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主席，形势很快就要不一样了，我们已经不是一个绝对贫困的国家了，我们正在走向小康水平。
主席有点激动，他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踱步，深沉地说道:“不知不觉，轻舟已过万重山啊。
赵安民笑着说道:“超英赶美，追赶美国的路还很很远，但要超过英国，至少在经济总量上，七十年代初期，大概就可以达成了。
“我们如果在最近两年，可以实现中美关系突破，打开世界市场的话，七十年代必然是我们高速增长的十年。
为什么呢?以为我们到1970年，整个工业体系将全面完成奠基,41个大项，207个中项，666个小项，整个工业体系，除了极少数领域外，基本上通过1560和专项建设两大工程，都有了底子。
完备的工业体系，当然能够带动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所以到1980年，追上美国gDp的一半，接近苏联的经济总量，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目标，而是有一定可能性的。
所以我们将逐步具备支持县镇社三级底层人民的物质基础。
“原时空中国有14亿人口的时候，地级市及以上，吸纳了5.7亿人左右，其余的9.3亿人，仍然是生活在县域或以下的，这是我们人民的基本盘。
保护了这些人民，才算是保护了人民的中国。
从现在开始，在分配体系上，一定程度地向县镇社倾斜，才是共同富裕共同发展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
“没有财力，无论我们如何地改革基层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也是无米之炊。
原时空的县域经济、镇域经济，到后来也算是重视了，但除了少量的县镇外，大多数都发展不起来，为什么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当然，原时空的房地产下县镇，更是一场金融浩劫，把县镇人民的消费力彻底摧毁了。
加重了情况的严重程度，那是另一个恶果。
“我们如何发展县镇社?因为体量太大，所以工业和商贸城市可以通过工业和服务业带动的，注定只是城市附近少数的县域。
多数的县域，还是必须立足于农业和资源加工业，立足于非工业的特色产业。
追求的是稳定而不是狂飙猛进，因为猛进的结果，必然是一地鸡毛。
“在稳定的基础上，年复一年地实现人口从农村转移城市，按照24亿亩耕地的规模，4亩一口人，县城以下的农村，最终保持6亿人口，大约才有实现岁月静好的物质基础。
从特区发展开始，我们就主张农村城市人口比例，先达到6:4，而等到最后，可能是一个倒过来的比例，即4:6，让6成的人口进入城市和县城。
“这样的人口比例，对于城市的压力当然是很大的，但唯有城市，才能在人口比例上，创造出远超过农村的就业机会，这是经济规律，尤其是城市经济中吸纳人口最多的服务业，不依靠城市,根本发展不起来。
就连在县城，可以发展的服务业，也是很有限的。
主席点点头，说道:“过了一山，还有一山，一山更比一山高。
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没有平坦的大道，只能是不断地爬山，但是，只要知道前方有路，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革命者的使命，不就是克服这些困难开道前进吗?“开席哕!"李慕青用四川话，清脆地喊他们入席，三人相视一笑，走进了主席居所的"宴会厅”，其实就是安放了一张大圆桌的饭厅，主席一家五人，加上赵安民一家三口，8人围着圆桌坐下。
赵安民一眼望去，有十多个菜，几乎都是"硬菜”，他微微笑。
国家经济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终于也反应到了主席家的饭桌上。
要让主席同意今天这样的宴席，如果是以前，他肯定不同意。
赵安民在主席家蹭饭，已经很多次了，但如此丰盛的家宴，也才是第一次。
大家举杯欢庆春节，祝愿新中国，在未来变得越来越好!
第163章 小赵县长撞上官僚"铁壁”
1969年5月，湖南省湘覃市湘襄县。
5月早晨的天，阳光洒满了江畔，空气非常清新，江畔有着不少鸟儿，清脆的鸣叫声，打破了清晨的寂静。
“乍从南岳下，到此有馀情。
百里枫林晚，一江涟水清。
山低峰转秀，魄显月微明。
客路弹棋局，心中尚不平。
从南岳衡山到湘襄，一路美景无限，中南膏腴之地嘛。
陪同赵安民参观的湘襄文化局长岳衡年过五十，头发已经半秃了，额头光亮，摇头晃脑地诵诗，很有点老夫子的气息，显然与本地有关的诗词歌赋，尽在胸中，单以古文化的水平而论，担任这个文化局长确实是胜任的，但是要打造一张湘襄县的文化名片，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能力，赵安民的思绪有些散漫。
不过这也不是一个主线，重点还是县域的体制和经济，但湘襄这里，历史文化的积淀算是丰厚的，尤其有曾国藩和左宗棠当年的湘军，在晚清的历史上，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
春节过后，他被任命为湖南省湘覃市湘襄县的县长，从河南调到了湖南任职。
赵安民对随行的岳衡等人说道:“相比美景，湘襄的历史文化，更吸引我。
湘襄属于湘覃，当初曾国藩与左宗棠，以此为湘军和楚军之基，带出了一大帮清末的名将，旧文人有句夸奖的话说是:惟楚有材，并曾湘乡再造玄黄，大名千古两侯相。
虽然这个牛皮吹得太大，曾左两人，也只是清朝末年的两个裱糊匠嘛。
不过这段历史，对于塑造湘乡县城的文化产业，是很有用的。
“更大的一个文化财富，则是韶山，主席的故乡故居嘛，说到红色文化，在中国没有比韶山更正宗的了，我们湘襄就在韶山之侧，借势还是可以的。”
岳衡心头已经有点发憷了，这个年代还没有什么人谈“文化产业”，所以他很奇怪，文化也能变成产业?其他的人也是有些不解。
赵安民解释说:“文化产业之前，是文化特色。
不用想得太玄乎，从老百姓的角度看，文化特色就是本地区别与外地，又有历史传承的文化，可以是特殊的民俗，例如广东潮汕的英歌舞;也可以是一段全国著名的历史留下的痕迹和风俗，例如我们湘襄的红色文化和晚清湘军楚军文化;还可以是特殊的建筑，例如安徽歙县黄山的徽派建筑，四川的川西建筑，广东的岭南建筑;还可以是某种特殊的文化形式，例如越剧、京剧、黄梅戏。
“本地的文化部门要做的，就是把这种本地区别与其它地域的文化特色提炼出来，最好是变成文化的特殊符号体系，一方面在本地传承发展，让这种特殊文化变成本地不可分割的特色;另一方面，则是将文化符号体系，应用在本地的建筑、生活、艺术、饮食、旅游以及其它文化体系。
让全国各地的人经过来过路过本地的时候，一下子就可以得到一个鲜明的印象——这就是湘襄，或者这就是韶山。
“文化特色提炼出来，是本地思想政治教育和民众生活安详稳定的重要“助手”，路过一个县或者一个城市，毫无任何文化特色，居住在这里那除了生存以外，还有什么其它的吸引力吗?文化特色，就是让人眷恋家乡，或者吸引外地消费者来此居住的软件条件。
“在文化特色之上，才可能在未来发展文化产业，例如外地消费者来到我们这里的文化旅游、文化度假，配套文旅发展起来的民宿、餐饮产业，或者是某种文化创作产品，例如手工艺品和艺术品，还可以是其它一些特殊的形式，例如影视后勤基地等等。
"发展文化产业目前还为时过早，全国的经济水平还差了一口气，但再有四五年，恐怕就会在全国兴起，老百姓经济宽松了，自然就会想到外出走一走，看看中国的大好河山。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奠基，第一步把湘襄的文化特色挖掘出来，建立起普及县镇社三级的应用体系。
“所以岳局长，你们的文化局，可不是一个闲散的部门，要行动起来，工作是非常多的。
文化局可不是为了-些名胜古迹或者服务媒体的清闲部门，而同样是一个产业部门，过去呀，文人的气息过强，商业的气息过弱，这是需要调整的。
岳衡的脑门上，汗珠不由得沁了出来，他听得有点傻，原来文化局要做这些工作呀?以前想都没想到过，他内心开始叫苦，心想这个新来的小赵县长，不会在异想天开吧?说来也奇怪，作为县政府的一把手，小赵县长的新官三把火，为什么会有一把烧到了文化局呢?这可太倒霉了。
岳衡是有点"狡猾”的那种"文人”，从来不会直接顶撞领导的。
他赶忙表示，文化系统会尽快消化县长的指导意见，拿出行动方案，尝试着进行湘襄文化特色以及文化符号体系的构建。
赵安民淡淡地听着，心想在自己权威未彰之前，这个岳局长恐怕还是以敷衍为主，他对于工作的重要性，并没有真正认知。
结束视察，回到了县长办公室，他思考着接下里的破局步骤——他在履新湘襄县长之后，很快发现此前自己低估了本地的官僚体系。
县委书记车维岩，是个抗战时入伍的老兵、退伍军人，在解放后1955年即任职湘襄县长、县委书记，在本地已经13年了，时光的魔力，已经磨去了此人当年作为革命者的热血，倒是对把控湘襄县的权力非常热衷，由于长期任职，本县的重要干部，很多都是出于他的“门下”，所以他的影响力很大，就连几个县常委，基本上也是唯其命是从。
这样的历史背景，使得此人在工作上强势而霸道。
赵安民知道，自己来任职前，车维岩的上级，肯定对他交待过，自己”很有背景”，要全力配合自己的试点工作，而不是试图压倒性地领导自已。
不过，显然此人没有听进去多少，不肯放权。
赵安民开头的时候，是打算如同在过去郭塘镇任职的时候一样，先调整政体结构，例如对民兵组织和经济管理体系的结构，没想到此人利用其它常委，避重就轻，实质上将自己架空。
说白了，既然你有来头:那我就不硬顶你、批驳你;而是利用基它常委牵制你，对你的方案和计划拖沓，甚至篡改，让你陷入泥潭之中，虽有壮志而不得伸。
年轻的赵安民，当然不被这个老官僚放在眼里，车维岩以为老练的自己，可以把这个小县长，玩弄于掌中呢。
赵安民在本地不是没有可用的人，几名感召同志，早已在去年就调到了此地，例如负责民兵组织的县人武部长唐德清。
在开头就受挫后，他迅速发动同志们进行了调查，对这位车书记及其它常委有了了解，也对这个湘覃县所谓的“官场”有了了解。
他敏感地发现，1966年小文革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效果比较大的，是在地级市以上的层级，而在县域或更低的层级，收效不是很大——这些地方，群众的文化层次很低，信息来源又很单一，县里找两个典型，就很容易把运动糊弄过去。
这个车书记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他自己以及他亲信的人员，并没有受到运动冲击，相反，有当时与他比较对立的常委，被他抓到了小辫子，反而因此而去职，结果却是加强了车维岩的一言堂权威。
这就是运动的代价——如果没有普遍觉悟的人民群众，运动就基本上是无效的，甚至是负面的。
原时空文革中的造反派“头头”，多的是流氓无产阶级，而不是真正觉悟的人民群众，就是这种情况——运动的成果，被有心的投机者所篡夺。
主席正是从原时空的“历史”中，吸取了这样的教训——如果没有足够的有能力替代官僚阶级的人员，那么运动的结果，在多数情况下会走向走期望的反面。
反官僚主义要真的可行，必然是有足够的有能力接替官僚职责的“觉悟者和信仰者”，或许做不到觉悟和信仰，但至少也必须是“有操守、有能力”，是良币替代劣币。
所以现时空的1966年，才是"小文革”，用已经成型的“良币”，去替代掉一部分的劣币，同时压制官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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