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样干，这家美国农药公司要是成功的话，可就绑架了美国的农民，不用它的草甘勝和抗草甘膦种子都不行——因为杂草多的话,农作物当然受影响，肯定减产，所以要用最好的草甘膦除草，可是使用草甘膦，而不用人家的种子的话，还是减产，最后农民就不得不配套使用，这家美国公司从乙方变甲方，涨价农民也得用，资本家趁机赚大钱，可是这也是人家科技牛逼，逼得农民不得不买账。
王耀庆他们当时听得猛拍大腿，我靠，还有这样的玩法?资本家为了赚钱，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但这样的农药科技，真的让人羡慕呀。，当时专家说，要是你们也能搞出草甘膦,国家肯定鼓励这种“套娃”呀，混合制也是有国家成分，国家可以控制的，不会导致美国人那种乱涨价让农民也不得不买账的“强买强卖”，这是于国有利的事情。
从那以后，王耀庆他们，都知道了一个道理，经营不能那么傻乎乎的，不是你买我卖，那种农贸市场上的讲价做买卖，那太低端了，真正的现代经营,就是像美国公司那样，有独特的科技，从而生产独特的产品，最终让消费者不得不买，价格还不低，这才是站着把钱挣了，才是真牛逼。
不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建立起自身独立的研发能力，形成自己的“科技壁垒”，企业的发展就是"虚”的，成不了大事，做不得龙头。
即使先达农药的条件在国内企业中最好(1957年成立的新中国第一家有机磷杀虫剂生产厂一天津农药厂，被作为国家对先达农药投资的一部分，资产注入了先达)，也是必须服从这个规律至于未来的第三代农药，专家的看法是以杂环类农药为主的高效、安全、经济、环保的新农药。
现在中国的科技差得太远了，只能布局研发，以后慢慢成长。
这类新农药，应该与药物研发中的“靶向"药研究一样，每一每种新产品的“配方”，都要经历长期和非常广谱的实验“配比”，研发的成本简直难以想象，专家说一个农药1个亿美元，到时都是可能的。
不过这种远景，王耀庆现在还难以想象，只能是先当传奇故事来听了。
先达农药的第一阶段农药攻关，因为拟除虫菊酯科技的获得，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主要就是杀虫剂领域，第一代的六六六、滴滴涕、敌敌畏虽然不放弃，但重点转向了拟除虫菊酯杀虫剂和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
争取尽快用第二代杀虫剂，在农业生产中替代第一代的“三大杀虫剂”——他所不知道的是，未来南极企鹅中，都有DDT的残留，它的毒性，可谓遗祸无穷，能缩短应用时间，都可以算得上是对人类未来的贡献。
杀菌剂和除草剂领域，主要就是对西方目前主流农药的仿制，海外的情报，已经提供了这些农药的成分、一些加工工艺，以及大量成品。
例如除草剂中的2,4滴和除菌剂中的稻瘟净。
1964年10月的一天，北京西郊的一栋独立建筑内，赵安民阅读着先达农药的最新报告。
在他决心把自己在现时空的第三个任务设定为“奠基"之后,近期已经推动了多个“科技树攀爬”的工业科技奠基项目，说是工业，其实还是从农业开始的，从现代意义来说，农业是最基础的工业嘛。
总的目标是宏大的，按照原时空2020年左右的全球“工业树”，中国标准的分类，一共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
感召同志们共同努力，要推动新中国，建立起在每一个工业小类的“龙头企业”，奠定其工业生产和研发前行的科技基础。
原时空中国是唯一666个工业小类都齐全的国家，但在很多门类上其实还是科技落后的。
在现时空，不管科技能不能最终追上，至少赵安民试图推动666个工业小类能够全部在几年时间内开始有个像模像样的基础，能够自行向前发展，所谓"奠基”，不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干好吗?他一开头选择的重点，就是农业领域，道理很简单，粮食和钢铁，至少在六七十年代，仍然是农业和工业的基础核心，不先解决粮食和钢铁问题，其实是谈不上高速和健康的经济发展的。
原时空钢铁工业相对解决得好一些，除了有些特种合金和特种钢，仍有落后以外，整体上的科技还算发展得不错。
但农业可就差得太远了，一直到2020年后，薄弱的地方也多了去了。
相对于粮食产量的问题，其实农产品种子和农药的问题，都还是严重地落后，甚至依赖于孟山都等西方在农业方面的大企业，卡脖子的程度，完全可能比芯片更厉害，例如中国的蔬菜种子，据说60%到80%，都要依赖西方企业。
说白了，这些领域的中国科研体系，原时空就没有健全过，也缺乏出色的企业，能够发展起来，是真正的胎里弱、畸形儿。
赵安民自然想在现时空，补上这个”大窟窿”。
他把农业领域的需求，分为了“五农”:农肥、农药、农种、农机、农技。
农肥本来是最弱项，但发展到1964年，已经成为最强的一环，这是因为合成氨科技在国内已经彻底落地和掌控，原来从1962年到1965年的“一二三四"总共4年增加1000万吨合成氨产量的目标，现在已经修正成为“二三四五”总计1400万吨，加上原来的450万吨，预计到1965年底，就是1850万吨的产量，而再有5年时间，到1970年，自然可以发展到原时空需要的20亿亩左右的全部化肥需求——4000~4500万吨。，有了合成氨，氮肥与磷肥;两项都解决了，新中国化肥的缺陷，无非在于钾肥上，国内只有青海，地理上很不利。
但是老挝建国后，这个缺陷就被弥补了——虽然老挝钾矿品位不及加拿大和俄罗斯，但其钾矿沉积较浅，容易开采，且成本低。
老实说，在老挝发展钾肥，可不仅仅是对中国的钾肥供应格局，产生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有一定能力，进而改变世界钾肥供应格局，并对价格产生深远影响。
原时空中国的钾肥产量，每年的需求，大约在600万吨左右，这个量能，老挝的钾盐资源，完全可以提供。
不过为了供给安全，还是要双向的发展，青海+老挝，构成北方与南方的双钾盐基地。
农肥的困难，其实还是钾盐，需要提升此时的相关制造科技，虽然在现时空，通过感召同志们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与西方同级的钾肥加工能力。
但问题是，此时西方这方面的科技也很烂一毒性高，试剂昂贵、制取流程繁杂、对于制取设备的要求很严格、对于杂质的分离不够彻底等等，无论怎样都是需要改进的。
筹建了“中国化肥”与"中国农肥”两大集团，都必须在这个领域建立实验室，不断研发改进。
如果有可能，赵安民是想要增加在国内钾肥的使用量的，原因并不复杂原时空中国部分农田的土壤，旦益贫瘠化的原因之一，就是土壤中的中微量元素不足，但如果直接补充镁、硫和氯元素，其添加量可不容易控制。
最便利的肥田方法，反而是通过硫酸钾镁肥、氯化钾镁肥和低含量钾肥，这些钾肥中含有农作物必需的多种中微量元素。
通过大力发展此类钾肥新品种，对改良新中国农地的土壤、提高农产品品质，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
钾肥的意义，可不仅仅是农作物的肥料，它还是农田的肥料。
中国化肥与中国农肥两家计划中的化肥“巨头”，在赵安民看来，也只是起到领头羊的作用，中国的化肥市场规模太大，而且未来“生态有机肥”、“富硒肥”等农肥领域的科研进步，也不可能单独依赖两家巨头，所以在农肥这个领域，仍然是开放的，两家巨头可不是"战略资源型国企”，而同样是“混合制市场竞争型国企"，他们也必须在未来的市场紧张中，依靠自己的能力，取得生存的基础。
第103章 从农机到民本派的突刺
农药和农肥的进展情况，冲淡了赵安民对于农机产业发展的担心，他不由得回忆起几个月前的那场大风波。
当时是1964年的5月，李慕青带着赵安民视察洛阳的第二拖拉机厂公司。
在那里，他们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发展的不容易。
赵安民至今脑子里还记得那天的“激烈的情况”。
“这就是新中国最典型的国企病了，从1959年试制成功东方红75马力的履带拖拉机后，到现在5年了，再无寸进。
国家重金投入的二拖，现在哪有什么不断研发新产品可言?就连生产东方红75，质量到现在都不稳定。
彻底浪费了5年的大好时间。
"李慕青叹息了一声，对赵安民说道。
李慕青根本没有顾忌陪同参观的人员——其中有河南省省委的常委，更有二拖的厂长和党委书记，完全没有理会他们变得血红或者铁青的脸色。
尤其是二拖的厂长和党委书记，此时完全是五雷轰顶，对李慕青这个”国家工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的话惊呆了，这个职位相比李慕青另外的财长部副部长等职位，对央企和地方国企，更有震慑力。
“最严重的大概是两个问题吧。
第一个还真的就是“定体制"，原来设计的国企运行和管理体制不行，以至于二拖，除了按照上级任务生产以外，管理层甚至不觉得发展新产品，主动拓展运营有什么必要，这根本不是以企业的思维来运行，整个二拖直接就是个大车间而已。
第二个就是管理层的素质不行，明显都只是守户之犬，对于如何发展壮大企业，就只等着国家安排呢。
这样的素质，根本不适合管理一家国家大型企业。
156项里面，这样的情况并不孤立，都是胎里的毛病，大多数都需要调整改革。
"赵安民同样没有顾忌这些“官员”，他现在好歹有个邶大和人大双料研究生的“天才人设"护体，不用一直装小孩了。
李慕青摇了摇头:“海外同志们好不容易获得的，与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相关的最新生产科技、工艺和相关设备，都肯定不能给二拖了，这家企业目前的状况，可以说是一塌糊涂，怎么可能成为国家农机发展的龙头呢?看样子，还是要用混合制企业的模式，重新设立新企业来发展了。
二拖还是先重整吧。
本来横下一条心准备辩解的二拖厂长，听到这个话，腿都软了，这是'盖棺定论”了吗?陪同的河南省常务副省长唐副省长立即开始打圆场:"李主任，先不要那么生气嘛，二拖做得不好，我们发现问题改进问题嘛。
李慕青又摇了摇头:“我不是说他们犯了错误。
如果是按照过去一般的标准，他们谈不上不合格，至少能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嘛，把二拖当成一个大车间的话，他们作为车间主任，可能还是合格的。
但这不是国家需要的，国家给了你一个车间的基础，是想要你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真正的企业。
“我有点生气的是，国家从1959年发展遵义特区开始，整个特区模式已经运行了5年了，特区的国企，甚至部分央企如何按照新的模式运行，都经过了几年的探索。
如果是有心人的话，我想我至少能在二拖这里，看到一些影响和改进的痕迹，但什么都没有，这还是一家照抄苏联式国企的、毫无进步的、体制落后的国企，让人失望。
作为企业的领导人，不能与时俱进，那要来干什么呢?不换思想，我们就要换人了。
唐副省长倒吸了一口冷气，心想这事情可就搞大了，河南这里的国企，不都是像二拖一样吗?几乎没有追随西南特区进行改革的，省委的态度确实比较保守，大家倾向于“多看一看”，不急于向西南模式转变。
今天这个李副主任在二拖看到的问题，其实她能不知道这是整个河南的问题吗?这件事的影响，恐怕从现在才刚刚开始。
他在政治上是很敏感的，马上联想到了原西南特区管委会主任邓志辉，出任中央新设立的“中原经济大区”(山西、陕西、湖北、安徽、河南、河北六省)管委会主任，据说他的职责，就是在中原六省，根据西南特区的模式和经验，进行“民本社会主义化体制营建"。
而李副主任来到河南，在二拖这里“出刀”，是不是在表示对河南“保守落后”的不满?李副主任的爱人赵伯陵，接替邓志辉出任西南特区管委会主任，这个升职本身表明了中央对西南特区模式的肯定，河南之前的作为，在全国并不罕见，但是在中原大区已经成立之....袁副省长越想越深，背上全是冷汗，他已经顾不得注意二拖厂长和书记求救的眼神了。
几天后，李慕青带着赵安民，在郑州与“正好”视察河南的邓志辉见面，也见到了河南的省委书记刘剑迅，二拖的事情，现在已经被传得沸沸扬扬。
刘剑迅此时倍感压力，主席曾经说他是处理"残局”的高手，但这个评价，也说明他很难作为一个开创之臣。
大跃进中，河南被当时的省委书记吴治普，搞得七残八缺，在现时空有了“美共"支持之后，仍然是损失最大，人口饿死最多的省份，其经济自然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他接任吴治普之后，主要的工作也是拨乱反正，让河南慢慢恢复生气。
对于国企，自然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根本没有考虑按照西南特区那样，进行改革调整。
现在邓志辉"压阵”，所以李慕青是来“问罪'的吗?这个女同志的犀利与胆大，全党闻名，刘剑迅的心理压力岂能不大?河南省委和省政府的其它领导，其实也是内心不安的。
李慕青此时的影响力，其实远超过了普通的正部，单单那个经济调查局，这些地方政府领导都知道，那是中央的一把刀。
邓志辉带着李慕青等人，与河南省委省政府进行了一场研讨会，李慕青开门见山地对刘剑迅说道:“刘书记，我这次来河南，才发现原来吴治普这帮人，对河南造成的破坏太大了，简直是罄竹难书、罪大恶极。
他们根本不只是执行了错误政策，饿死了民众的问题。
这些人对中央领导满口谎言，对上级极度谄媚，阳奉阴违，欺下瞒上，对反对他们的同志残酷迫害、诬陷打击，是人格卑劣到了极点的佞贼。
吴治普自己说他的罪恶大得很，中央如果对他处以极刑，他也应引颈受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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