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很可能也有少数人贪欲过甚，对于那种人，国家始终也是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抱怨也就只能让他们抱怨吧。
在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干部，那就不论县处级以上了，全体干部基本上是按照最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保障，与普通群众不同的是，在退休的时候，他们的养老金，会包含一部分政府给予的补贴，补贴也会有统一规范和严格的标准。
李慕青当时对主席表述的是，这种待遇本身，是不是特权?当然肯定且一定是特权。
但理想的去除一切特权能做到吗?至少在这个时代做不到，真的想这样做，那就是赫鲁晓夫的下场，他仅仅做了一小部分去特权，就被赶下台了。
我国就算是比苏联政坛高层的风气，好上午倍百倍，但完全去特权，就会让干部群体产生校天的抵触，说白了，很好的理想，但无法落到实处，干部都是人，是人就有自己的算计，自己的小九九，就有人性的弱点。
所以从现实出发，我们要摒弃过于理想主义的不现实要求，给予一定的属于可控范围的干部特权，就是一种特殊的激励，让干部体系有了润滑油，反而可以更好地达成我们建设发展的目的。
完全去特权，只有在不需要行政管理的未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才有可能性。
主席有点痛苦地接受了李慕青的方案，他并不喜欢这个方案，但他也知道，不进行一些妥协是不行的，不能指望干部们，都是克服了利己主义的真正共产主义者。
从反官僚到四清运动，这是现时空未来20多年，中国人心目中最深刻的记忆之一，但时光会让人们将一切淡忘。
中国人再次回忆起这场运动，要等到七十年代那场著名的文化领域的新运动了。
第140章 赵伯陵在国家计委
赵伯陵匆匆地走入国家计委大楼,在大楼内”赵主任好!”的问候声不绝于耳。
又是一天的清早，新的工作开始了。
在原西南特区撤销后，赵伯陵担任了新的重要职务:国家计委主任。
他是接任李福春原来兼任的职位，也因为他的上任，导致这个部门变得非常重要，很快被大家认知为新的国家计委，那就是"国民经济的发动机、经济体制的生产机”，很多原来由总理和副总理承担的职责，现在从专业的角度上，转而由计委来直接承担。
建国初期的计委，第一任是高刚担任的，正因为如此，在"高饶事件”之后，计委遭受重创。
原时空李福春从1954年起兼任计委主任，居然一直兼任到1975年，整整干了21年。
而其后几任计委主任，无一例外都是兼任。
所以在原时空，计委虽然也算重要部门，但显然没有在1993年对计委重新改组以后成立的发改委，有着那种举足轻重的重要性。
现时空赵伯陵接任计委主任后，在不长的时间内，通过中央对国家计委权责属性的重新确定，使得赵伯陵领导的计委，已经提前堪比原时空发改委的重要性，拥有同等甚至更重要的权力。
例如李慕青现在，已经没有了原来她的中央专委和工业委员会等方面的职务，这方面的机构和职权，都移交给了新的国家计委。
她现在的职权，比较明显的，明的是财政工作，作为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是程风的助手;不太显眼的是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助理,分管中央经济调查局，其实在高层这个职位的影响力更大;完全隐秘的，则是负贵海外的情报战线，分管CSIB。
所以她的工作已经够繁杂的了，赵伯陵进京后，可让她松了一口大气，工业和产业相关的工作，她完全移交给了赵伯陵。
这主要是因为感召同志体系和美国情报和经济体系的高度机密性，使得工作的移交只能是感召同志内部体系。
即使信任其它的同志，在当下也是无法转交的。
赵伯陵这一次担任国家计委主任，属于重要的晋升，虽然级别仍然是正部，但担任计委主任这个职位，从当下的国家管理体系来说，他已经成为韶其国家主席和总理在经济领域最重要的助手之一，甚至是国家主要的经济操盘手。
赵伯陵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秘书第一时间已经提前泡好了茶，他看了一下手表，离开会议开始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
他很喜欢这样的碎片时间，因为可以忙中偷闲一下。
秘书泡茶的温度恰恰好，提前准备的嘛，不是那么的烫。
赵伯陵喝了一口茶，思绪发散，不由得就念叨起了儿子，小安民在海外不知道适应不适用，真是让人挂念呀。
他和李慕青本来计划是完成三胎的，他其实是个很喜欢孩子的人。
不过现在怎么可能呢?李慕青担负着那么多国家最重要的职责，哪里有怀孕生娃的时间?真的要是那样，玩笑可就开大了。
或许只能是赵安民个儿子了吧，他摇了摇头，他自己37岁了，李慕青只小他一岁，也36了，这可是高龄产妇，生养已经不安全了，可能只好放弃了。
而且两人生娃，本身也不是那么顺利，有了赵安民以后，在1956年那几年，两人都想至少再要一个，可那么久的时间，李慕青也没能再次怀上，现在也就只能如此了。
虽然有点遗憾，但赵伯陵也并不太看重，他和李慕青从事着伟大的事业，个人生活和家庭因此有些缺憾，也是正常的。
他的思绪转到了接下来的会议上，这一次会议很重要，或许普通的人们不会太重视，但实际上可以说是“伟大的奠基”，必然将深度地影响未来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以及国民经济的面貌。
“主任，会议要开始了。”秘书敲门提醒他。
他站了起来，拿上写了几页纸的讲稿要点，走向不远的会议厅。
赵伯陵走到台上的时候，热烈的掌声响起来，这是计委的内部会议，对于"老大”的态度，自然是热烈的。
他走上前台的时候，有些计委干部，尤其是一些资深的干部，注视他的目光是复杂的，他这个计委主任，也不能说让计委的所有人都服气。
当然，还是尊敬和崇敬的目光占了大多数，尤其是对很多青年干部而言，赵伯陵就是偶像，以37岁之龄担任国家重要部门的正部级领导，除了他那个同样传奇的妻子李慕青以外，在建国之后根本没有先例，两人可谓创造了历史。
而且責年干部们，很少觉得赵伯陵是所谓的“火箭干部”，他每个职务的任职时间短没错，可你得看看人家做出来的事情呀，一个缔造了现在全国推广的经济主流模式——西南特区模式的干部，担任计委主任不是很正常的吗?赵伯陵回京后，妻子李慕青都夸他变帅了，虽然有几分调侃他的味道，毕竟还是那张脸，又没有变成另一个人。
但古话说得好，居移气养移体——地位和环境可以改变人的气质，奉养可以改变人的体质，人是随着地位待遇的变化而变化的。
长期位居高位，处置重要的国事，担负大任久了，自然磨炼出不同一般人的气质——属于赵伯陵自己的风华。
所以赵伯陵往那一站，还是很"有范”的，随着他讲话的开始，会场迅速地安静了下来，而他所讲的内容，也是大出干部们所料，让他们不由得越听越认真，很多人仔细地做起了笔记。
赵伯陵的讲话，是建议国家城市居住和商业的模式，此时的主流是仿照苏联的“小区制”，而赵伯陵试图推动的，则是在欧美以及日本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街区制”。
这个提议完全出乎计委干部们的意料，似乎是个小问题?但随着赵伯陵的讲述，他们才发现，原来其中的学问真的是很深的。
中国人对于小区制，已经是习惯了，宽马路、大院子、大商场嘛。
这年头，部委、军队和央企，都是这一套，建个大院，把什么都安置在大院内，甚至包括幼)L园和小学等,能自己解决的，都在大院内。
而上行下效，一直到地方城市，甚至到县城镇区，也都是如此。
所以计委干部们刚刚听赵伯陵说的时候,没觉得这样的小区制有什么不好啊，摆明了小区制安全性高，可以避免不相干的人进出，而且外面是宽马路，交通便利嘛。
但随着赵伯陵逐一解释小区制的缺陷，计委干部们开始发现了自己根本未能思考的角度:一、气派的"宽马路”必然会带来"疏路网”，路网的密度太低，自然就形成诸多的交通问题，大家都上班的时候，大马路上空空荡荡没有人，大家都下班的时候，车水马龙甚至可能拥堵，尤其是那种宽马路的交叉口。
赵伯陵对青年干部强调说，现在中国包括首都的车都少，这个问题不显著，但你们只要注意一下其它国家的历史经验，就知道未来路堵是必然的，把现在北京的车增加100倍的规模，怎么可能不堵?二、对于这种"梳路网”，公交是非常受限的，你坐个公交车到站了，真的到家还要走半天，公交不可能深入小区吧?赵伯陵直接指出了，在目前国内，-平方公里的城区，可能只有十几个路口，而在欧美的一些主要城市，每平方公里甚至可能有超过120个路口。
三、说白了，小区制下，城市易于发展宽阔的主干道，但却缺乏分流交通的“毛细血管”，直接割裂了整个城市的路网，行车只有绕来绕去，才能达到目的地。
当然，赵伯陵也说明了小区制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城市很容易被建设得整齐和宏大，封闭式小区的安全性，肯定也超过了街区制，甚至在战争时更适合巷战，组织性和封闭性当然对战争有利。
所以综合来看，小区制与街区制，各有优缺点，但赵伯陵为什么想用街区制替代小区制呢?因为商业和就业的潜力。
一般来说，小区制长长的围墙，会导致只有小区门口附近的几家小店能生存，要不然就只能在大院内单独解决商业，小区周边是冷冷清清的。
但街区制不-样啊，开放的街区，需要建筑非常多的“毛细血管”一样的道路，所以路边的城市服务丰富。
居民从楼.上下来，可能门口就是车水马龙，有公交车和出租车经过，楼下商铺也很多，充满了市井气和人间烟火气。
赵伯陵举了目本东京的例子，他向干部们介绍，据说同样的一平方公方里，东京的商业、文化、体育设施，是北京的上百倍，北京的宽马路，就算在马路边设立了商铺，也只能做半边马路的生意，因为就算是横跨马路，都太麻烦了。
所以东京繁荣的街区经济，是北京可以想象的吗?造成巨大差距的原因，除了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目前还远远领先我国以外，对于城市空间环境的不同设置，才是造成这种巨大区别的根本原因。
说到这里的时候，赵伯陵的演讲，已经让干部们非常震惊了，原来如此!没想到简单地模仿苏联，居然有那么大的毛病，不过想想也是，苏联那些大城市，有什么街区商业呢?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过繁荣商业吧?所以赵伯陵的总结是:小区制是不完整的规划，就像是一个人，难道只要主脉血管，不要毛细血管，可以活得好吗?肯定血管不够嘛，一旦“运动”，就必然造成血流阻塞,因为只有主脉，是来不及供血的，供血还需要极为丰富的毛细血管，来共同输送。
赵伯陵给了一些数据，例如日本的东京、横滨和大阪3座著名城市，每平方公里的路网，高达18公里以上，美欧发达国家则也在13公里以上。
而我国现在北京、上海的数据，大约只有3~4公里，即使相对美欧，差距也在4倍以上。
而且更关键的是，如果具体在人居的街区，对比小区的话，路网的差距很可能在10倍以上。
街区制的最大弱点，就是既然要修那么多的毛细血管路，当然初期的投资成本就比价高，新中国建国以来不得不"省钱第一”，选择小区制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小区制符合中国人的旧毛病——非得高墙大院、深居简出不可，每个家庭居住的地方如果不是封闭的，如果没有围墙，似乎就不安全、不是好房子，好像如果治安不好，靠着小区那围墙，就能保证家庭安全似的。
赵伯陵指出，-方面，形势正在变化，去掉高投资成本这个因素，那么街区制在商业和就业上的优势，简直是“炫目”的。
简单地举个例子，本来是一个5000人的封闭小区，有约1000户家庭。
如果用街区制来打造这个地域，那么最简单的方法，是建设横竖各4条毛细血管路，切出23个方格(包括边缘)，每个方格大约有40~50户人家，围绕着每个方格，是临街底商和小的交通路。
街区制多了这8条路，理论上就可以多上百家商铺,而交通的通行能力，至少也要翻倍不止，这8条毛细血管路也可以疏通不少交通的流量的。
这样的话，下楼就可以吃饭、逛街、休闲、买东西，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这些“极近商业”，甚至可以在离家100米的半径内完成，这种生活的便利性和人间烟火气，哪里是冰冷的庞大小区，可以比的呢?赵伯陵笑着说自己就宁可选择这种街区制的房子，可惜由于职务问题，国家不会允许。
干部们都笑了起来，即使我们的治安非常好，街区制安全性终究是有限的，国家肯定不会允许赵伯陵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居住。
赵伯陵最后给了一个简单的估算，等到中国有14亿人口的时候，城市人口假设是9亿人，用大商场为主的商业，或许可以提供超过10亿平米的商业面积-_国际商业面积的平均水平，据说是人均1.2平米左右。
但如果这个10亿平米商业中的80%即8亿平米，替换成了这种真正的街区商业，那么相关的就业人口至少可以翻番，例如商业的从业人员如果大多数在大商场，或许需要500万人，而街区制的话，就能够满足至少1000万人的就业，这是非常可观的增量就业。
而且街区制易于形成商业繁盛的格局——如果在附近易于消费，其实比起只有到大商场消费，每月每年下来，商业消费的总金额肯定会增加——消费很方便，本身就是一种增进消费的有利和重要的因素。
而就业增加、商业繁盛，最后税收也会增加，最终弥补当年对于街区制毛细血管路的投资增量。
新中国建国时资金资源匮乏，但现在已经是1966年，建国17年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为什么计委不可以推行街区制?今天投资是大了些，但可以避免以后不得不再改嘛。
赵伯陵当然知道，原时空到了赵安民穿越前，很多城市的新建设，开始转向了街区制一大家都想发展商业嘛，于是看到小区制越来越头疼，但大格局已成，哪里还容易改呢?台下骚动起来，赵伯陵的演讲，已经说服了多数的计委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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