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们有一个“青年企业领袖计划"，小洛克菲勒财团会利用自身的资源和在美国的影响力，扶持被投资企业的业务,使得青年企业领袖“们能够在所在企业脱颖而出，逐渐成为所在企业的领导人小洛克菲勒是青年人，他希望能有一群全球的企业伙伴跟随他成长，这样一个以股权为链接的超级商业集团，未来自然能够在全球资本主义世界获得巨大的影响力，使得参与的企业集团，者能成为全球企业的重要角色。
在韩国，财团只选择两家投资对象:三星与现代集团，现代集团的郑周勇只有48岁，年富力强，所以财团对现代集团的投资，短期并不会考虑继承人的问题，只是看好现代集团，进行财务投资而已——例如帮助现代集团与福特联手，在韩国打造现代汽车。
但财团真正的重点仍然是三星，他们相信三星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李健希在复杂的豪门长大;当然丕会天真地相信小洛克菲勒财团都是好意，美国人可不是善茬。
但他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此时无论是三星还是现代集团，都没有能力抗拒美国人的投资，韩国还没有发展起来，惹恼了美国人，两家企业都会完蛋的，难道总统朴正熙还会对抗美国人，来保护他们两家企业不曾?_美国人既然看好韩国的发展，一定要介入，不可抗拒之下，就要在其中获得自己的好处，有一点是明确的，有了美国人的帮助，无论是三星，还是现代，发展的道路都会顺利很多，美国人确实可以提供丰富的发展资源，相对韩国其它的集团，这就是一种巨大的优势。
陈东勋的支持，让李健希的野心，不可遏制地开始成长——很明显，有了美国人的支持，他未来真的就有“夺嫡”的可能性了，在这一点上，他倾向于相信，小洛克菲勒真的想要一群在全球各地重要企业中，支持他的小伙伴，这是一种巨大的影响力，不是吗?李健希甚至对小洛克菲勒有点钦佩，迈克尔也只有25岁，只比他大4岁，同样是富家子弟，可是迈克尔现在全球商界，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最像老洛克菲勒的小洛克菲勒”嘛，看看“全球青年企业领袖计划"这样宏伟的设想和执行力，那是普通人能够想象的吗?年轻稚嫩的李健希，在1963年，意外地获得了一股“美国人”的庞大力量的助力，让他的雄心，犹如野火-般，更早地开始了熊熊燃烧。
“东勋，这个李健希，值得这样的重视吗?"回到宾馆后，陈东勋的助理之一，向他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陈东勋微笑“他确实值得我们的重视，不可小觑天下英雄嘛。”他并没有多说太多，但内心很清楚赵安民提供的三星集团未来发展的信息。
你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朴正熙以及未来的韩国政府，对于财阀的扶持，可以说是三星等财阀成长的大势，得了天时地利，但韩国扶持的，又不只是单独一个三星，为什么是它脱颖而出了呢?除了归结为“运气”之外，显然李健希的个人能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与传统的"人和"并不一样，或者可以说是三星的“人精”，超过了其它财阀。
陈东勋他们小组的任务,是在日本和韩国为主进行“工业性投资”，-方面是从全球资本主义世界成长最快的两个市场，获得财务投资的利益，另一方面，自然是从日本为主的大企业中，获取一些关键的科技，助力中国工业的发展。
对于韩国和日本的策略，是非常不同的。
韩国只是刚刚起步，此时根本没有多少科技值得注目，而且企业也很少，对标两个未来最大的企业集团，预先布局就可以了，是以财务投资获益为森，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把他们都弄到美国上市即可。
六十年代韩国的工业，说白了就像是原时空九十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不久那样，都是些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向工业，例如纺织、制鞋、服装、胶合板，以及少量家用电器等。
而对于日本，其实投资日本企业的股权很困难，日本的大企业，在财务上彼此盘根错节地相互持股，极端排外，即使对于不可得罪的美国人，也是软磨硬抗，而且易于引起高度的警惕。
所以美金会在日本投资的企业，现在并不太多，索尼是一个重点，这是因为这家十几年历史的企业，现在还没有表现出“王霸之气”。
两位关键人物盛田昭夫与井深大，虽然也得到了一些日本老牌财阀的投资，但在六十年代初，索尼的日子并不好过，其黑白电视虽然大卖，但技术竞争力却毫无优势，六十年代初，又开始造彩电，量产良率上的品质亦不甚理想，导致巨额亏损，甚至公司已到达倒闭的边缘。
所以此时“美国人”的介入，索尼并不抗拒，甚至当做是救命稻草。
历史上，索尼是靠在1967年研发成功特丽珑(Trinitron)映像管技术，才终于翻身的，这项技术使得索尼电视在全球热卖，让盛田昭夫能够在三年内还清了从日本开发银行借贷的巨额债务。
所以“美国人”的提前介入，其实改善了索尼在日本的地位一美国人如此看好索尼，这家企业-定有过人之处嘛。
除了索尼，其它投资的企业并不多，按照陈东勋的看法，森精机(MORISEIKI)可以算一家仅次于索尼重要性的企业，这是因为此时森精机的业务重点，正是高速高精密车床，而未来森精机正是以数控机床而闻名全球，各种立式和卧式加工中心，畅销全球。
日本有价值的目标企业非常多，但能够渗入的却是不多，大多数日本最好的企业，其实都是源自几大财阀，追溯上去，几乎都是从这些财阀企业中的某个部门或者某些人员发源的，有钱你也投不进去。
虽然在日本投资也有十几家了，但索尼和森精机以外，除了一家“腾龙(Tamron)”，还看不到太大的价值，只是利用美国人的影响力，想助推他们一把。
腾龙是一家专业生产制造照相机镜头以及其他商用、工业用光学仪器的日本公司，创立于1950年，其技术特点是大倍率变焦镜头。
日本企业从投资角度难以渗入，重点就变成了人才挖掘。
小组在东京大学等几所日本最著名的大学理工科之中，寻找左派思想并有优秀成绩的青年，进行感召，赵安民给了1000个名额。
组织试图从长远出发，推动这些青年，加入日本大企业中一些重点的科技发展领域，从而长期为新中国，提供这些领域的科技发展情报。
这项工作出奇地并没有开始设想的那么困难，六十年代初，日本还属于左翼思想影响很大的阶段，虽然为数并不算太多，但确实有少数日本青年，痛恨过去二战的“皇国”军国主义，这与全球六十年代的左派运动高峰是一致性的，原时空的日本共产党，这个阶段也算是活跃的，虽然赵安民完全否决了与日共的可能合作。
这些被选择感召的日本青年，“背叛日本”是很自然的选择，他们本身就痛恨日本军国主义，痛恨日本变成了美国的殖民地，甚至钦佩主席这一代在中国改天换地的领导人。
由于他们都出身于名牌大学让他们加入日本最优秀的大企业，在六十年代初并不困难。
接下来美金会和CEIB的日本站，都会全力想办法支持他们在日本企业内的发展——最根本的目标，是成为这些企业某些领域的技术负责人，或者能够"窥视”到相应科技情报的职位。
这些感召同志，主要目标是进入日本有较高科技水准的九个大领域，包括汽车摩托车(发动机和各种汽车零部件，以及橡胶轮胎)、机床加工(加工精度，加工速度、多功能化以及电子智能化)、电机(也包括精密机械、刀具、轴承)、电子电气(开始的时候以电子元器件为主，例如各种电容器、铁氧体及电感器、高频元件、压电和保护器件、以及传感器和电源装置等)、通信半导体、光学和光学玻璃、工业自动化(也包括仪器仪表)、工程及矿山等专用机械，以及医疗化工(包括化工材料)。
这九大领域是非常庞大的，1000名感召同志其实是不够的，不过同样的计划，本身存在于美国和德国，三国加在一起，总的“科技情报人员”高达近4000人，也不算是一个小数字了，没办法，对于感召同志的名额，现在赵安民自己，也是越来越精打细算了。
科技当然很重要,但对于此时的新中国而言，更重要的是政体能够形成有效的社会主义运行模式，而经济能够不断快速发展和壮大。
有了政治和经济的基础，其实才有科技大发展的余地，终究长期来看，发展科技主要还是要靠自己的实力。
陈东勋想起这一切，不由得对同志们说道:“我们要有紧迫感呀,现在的日本，虽然是美国殖民地，但可以说，已经完全现代化了，我们都看到了日本城市的风貌。
而各种日本企业的民用科技，确实都在突飞猛进，导致这一切的，就是日本大约有200~300家的顶尖企业，他们]重点就在科技上下功夫，科技水平不断向美国追赶。
“我们令天看到的韩国,似乎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但要知道，它从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以来，发展不过是10年，这10年他们的经济已经确定了长足的进步。
正因为这个国家小，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发展会特别迅速。
“这两个国家都是美国的殖民地，所以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某种意义上，也是美国想用这两个国家的成功，来反衬新中国和朝鲜的失败，证明所谓西方民主自由的成功。
“新中国的发展，由于美国和西方的重重封锁，困难就格外的多，我们又是一个大国，大象要奔跑起来，本来就没有那么容易。
但我们坚信社会主义的优势，这几年国内的变化，大家都是很清楚的，我们同样即将起飞。
我们今天的工作，就是让国家起飞，能够更轻快一些。
同志们默默地点头，他们感受到沉重的压力，但也感受到巨大的动力。
日本和韩国的优势和劣势，他们都看到了，这反而让他们坚信，社会主义的优势一旦能够发挥出来，会比日本和韩国,能够有更快的发展。
而且我们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不像这两个殖民地，总免不了被美国人收割。
从美国到欧洲，从日本到韩国，感召同志们的布局，不断地扩展和深入。
第99章 翻天覆地的消费税
“李慕青同志，你给我们出了好大一个难题啊，要按你建议的这样修改税制，这可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国之大计啊。”程风不由得站了起来，他感觉完全坐不住了，李慕青的这个提议，让他本能地感觉不妥，但很快又觉得似乎并不差。
李慕青正要说话，总理走了进来，两人赶忙向总理问好，总理坐下之后，程风立即让李慕青向总理汇报一下这个税改的提议，他现在脑子里都是这个事情，顾不上别的。
李慕青向好奇的总理，阐述了她和经调局同志们协商后(其实是感召同志群体)的建议:1958年确定的主要税制(普通的就是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还包括具体产业领域中的关税、盐税、房产税等特殊税种)，这是一种向生产者征税的模式，这个税收模式根本不适合中国需要的发展。
过去实行这样的模式，与当时税务系统“不强”很有关系，现在应该大改。
她们的建议是，转变为向消费者收税，其实主要的普通税种就变成了两种:第-种是一般性的消费税，这是收税的主力，民众购买产品，产品就包含消费税，社会消费的体量越大，消费税就增收得越多。
例如购买100元某种商品，有可能实际价格是85元，其余的15元就是消费税。
这个税征收后，由中央与地方按照分税制度进行分配。
第二种是奢侈品的消费税，其税率自然要高得多，甚至达到几倍也有可能。
总理对财税，不像程风那样清楚情况，所以他一时有点糊涂:"向消费者征税，会不会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这相比向工厂征税有什么区别?”
李慕青笑嘻嘻地回答:“总理，对于国家来说，这就是把钱放在左口袋还是右口袋的事情，放在左边还是右边，钱还是那么多，暂时不会少也不会多。”
“但是为什么要改成在消费端征税?因为我国现在毫无疑问是一个经济内循环的大国，从根本上，国民自己的消费才是税收的真正来源。
如果我们是一个出口大国，消费其实发生在国外，从消费端我们自然征不到税，那种情况下，从生产端征收就是合理的，但我们显然不是这样的情况嘛。”
“本来靠的是自己国民的消费，这样的情况下从生产端征税，就造成了很多弊端，尤其是西南特区正在全力地推动消费带动民间投资。
我举几个例子，比如由于税收来自于生产，那么城镇，当然倾向于将城镇建设成为纳税较多的工业基地，这样城镇的财税收入才能有保障嘛。
对于纳税较少的第三产业，以及甚至不会产生税收的城市环境治理和社会事业，当然不会重视了。
“可是我国的现况，工业只能集中在较少的城镇，因此从生产端征税，在地方利益上只能帮助很少的城镇。
相反，从消费端征税，那么大部分的城镇，都能得到一部分利益，积极性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会因此而改善消费环境，即使没有多少钱，至少会把自己的城镇搞得干净一些，房屋维护一些，市场繁荣-些吧，因为只有民众，在他们的城镇多消费，他们才能拿到多-些的税收。
“我们那个户口制度，本来是暂时的，但现在城镇执行得可积极了，因为多一个人，城镇就多一分负担嘛，这当然不利于我国必须发展的城镇化。
如果从消费端征税，本质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城镇一定会想办法，像欢迎过去作为纳税大户的工业企业-样，力图吸引更多的人，到当地居住，还要什么户口?因为有了更多的居民，才能有更多的消费，然后才能有更多的税收收入。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到城镇居住，就会不断倒逼地方政府完善其教育、医疗、休闲、交通等基本服务设施，改善城镇的人居环境。
“更重要的，是消费端替代生产端征税，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
两位大领导都知道，我国现在的地区差距极大，未来还可能更大，因为工业具有集中性，自然只能放在少数的重点大城市，不可能像是农业一样地普遍分布。
这种情况下，按照现行税制，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将税收留在了企业所在地，消费这些产品的落后地区，却不能因消费这些产品，而得到相应的税收。
这不是反过来让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为发达地区做出贡献吗?这可是进一步拉天了区域发展的差距。
相反，如果将征税环节转移到消费环节，落后地区虽然经济发展比较滞后，但是其在消费外来产品的时候，却能够得到相应的税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提高落后地区政府的财力。
“我们现在对落后贫困地区，对其政府考虑的是中央从相对富裕地区征收的税收，补贴这些地区,这种转移支付确实是必要的，但这是行政性的。
干嘛不通过税制的设计，让这些地区自然而然地具备一定的财力呢?“还有啊，生产端征税，可是最容易形成割裂的市场的，要统一大市场，还是消费税才有效。
现在很多地方鼓励在当地消费生产在当地的企业的产品，尽可能将税收留在当地。
而与这些产品相竞争的同类外地产品，由于产地不在当地，其生产环节的征税也不在当地，地方当然会制定各种显性或者隐性的法规和土办法，排斥生产地不在本地的产品进入当地市场，市场活生生地被行政分割了。
就算是某个企业的产品质优价廉，在开拓生产地以外的市场时，往往会遭遇到种种非市场因素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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