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大联合的生产方式，每个企业都会领到一个相关部件的攻关生产任务。
就连车门锁也被相关的厂家拿去研究了。
这样在1958年搞定了凤凰牌中高级轿车，小规模试不过由于原时空的三年困难时期，一直到1963年，用上海牌的名字，才终于将这种车型搞定，开始量产，到1975年形成年产5000辆的生产能力，一直生产到1991年，总共生产了近8万辆。
最牛逼的，是上海发动机厂，居然连发动机也仿制成功——2.2L金购680QK直列6缸引擎，最大输出90马力和166Nm,配合-副4速手动变速箱，最高时速可达133km/h,一箱油可以跑500公里，这些数据在那个时代并不算差。
赵安民他们感召同志的贡献，主要是更新了上海汽车制造厂等一系列工厂的设备，并提供了一些从德国搞到的奔驰220S的工艺技术资料。
在这样的基础上，国内又自制成功了大型汽压机和锻造机，从而彻底淘汰了手工制作。
因此本时空上汽厂在1961年就量产”代，而在1966年，开始量产成熟的第二代上海牌轿车。
在这个年代，高级领导坐红旗车，而“商务轿车”，就主要是上海牌和一汽的东风牌了。
现时空的二汽，也才刚刚在武汉近郊成立不久。
赵安民轻轻地叹息了一声，那些年他的“大工业生涯"已经是“俱往矣"了，人生新的阶段开始了。
他的思绪转到了新的工作上，老实说，他还是有些忐忑不安的，“上辈子”他虽然年轻，可也见识了不少城市基层的人性之恶，虽说理论上此时从干部到群众，都要比原时空他穿越前淳朴得多,但他并不敢掉以轻心。
当然他也不会妄自菲薄，两世为人，他的心理年龄都已经40多岁了，还真的怕吗?与普通干部不一样，他到基层,可不是为了所谓的"政绩”，或者更准确地说，他追求的政绩，与普通干部是完全不一样的。
例如要经济发展，他调动一点资本投入新塘镇，那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成果刷不出来?"但那样有意义吗?他的真正目标，是完善中国基层的体制和制度，对于原时空基层管理的凋零，尤其是乡镇农村，凋零得不像个样子，他此时想来，尤觉得痛心，主席这一代人的心血，在他穿越前，还剩下的，有没有5%?恐怕都很难说。
虽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村正常的趋势就是人口减少，但也不该变成那个只有老人，甚至连孩子也逐渐减少的凋零社会，而且那些进城的农民务工，大部分从事的是城市最低端的工作，获得的生活改善,都是不稳定的，等到经济萧条一些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不发生困难，那才是怪事呢，而到了那个时候，农村还会成为他们的避风塘吗?本来他可以从县级，选择开始他的生途的。
但最后他选择的，还是选择从镇级开始，中国有三万四千六百多个镇在数字大时代到来之前，镇一级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正常的一个县，一般有2000多平万公里，如果去掉了镇级那么就变成了“皇权不下乡”了，彻底失去了对农村底层的控制力，也失去了对农村的服务能力和动员能力——古代的封建王朝，皇权的管理，就是到县级为止农村被彻底交给了所谓的"士绅”，其实就是地主剥削阶级。
因此失去了基层管理能力的话，还算什么共同富裕共同进步的社会主义呢?中国的一个镇，大约是100平方公里左右，东部省份的镇，因为人口密集，面积一般较小，西部省份的镇，因为人口稀疏，面积一般较大。
按照古代的说法，他这个镇党委书记兼镇长，就是“百里候”，对几万人的生活和生存负责，这可不是可以忽略的职责。
赵安民盘算着自己要经营的郭塘镇，这个镇有112平方公里，3.4万人。
人口已经比最高峰的时候，下降了1万人，被动员去移民了，那个时候有着4.4万人左右。
简单的计划他是有的，3.4万人中，大约1万人左右构成郭塘镇的镇区，而其余的2.4万人，分成5个公社，郭塘、王家营、谢庄、李湾、曹岗，这5个公社，每个公社已经接近5000人，基本上是毛李时空中“乡寨"的标准并没有预留人口增长的余地，而且对于现成的公社体系，是有很大的调整的，现在可是有足足9个公社。
这其实也是他父亲赵伯陵在贵州特区时代，就有了的经验，最早的打算是每个公社要预留人口增长的余地，但后来很快发现，由于现时空工业化的速度远超过人口增长的比例，所以农村的人口，至少在最近的年份根本不会增长，而是逐渐因为进城而减少，那么留下余地干嘛?即使未来人口翻番以后，农村的人口也未必会增长。
另一个方面，赵安民考虑的是“农村分布式城市化”的远景需求:每个公社集中居住发展，未来就是一个五千人的“街区”或者说“社区”，只不过分布式城市的交通距离较远而已。
郭塘镇的五个农村街区，未来应该定型，变量需要发生在镇区，增量人口，大部分被汤河和其它县城吸收，小部分由镇区吸收，至于公社，人口维持恒量，是最好的选择。
陪同的县组织部长陈伟梁，提醒他郭塘镇就要到了，他才从思绪中抽离，并且笑着向陈部长道歉，说是思考工作出神了，两人哈哈一笑。
第152章 小赵书记不简单
陈伟梁一路上，都在暗暗地观察着赵安民，这是他作为一个组织干部的“职业习惯”，不过即使他是“老组织”，其实也看不透这个年轻人，赵安民知识渊博是肯定的，看上去比较沉稳、说话很有逻辑这些“表面文章”，都很清楚，但再往深里，他老陈就看不透了，或许，人家就是有大背景吧。
他想了想自己已经过了50的年龄，对比一下赵安民这个17岁的小伙子，不由得摇了摇头。
郭塘镇的一帮镇领导全员出动，在镇委镇政府门口等着他们。
赵安民微微一笑，心想操办迎接的，应该是党政办的主任吧，还是很有“官场”水平的一没有谄媚地出镇迎接，也没有清高地只派两个人等待，“火候”恰恰好。
赵安民在原时空也读过一些官场小说，发现通常会描写一下，如何迎接领导的视察或到任，一般领导总是拒绝，甚至有些领导是讨厌这样做的，但下属一般都是唯恐场面不够，一定要大张旗鼓地迎接。
其实推测一下下属的心态，很简单，如果领导批评这样的动作，-般不过是批评而已，而要是不大张旗鼓地迎接，说不定就被心胸狭小的领导恨上了，所以嘛，“两相其害取其轻”。
一位俏丽的越30许的女干部快步走上前，利落地说道:“"陈部长好!赵书记好!我是郭塘镇副镇长兼党政办主任杜梅，郭塘镇的党员干部们，可算把赵书记给盼来了，感谢陈部长对郭塘镇工作的支持!”她一边说着客套话，可内心的惊异，简直是压不住了，好年轻的小赵书记!她也注意到，那个随同赵安民来郭塘镇任职的严天星，一看那架势就是警卫员的范儿，这个人会挂在她管理的党政办中，小赵书记不简单啊。
实际上何止是她，大部分的镇党委成员都开始觉得小赵书记恐怕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了。
杜梅逐一向赵安民介绍郭塘镇的主要领导:人大主席左元深，已经是60多岁的人，曾经担任过郭塘镇的镇长;党委副书记、纪检书记古华;其它3位副镇长范允、王光荣和姜浩，人武部长程超，宣传委员高爱军。
赵安民与负责民兵的人武部长程超握手的时候，加了一把劲，因为他知道,程超目前是郭塘镇唯一的感召同志，以后他当然也可以在这里发展感召同志，不过他现在可不敢大量地感召，名额终究是有限的，要用在刀刃上。
一番寒暄过后，大家步入了会场，赵安民新官到任，自然要有一场镇里党员和干部的大会，宣示就任嘛。
在陈伟梁代表县委县政府，宣布了对赵安民的任命之后，赵安民发表了他的“任职演说”。
.镇社干部是农村工作的最基层，因此直面着农村社会的矛盾，不能否认，在一些领域形成了紧张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因为不接触社会的底层，就不知道底层人民生活的艰难与不顺;接触了社会底层，可以发现，农民对于基层干部的态度，坏话多，好话少，这是因为无论是镇一级还是公社一级，都缺乏必要的财力，来向群众提供服务。
相反，要办很多事情，反而要向群众去收取费用，在本来就贫穷的群众看来，镇社干部要钱还要命，干群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好得起来呢?会场变得鸦雀无声，有的人惊讶得张大了嘴，本来他们以为会听到一些套话官话，新官上任表决心嘛。
结果这个小赵书记，开口就先谈镇社工作的困难，而且一点都不掩饰!..有人说，镇社干部是加重农民负担的主要因素，甚至认为镇社干部没有几个是好的，什么干部素质低，主张减少镇社以及相应干部的数量，来降低农民的负担。
我说这是胡说八道，没有镇社这一个层级的基层组织，我们党拿什么来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组织群众，推动共同奋斗和共同富裕?“毋庸讳言，镇社干部中，确有少数害群之马，但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兢兢业业、辛辛苦苦地战斗在基层的第一线，风里来雨里去，多少的苦头都只有自己咽下，还要承受被群众抱怨的委屈。
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注意一个历史现象，镇社干部是最基层的官，从封建王朝到现在，越是基层的官，越是面对群众与体制之间的矛盾，自然也就被抱怨得最多。
群众每天能看到的，不就是你们吗?他们想要看到县里的领导，可没有那么容易。
“实际上，镇社干部是宝贵的人才。
为什么?因为面临的问题都是实际的，每天硬着头皮也要想办法处理。
所以被锻炼出来的优秀镇社干部往往非常全面，能说、能写、能做事、能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能承受各种压力能临危不惧，是国家需要的万金油哪里都能顶上去!凭良心说，我们国家最优秀的干部队伍之一，就是镇社干部的队伍!我相信，如果我们国家面对危机的时候，能够组织人民、动员人民、与人民同生共死、与国家共存亡的绝大多数干部，一定是镇社干部。”
暴风雨一般的掌声响起，打断了赵安民的讲话，很多干部开始觉得心里热乎乎的，这个小赵书记，真的懂我们，真的不是普通人!赵安民笑了笑，双手示意，让大家平静下来，他继续说道:.....大家知道，我们镇已经是一个体制改善的试点镇，接下来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要解决问题，我们就要知道问题在哪里。
‘新中国建国的时候一穷二白，缺乏资本，所以财权一直是往上收，没办法，落后就要挨打，新中国必须先把工业发展起来，才能够不让帝国主义欺负和侵略我们。
过去在这样的背景下，镇社一组的财力是极其窘迫的，所以有农民火起来，说我们是收刮政府，只知道找群众收钱，这个骂，我们只能替国家担着，身为共产党员，为国家为社会主义受点委屈,也是正常的。
“过去除了西南特区外，各级政府间的财力分布，大致是中央财政收入占比49.5%，其余的一半由省、地市、县、镇社四级财政分享，具体份额为:省级财政为10.49%，地市级财政为19.73%，县级财政为11.45%，镇社级财政为8.81%。
“这就是真正核心的问题。
我国的人口，还是县级以下的农村最多，差不多占70%，但只有8.81%的财力，以如此微薄的财力负担70%人口的大多数社会责任，怎么可能不捉襟见肘，农村怎么可能发展得好?“所以在这几年国家经济逐步开始发展，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的情况下，就一直在酝酿彻底的改革，,我们要让农村有生机活力，首先就要有财力。
"怎么改?我这里可以提前透露一些信息。
一个是增加镇社级财政到10%，增加1.2个百分点，由地市级和县级各削减0.6%给镇社级。
“这个看起来不多吧?但关键是还有其它的配套措施。
在镇社级的财政开支中，教育事业费的比重，全国平均是45.97%，%在某些贫困地区这一比例高达60%~70%，有的地区甚至高达80%。
教育是国家百年大计，再苦不能苦孩子，我们想得通，但这确实不是长久之计。
所以中央决定进行改革，文件已经开始下发。
未来的教育事业费，将由中央、省、地市、县这4级分摊，而镇社级不再承担教育事业费，这意味着镇社级，相当于增加了4.3%的可用财力。
又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有的干部甚至站起来热烈地鼓掌，很多人兴奋得脸涨得通红，这是何等力度的改革?农村要变天"了!一块的负担。
好不容易又平静下来后，赵安民继续说道:"第一步是教育，未来随着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把卫生费也从镇社级财政中剥离，或者继续增加镇社级财政的比例，来减轻镇社在医疗卫生这“大家知道，过去镇社级的8.8%财政，去除镇社工作人员、老师、卫生院以及民政定补对象的开支，以及其它不可避免的各项公共开支，真正能够用来发展的资金，有个1.5%~1.8%已经是很不错了，但现在一下子增加了5.5%，包括1.2%的直接增加和4.3%的教育费转移，我们的财政收入比例，将是过去的4倍，这样还做不好工作的话，我们都该打屁股了。
会场传来大家的哈哈大笑，气氛非常热烈。
"大家要知道，我们获得的新增财政比例，就是从中央到县级损失的比例，尤其是地市级财政大幅下降了。
其中地市级财政19.73%的现行比例，会缩减3.5%，降低到16.23%。
为什么呢?因为中央发现，相对于高比例的财政分成，地市级政府的社会职能却很有限。
“我国地市级政府的管辖范围，既有城市地区，又有农村地区，但从实际情况看，其管辖的重心则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主要行使中心城市的政府功能，为城市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改建、住宅建设、生活用水等。
但对于农村地区来说，地市级政府的功能则相对较弱，基本上宏观管理，主要通过县、乡镇来实现对农村地区达到管辖权力。
“所以中央认为，总不能以后让城市因为有优越的财政能力，建设得花团锦簇，而农村却情况相反，仍然是破烂不堪。
新中国追求的是共同富裕，这一次的财政调整，就是一个明确的方向。”
赵安民内心叹息了一声，为了达到这一次调整，李慕青和其它财政口的同志，可是竭尽全力，如果没有主席的支持，这个大改革，根本办不下来，既得利益团体已经是很强大了。
“建国后我们建立起的体制，很重要的弊端之一，就是上级经济体对于下级经济体，不顾整体利益，只求个体利益的经济集权。
例如县级权力体的愿望，总是希望加强对镇社的经济控制力，确保镇社政府对县级负责而不是对人民负责。
倾向于权力上收，包袱下放;农民需要的服务部门不理不睬，向农民收钱的部门得到强化。
比如在农业上，种子等有利可图的生产经营，都倾向于实现县以上垄断。
这是完全错误的!会场的干部面面相觑，这个小赵书记，胆子好大，直接在批评全国的县级干部!看得到组织部长陈伟梁也在台上苦笑，他也在被赵安民讲话的大胆而震惊呢。
"按照中央新的政策，种植业、养殖业的种子、种苗生产经营的利润，都将留在镇社，而不再是被上级权力体垄断，这也是中央发现的弊端，如果镇社改而县不改，那改也白改。”
会场很多干部，都兴奋得要疯了，原来还有一块利益!这下子，真的是鸟枪换炮了!赵安民谈到的这些“改革"措施，其实多多少少这些年，已经在西南特区局部或者是全局推广，最近经过整理后，开始在全国试点，预计再有1年左右，就会全国普遍推广，一个中国的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时代要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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