答案。
1955年底，苏联贸易代表找到外贸部部长叶继壮和纺织工业部长钱之光，希望在1956年，从中国进口的布匹数量增加70%。
因为1955年苏联明显地发生了纺织品短缺现象，春夏季节供应的夏装不足，抽样调查显示苏联的城市家庭在1955年有30%没有添置一件新的短薄衣服，即使有在商店抢到货的家庭，大部分也只能象征性地买1、2件衬衣。
苏联的棉花主产地在乌兹别克斯坦，产出的棉花一度占全苏联棉花产量的2/3，相当于新疆棉花总产量的3倍。但1950年之后乌兹别克斯坦棉花生产乏力，需要从埃及等地进口棉花。即便这样，苏联国内的纺织品供应仍然处于紧缺状态。
中国对苏联不出口棉花，直接出口纺织品，且大部分是直接出口布匹。从1951年到1955年国家主要精力放在开拓西方国家的市场，其实出口到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纺织品也是极大的，在1952年占纺织品出口总额的40%，1955年占25%，比率逐年下降主要是因为中国对西方的纺织品出口大幅度增长了。
现在苏联国家计委经过计算，1956年从中国进口的布匹要增加70%，才能缓解供应不足的问题。
了解到苏联国家计委在其国内上调了5%的纺织品价格，钱之光很快就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增加70%，可以。叶继壮一周之后就与苏联签订了合同。
双方交换合同文本后，苏联计委和贸易部的同志感慨，即便这个消息苏联犹豫了4个月才决定到中国这边找辙，可苏联计委给纺织厂的计划书上多留了4个月的额外时间，产能调整都没有中国的产能调整速度快。
叶继壮可不管那么多，苏联纺织品需求额大大增加，这当然是好事。苏联国内纺织品价格上涨5%，这更是好事，因为在过去一年国际市场（这里说的国际市场指的是西方市场）上棉纱的价格下跌了2%，布匹的价格下跌了3~4%。只要把卢布从苏联挣回来，中国就能用卢布再多买一点机器设备。
钱之光……钱之光把预定派去苏联的纺织工业考察计划撤了回来，考察团改去印度和英国了。
中苏贸易在1955年底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扣扣索索将近2年，苏联终于从中国进口计算机了。
按理说中国的计算机产业可是发源自苏联的诶……
苏联这几年的计算机其实也是在发展的。列别杰夫在基辅1950年制造了MESM，中型通用计算机，又协助中国同志按照BESM的架构制造了“璞玉”MESM-K，成为中国计算机业的始祖。之后列别杰夫在1953年制造了BESM，大型真空管通用计算机，运算速度从5000次跃上10000次。
同样在1953年，莫斯科的尤里·巴兹列夫斯基以及副手鲍里斯·拉米耶夫设计出“箭”大型计算机，真空管，浮点运算字长为43位，数据通过打孔机卡纸和磁带输入。
和列别杰夫的BESM同一年诞生的“箭”也是大型计算机，速度应该很快吧？
不，“箭”的运算速度是2000次/秒……
1952年是中国的计算机元年，1953年是晶体管元年。1953年底，中国首批晶体管出口苏联，然后让中国电子工业倍感屈辱的事情发生了：这批锗晶体管有1/3被退货了。
因为进口晶体管的是苏联几个雷达生产厂、设计所，他们发现锗晶体管在温度小于0℃的时候会失效，苏联那天气，部署的雷达如果用锗管，一年有半年雷达得是失效的。然后就退货了。
也没想到把这批晶体管转售给苏联的其他民品设计局。
所以直到1955年7月，苏联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才诞生，尤里·巴兹列夫斯基在莫斯科制成的“长矛”大型通用计算机。这计算机运算速度比“箭”提高了不少，运算速度达到8000次/秒，而北电“浑金”是5000次/秒，沪升一号是5500次/秒。
可运算速度虽快，却架不住这玩意贼贵……
不但贼贵，交付速度还特慢。不但交付速度慢，尤里·巴兹列夫斯基给自己所在的莫斯科大学和给苏联科学院制造的两台“长矛”居然连结构都是不完全相同的。
这分明是艺术品，不是工业品。
相比之下，中国的两种通用计算机都是标准化生产出来的，价格便宜、性能稳定。
而且从中国进口计算机没啥问题，都是社会主义阵营，不丢人。——其实苏联并没有丢人不丢人的想法，就比如现在，如果西方愿意取消巴统协议、自由售卖高技术装备，苏联会毫不犹豫地立刻去买。
只是……为什么有“浑金”和沪升一号两种计算机？不管了，1956年，进口5台“浑金”、5台沪升一号。最先要求进口中国计算机的是米高扬设计局，因为他们协助中国建立沈飞的专家在沈飞见到了一台浑金，直呼“中国人制造的计算机忒好用了”。
现在电子工业局和国家计委不得不分别找上电和北电询问，要不要把苏联市场划分一下，比如喀山以东的计算机市场归北电，喀山以西的归上电。
为什么不以乌拉尔以东/以西来分区？——这样分北电肯定不愿意，乌拉尔以东根本没人住。
1955年底，电子工业局举办了一场小型的庆祝仪式：中国境内的第100台计算机投入运行。
这第100台计算机是落在地质学院的。
至此为止，中国境内的100台计算机为各个工程设计、装备科研、科学探索、高校教学提供了明显的助力。根据国资委和国家计委的粗略统计，这100台计算机为国家节省了超过2000名计算员的编制，这些在过去可都是要用如假包换的大专生、中专生，甚至有一些本科生也要用。
不只是固定的人员编制，即便在本来没有计算科和计算员的单位，计算机也加速了很多工程设计和科研工作的周期。比如要设计一座大桥，如果建筑设计局没有编制计算员，那一般就是由工程师自己来计算。先假定一种结构形式，然后，大桥的剪切力多大？……且给我三天时间算一算。算完得出一个明确且精确的结果，设计工作才推进到下一步。
假如以前设计一座大桥，图纸工程设计阶段要一个月，现在手边有一台计算机可用的话，一周时间就差不多了。
在国家高等教育规模尚没有大大扩充、大学生极为宝贵的50年代，这可太重要了。
计算机的运用场合已不仅限于科学计算。上海市政府提出需求、上电响应，从1955年起，计算机开始在上海市政府的几个部门投入使用，这又节省了大量财会人员和统计人员（一般也得是中专及以上学历）的编制。
由于上海在政府事务中使用计算机收到了良好效果，上电集团的沪升-2300强势杀入北京市场，在北电集团的眼皮子底下卖给了国家计委4台。
当然北电集团的对数机和积分机也打入了上海市场。只是在听说上电集团那种“慢腾腾”的沪升-2300计算机居然也卖得这么好，闵乃大又郁闷起来了，他立刻又指示夏培肃研发相对应的公务处理型计算机。
……
国防部第5研究院和北京计算机所的关系一直颇为密切，在神威计算机交付之后，计算机所又开了个成功向苏联出口计算机的好彩头，运载火箭（弹道导弹）项目的压力现在不是一般的大。
友邻单位做出了这么大的成绩，弹道导弹项目也得加紧了啊。尤其是第一型近程弹道导弹DD-1的制导系统。
在制导系统研究小组的办公室，墙上挂起了梁思礼写的两张横幅，一共六个大字：
“有骨气”“有志气”
意思很明显，就是上一次钱学森激将之后他们立下的军令状：在苏联赠送的V-2（P-1）导弹样品送到北京之前，把带制导系统的DD-1弹道导弹打出去并且准确命中目标。
“同志们，同志们，来帮我最后检查一下，‘有骨气’的制导系统的控制逻辑。”
梁思礼站起来，这是他第二次检查惯导系统的控制逻辑设计了，检查一次就用了5天。
哦，研制小组已经给自己的产品起好了代号，“有骨气”是带惯性制导系统的T1探空火箭，这是验证技术用的；“有志气”就是安装了惯导系统的DD-1，聂荣臻要的完全体版导弹。
梁思礼站起来，飘乎的脚步走到墙边，先拿粉笔刷刷刷写公式，从（1）写到（14），这14个方程就是从惯性陀螺仪输出信号到导弹的舵面操控输出信号的全过程。方程最长的一个从黑板最左边写到了最右边。
“第一个方程很简单，易得Δ=f（x）求和再乘以四倍；第二个方程我省略步骤了，最后的输出结果是Δ加个不定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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