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外汇收入来源有限，1963年为进口粮食，不得不抛售了372.2吨黄金，1965年再次抛售335.3吨黄金，购买粮食。
各位领导，我需要向大家报告的是:苏联抛售的700多吨黄金中，大约有430吨以上，其实都是与美共影响的粮食机构交易的，海外经情局也深度参与了与苏联的交易。
所以这几年美共支援我国的发展资金中，苏联的贡献其实不小。
这下子，除了主席之外的所有其它7名政治局常委，都是目瞪口呆!邓志辉首先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其余的领导也都不由得失笑，原来苏联兜兜转转，最后找上的“西方供应商"，其实是中国的同志呀，如果不是中苏交恶，中国就能帮助苏联在采购粮食上省去无数的麻烦，和节省大量成本。
这真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呀。
李慕青自己也笑了笑，她继续说道:“这个事情给我们的启示是:苏联的农业体制已经僵化，因为几年的时间，都无法改进使其粮食的生产增加，大旱结束了，情况也没有改善。
未来苏联很可能形成一种机制:出售石油换取的外汇，又用来在国际市场上进口粮食。
那么很显然，如果我们能出口苏联大量小麦和玉米:乃至猪肉鸡肉，因为我们无需西方货币，可以用来交换战略金属和合金产品。
那么苏联为了节省其宝贵的外汇，就逐步可能在粮食方面依赖我们，这就是未来中苏关系之锚了，让苏联不得不维持良好的中苏关系。
听到这里，总理和程风都不由得说了声好，他们是知道近几年中国粮食的生产情况的，这个战略显然很高明。
“预计到1970年，我国本士加海外4国，不包括南华在内，耕地总量可以达到24亿亩，其中70%~75%是用来生产主粮的，预计粮食总产量可以超过5.4亿吨，而1970年本土加海外的全部人口，大约是7.7亿人，人均粮食可以达到1400斤。
这个水平，显然除了口粮、畜牧业以外，仍然可以有较大剩余，本来是用来实现至少3年以上的储量水平的。
我们也可以调集一部分，用于对苏联的出口。
“海外经情局对苏联未来粮食需求的研判是:每年出现至少1000万吨，至多2500万吨，平均在1500~2000万吨的粮食缺口将是常态，而在肉食方面的缺口比例将更大，按照我刚才叙述的我国产量情况，显然我国具备充分的能力，向苏联提供足够的粮食和肉食。
这不仅可以建立与苏联利益上的战略关系，事实上也为我国农业产品开拓了苏联市场。
我们无需外汇的优势，可以在苏联市场上得到充分的发挥。
总理开始鼓掌，而主席也微笑着鼓掌，其余的常委们都热烈地鼓掌，显然，这是一个堂堂正正又极为高明的阳谋战略，让他们对“冲击之后”的中苏关系，最终能够恢复正常,开始充满了信心。
第159章 用粮食吊起了一只柯西金
总理是个细心的人，他在会后，找来农业部部长沙峰，对李慕青所说的各项数据核对了一遍，这才心里有底了，最关键的就是人均粮食可以在1970年达到1400斤这个水平，因为全球各国的历史表明，即使是发达国家，人均使用粮食，最多也不过是600公斤即1200斤的人均水平，所以如果中国发展到了1400斤/人的水平，就意味着至少富余200斤/人，总量上每年就要富余7500万吨以上。
事实上总理和沙峰磋商的估计，富余300斤/人都是可能的，中国一时还到不了人均消耗粮食1200斤的水平。
这样确实完全可以保障对苏联的粮食贸易——这意味着李慕青说的策略确实可行。
虽然这是对1970年粮食生产水平的预估，但农业部预计今年即可出现少量粮食的剩余，可以满足对苏联出口的需求。
这让总理也感到了兴奋，建国快20年了，至少在农业生产上的强弱，与苏联比较起来，地位已经颠倒了。
这些年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多数还是他在处理，碰到不顺利或者苏联人蛮横的情况多了去了，此时未免有些感觉痛快。
封总理亲自口授的电报，发给了驻苏大使潘志立，总理对当下的中苏关系还是担心得很，他想让潘大使首先联系苏联经济的负责人柯西金，他一贯以苏联高层的"现实派而著称，某种意义上，柯西金在苏联的地位，还是与总理比较相像的。
既然老勃现在气焰熏天，那就先找柯西金，不求马上改善中苏关系，但求让柯西金这样的现实派，认知到中国在经济上和粮食安全上对于苏联的重要作用，“加-根吊绳"，看看能不能阻止中苏关系的继续恶化。
柯西金满面笑容地送走了来拜访他的中国大使潘志立，他的秘书感到奇怪，因为在中国大使抵达时，柯西金可是满面的严肃，有点不耐烦的样子,对于这位潘大使，似乎没有什么好脸色。
柯西金的前倨后恭，自然是因为潘志立提出的“粮食换钢材"的“战略贸易建议”，他完全没有想到，中国居然有如此大的粮食出口能力，例如苏联主要需要的小麦和玉米这两种主粮，中国的小麦年产量产8000.6亿吨，苏联哪怕要进口2000万吨都可以满足。
潘大潘大使保证，上述的数字今年或许还有已经起了8000万吨，即使要每年进口口1000万吨，中国也可以腾挪得出来。
而中国的玉米年产量,更是高达1.6亿吨，苏联哪怕要进点困难，但到1969年，尤其是到1970年或以后，肯定可以满足苏联3000万吨的年需求量——苏联向外进口的粮食，最多也不过3000万吨吧?与中国达成这样的战略贸易，完全可以说解决了柯西金最大的一个心腹大患。
苏联进口小麦，是为了满足公民的实用需求，面包需要小麦嘛。
而苏联进口玉米，则是为了发展自身的畜牧业，苏联人需要更多的肉食。
本来苏联完全没有考虑过从中国进口粮食，苏联高层的概念，还停留在中国是一个吃不饱饭的国家，尤其是1959~1961年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很多苏联高层幸灾乐祸呢。
没想到，几年过去，中国已经完全解决了粮食问题，甚至有能力开始向外大规模出口粮食了。
按照潘大使的解释，中国在连续发现了大庆等油田之后，石油化工产业发展极快，而化肥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产业，在基本解决了化肥问题后，中国耕地的亩产，开始爆发式增长，当前中国设定的1970年粮食生产目标，如果把中国周边他们控制的4个社会主义小国一起考虑在内，已经是5.4亿吨——这妥妥地是全球第一粮食生产大国呀，产量完全超过了美国。
回到办公室的柯西金，不由得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苏联高层真的是灯下黑呀，由于传统对中国的蔑视，根本没有注意这个邻居在粮食生产上的突飞猛进，他们或许在整体科技和工业上，仍然是弱但在农业上，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农业大国了。
他不由得笑了-下，恐怕西方的领导人，也忽略了苏联可以拥有这样新的一张王牌吧?他们对于红色中国的情况，相比苏联，恐怕更加不了解。
钢铁和合金是苏联工业的强项，钢铁工业的规模已经接近美国了，即将突破1亿吨产量，所以每年用几百万吨钢铁去交换中国上千万吨的粮食，对于苏联而言，完全是可行的交易。
中国据说现在大修铁路和其它基础设施建设，对钢铁和其它-些合金产品的需求量很大，贸易上有多少钢铁，都可以吃得下。
关键是，这样的双边"以物易物”贸易，解决了双方的战略需求，还不需要美元和其它西方货币作为贸易中介，对双方都是一个解脱。
苏联出售石油获得的宝贵外汇，就可以用在更关键的领域，而不是大量地耗损在粮食进口上。
柯西金敏锐地注意到，中国中人找到了稳定中苏关系的一个锚点，让苏联不能忽视中国对于苏联经济和国内稳定的作用。
他决定，尽快向老勃建议，要停止那些恶化中苏关系的行动，中国人不想服从苏联没关系，只要他们对苏联有用就行了。
粮食问题解决了，苏联的农业就可以喘一口气，但想到此时的苏联工业，柯西金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实际上他正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他从1966年开始推行的“新经济改革'越来越难以为继了，这勃和其它高层对柯西金都有所不满。
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在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造成严重的经济混乱，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泛滥。
苏联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发展速度明显下降。
所以赫鲁晓夫下台后，柯西金主政苏联经济管理，就启动了他著名的"新经济改革"，来试图解决苏联工业效率下降的问题。
这个改革，主要的思路是以规定企业的产品销售量任务，代替原来的总产值指标。
扩大企业经营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完善经济核算，加强对生产的经济刺激。
简单粗暴地理解，新经济改革后的苏联企业，就是中国人熟悉的“承包制"，至少在大部分领域是类似的。
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就有奖金，重点针对企业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物质刺激。
应该说，在初期新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苏联已经僵化的干部体制，很快把新经济改革导向了莫名其妙的方向，例如都在1967年，来自利润提成的物质鼓励基金，管理入员、工程技术人员得总额的81.7%，工人得总额的18.1%。
你说工人还有积极性吗?工人没有积极性，而苏联中央规定，企业奖励基金的多少，是与当年的工资基金直接相连的。
工资基金多，奖励基金就多。
于是为了做大奖励基金的总盘，企业经理们都想尽办法提高工资基金，根本不考虑节约劳动力，尽量多招工人就是了。
所以最后，苏联中央提供的“货币和物质激励”，都落到了企业管理干部的口袋中，甚至普通的技术人员，最后也没有什么实惠了。
这项改革最终的结果是，养肥了一群干部中的蛀虫，而工人阶级其实没有什么收益。
说白了，此时苏联的“全民财产"，已经由各级官僚寡头们层层控制，从上到下，密如蛛网。
工作于苏联国企中的亿万工人，说是“企业主人”，其实不过是服役式劳动。
官僚与群众之间，已经有着几乎难以迈越的鸿沟，两个阶层的待遇天差地别。
而且苏联严密的官僚体制，也让企业难以作为，例如要修一栋员工宿舍，需要通过的建筑文件，没有一个两三年，可能都难以达成。
在这样的重重阻碍下，柯西金的新经济改革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到了今年即1968年，柯西金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市场调节不能越过国家计划，其实就是承认这两年的新经济改革过于“右倾”，而本来支持他改革的老勃，在大失所望之下，也就不再提改革了，近期老勃的讲话，大部分都是关于加强国家计划管理的。
想到这里，柯西金不由得深深地叹气，本来他的改革虽然不顺利，但还可以想办法继续调整，探索一套可行的途径。
但是今年8月的布拉格之春，让老勃对于改革的政治态度有了180度的大转弯。
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本身也是一场社会主义的改革，试图发展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期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市场社会主义。
结果呢?先发展起来的就是反苏民族情绪，直接冲击了华约和经互会能够继续的存在。
出兵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后，老勃和苏联其它高层都对改革变得极为警惕，他们一方面自矜于苏联军事力量的强大，另一方面又看到了东欧国家所谓的经济改革，几乎都是要与苏联体制进行切割，是破坏社会主文大家庭的行动动，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内部自己的新经济改革也就难以为继。
老勃他们并不在乎，觉得苏联的计划体制仍然自有伟力，虽有种种弊端，但无碍大局。
但对于搞了-辈子经济工作、苏联高层中最精通经济的柯西金来说，苏联前方的种种潜在困厄，让他感到不寒而栗，但他现在确实难以再继续推动改革了，他在政治权力上，不过是老勃的副手之一，继续在经济上”独走"，那无疑是政治上的自杀。
柯西金看得到，苏联这两年的经济状况确实还不错，但带动经济发展的，是相对高昂并继续走高的原油和天然气价格，到1968年甚至可以提供苏联接近百亿美元级别的外汇，这就构成了苏联经济的一个火车头，但问题是，这样的火车头只有一个，而且这是初级工业，对于其它领域的苏联工业，带动力是非常有限的。
甚至在初级工业上，苏联现在僵化的企业体制，也难以市场化地推进深入的产业。
苏联开采那么多石油，可是石化产业的发展就是有限的，除了化肥还不错，其它的石化产品，尤其是精细石化产品，哪里能有足够的市场呢?生产的效率和产品的质量,也都不行。
柯西金揉了揉自己的眼睛，感觉到一阵疲乏，他也已经64岁了，并不年轻。
想到自己重新塑造苏联经济体制的“总设计师"梦想，现在已经沦落为苏联陈旧经济体系的"裱糊匠”，他的情绪不由得有点低落，刚才中国人带来的好消息给他的兴奋感，似乎也消逝了。
如果是赵安民在他这里，或许会有一种新的观察:原时空中国的一些所谓“经济学家”或者“历史学者”，认为后来戈地图改革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好好地搞经济改革，而是先走政治改革之路，由于没有经济改革成功对民众的吸引力，结果就崩了。
其实从柯西金改革就知道，苏联如果不先搞政体体制改革;经济改革根本走不下去，所以这些专家”的所谓论点，根本是隔靴挠痒，狗屁不通。
当然，戈地图的所谓政治改革，改的乱七八糟，完全向西方投降的天真愚蠢，那就是另一个层面的故事了。
但他先政体后经济的做法，从苏联的国情出发，并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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