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由于当时”良币”的有限性，1966年小文革的成效，主要集中在了城市，而非县域。
但随着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破基层(县域)官僚体系的必要性，开始变得紧迫起来。
在赵安民理清了思绪后，最近的两个多月，他并没有急于掌控权力，表面上显露出的，就是对一些“次级工作和产业”的兴趣，例如今天与县文化局沟通的文化产业,没有继续去干涉湘襄县已经成型的官僚体制运转。
但在车维岩他们难以关注到的背后，一些经调局人员开始行动，而他们得到了事先已经布局的民兵组织中部分人员的配合。
经过这样彻底的2个月调研，赵安民在近期才开始行动。
一方面，他开始推动新国策的成型——“湖南湘襄县社会调查及建议报告”，被递送给了主席，实际上政治局和中央委员都会读到这份报告，报告以湘襄县作为一个样本典范，全面解析了县域及以下的党和政府组织，在缺乏有效体制的前提下，是如何走向官僚寡头体系的，用警示性的语言来说，那就是“红色江山是如何变色的”。
报告以大量的事例，说了这种官僚体制演变的过程:县委书记车维岩的家族并不大，但现在就有十多人在体制内，担任科级干部以的就有五人，这些人得到职位的过程，绝大多数当然不是符合党的纪律规则的;湘襄县科级干部的人脉关系图，揭示出已经成型的县城20多个家族，他们通过相互的“支持”，逐渐控制县城关键党政职位的过程;在允许私有经济发展的国策中，这些家族是如何配合钻空子，以至于湘襄县城较大点的私企，都是这20多个家族的附庸，由其亲戚族人控制;还有"初级贪腐"开始发展，湘襄的“送礼文化”已经很严重，在县城干部被提拔之类的“喜事”，向上级送礼几乎成为风俗，而车维岩过去几年接收的礼品价值，金额肯定不是一个小数字。
类似县城这样的格局，同时也在镇域，甚至是公社复制，家族和亲戚以及”朋友"互相提携，已经开始在基层生长了人民群众身上的“癌细胞”，一个新的相对隐蔽的剥削食利阶层，正在形成。
本质上，其实与封建时代无异——无非是一些不同时代的"土豪劣绅”，以家族结盟和联姻等形式，试图钻入和试图控制地方的权力，而权力就会变现为利益。
总之，赵安民的报告，向中央揭示了县域及县域以下的新中国基层，正在发生和演变的不利趋势——以官僚主义为代表的新剥削阶级，正在隐秘地产生，甚至已经发展到了影响地方基层全局的地步。
另一方面，赵安民开始组织替代性的团队一请求中央调动“五七干部培养工程"的优秀干部，他准备用200多人的新干部入职湘襄,替代掉过去担任湘襄要职的“官僚关系网人员”，来彻底击碎湘襄已经成型的官僚体系。
他的时间有限，不可能与车维岩等人，玩什么官场斗争的游戏，当然是用巨锤把这个"小天地”击碎，重组乾坤。
明明背后有挂，非要自缚双手与人争斗的话，那不是傻逼吗?所谓的“五七干部培养工程”，是民本派在1964年开始，在主席支持，并得到中央组织部支持下，展开的一项庞大的新干部培养工程。
1964到1966年这3年，在"美共资金"的支持下，从全国选择了上百万的优秀干部，又加上这些年毕业中选择的一些大学毕业生、大专毕业生、中专毕业生几十万人，还有就是从各地民兵组织中选拔的优秀人员上百万，总共近300万人，进行了脱产干部的培养计划。
实际上，在1966年就按照3:1左右的比例，300万人，已经淘汰了大部分，剩下110万人左右。
培养的模式，其实来自遵义特区党校和干部学校最初的实践，以设立各地“五七干部培训学校”的方式，进行脱产和集中的培养。
现时空的“五七干校”，仍然是依据主席在1966年5月7日的“五七指示”而得名，但内容实质，自然与原时空有着巨大的区别，原时空主席是想搞“大学校”，让各行各业都要办。
在"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
这个体系其实是与他办人民公社的初期思路相合的。
在现时空，内容的实质就完全变化了，新的五七干校，目的是为了培养基于民本社会主义信仰和理论规则的新干部群体。
所以全盛时期大约500多所的“五七干部学校”(淘汰部分人以后，缩减到约200所的固定规模)，全部由感召同志掌控，现在每个学校，都配有十几人的感召同志担任教学的主力——没办法，干部其实是最关键的，如此”浪费’感召名额，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几年下来，这个体系已经累积了大量的民本派青年干部，有几十万人已经走上了各级岗位，尤其是在1966年反官僚小文革运动后，这两三年，大量的五七干部，被任命到各个城市，也有一些县域，不过在县域基层，过去派遣的人员并不算多。
说白了，这是用年轻化的干部替代现在被称为‘建国干部”的老干部群体，阻力自然很大，在中央阶层也有很多不满意这个计划实施的，有意无意的，总是有很多借口，拖延着整个计划的进度。
对赵安民来说，当这份报告成型，所谓的车维岩湘襄官僚体系，在他眼里就已经是死人了。
他更关心的，就是因此而推动两件涉及县域基层的重大国策:第一是基层干部新的管理体系;第二就是以五七青年干部为主体的“基层干部年轻化"工程。
所以，他在湘襄初期工作的“挫折”，在他看来根本不是一件坏事，相反，是一次中央破局的大契机。
这个时候在湖南，不要说湘襄，这个县上级的湘覃市委市政府，湖南省委省政府，都不知道，九天雷霆正在酝酿着，已经开始发动了。
第164章 风暴眼里的中央领导们
“啪”的一声，书桌上的笔筒掉到了地上，但总理完全没有理会，甚至没有注意到。
他的精神，已经全部投入到这份报告中——来自赵安民的“湖南湘襄县社会调查及建议报告”，看到后面，他的手有点颤抖。
良久，他才放下报告，陷入了沉思——这哪里只是一份文件报告，这是新的一场大运动的导火索吧?总理似乎已经嗅到了接下来的“血腥味"”。
赵安民在文件中报告的，以湘襄为例的地方基层发现的各种问题，总理其实并不陌生，但这份文件特殊的是，它把一切的“负面效果”，都倒推出因果，把一个县的“官场”，都用一种近年来流行的“思维导图”，给具象地画了出来，从而把一个县的领导群体，“变质堕落”的因果和现状，表现得淋漓尽致，让反对者根本无从辩驳——缺乏制约的基层官僚主义发展，带来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回笼”，再清楚不过了。
总理叹息一声，把这份报告，丢给党内近期相对"右倾"的干部群体，恐怕也是无可驳辩，立即把他们近年来提出的一些“新想法”，怼到变成了垃圾。
果然还是主席说得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赵安民这个年轻人的这一手，肯定将改变全局——例如以五七干部为核心的基层干部年轻化工程，在中央内部，不可能有人会阻挡了，阻挡就必然变成极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人会公开地这样做总理迅速地思考着接下来自己的立场，总体上，他肯定还是要支持民本派的这-次"进攻”的——随着赵安民报告的抛出，他们拥有着不可辩驳的“大义名分”，必须改善基层的干部素质和治理体系，避免官僚阶层在基层的固化嘛。
在这个方面，自己当然会坚决支持——追求基层的“良政”，反对官僚主义破坏对地方的治理，本身也是总理自身的信念。
但是要避免对”建国干部”的打击扩大化，过去我们“肃反”的教训够多的了，“建国干部”们都经过长期艰苦的磨砺，是党多年辛苦培养出来的党内精华，不能单单因为“年轻化知识化”的需求，就逼退这些午部，让他们退出党政管理。
需要明确的，就是以"操守“定去留，明确违法乱纪的，例如贪腐和堕落，自然应该被打击和去职;懈怠无作为的，就很难量化标准，只能是去职一部分，以此警示其它干部。
至于操守上和能力上没有问题的，党组织还应该进一步的提拔重用。
党内不可能单用民本派，永远需要一定的制衡。
不过对于"五七干部”的大量提拔使用，恐怕已成定局一本来就很难阻碍，这是中央组织部全面参与，甚至主持的嘛，提拔的，也是全国的优秀青年干部。
至于他们在过程中，思想上倾向于民本社会主义，随着民本派在经济管理.上的成功，完全可以理解，这种趋势也难以改变。
总理定下来自身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后，并没有感到轻松，主席是什么态度?韶其同志又是什么态度?他并没有把握，自己划出的“边界”，-定能得到他们的同意。
已经接近傍晚了，书记处总书记希圣的办公室里，并没有开灯，房间有点暗，希圣抽烟思考着，他并不想开灯，对于赵安民的报告，他已经烂熟于胸，并不需要更多的阅读。
对于这份报告，他始而愤怒，但现在已经完全平静了，甚至得到了很多启示，对于未来的方向，他觉得自己已经可以“定下来了”。
初始的愤怒，是因为他觉得民本派在县域的大动作，实在有“逼宫”之嫌，这是在要求中央，尽快清退一些“建国干部群体”，为民本派的青年干部腾出位置。
基于这种认知，自然让他感觉不舒服，甚至是愤怒——正如总理看出来的，他也看出来了，针对建国干部群体的一场新运动，恐怕不可避免。
在让他觉得，这帮小家伙们，太放肆了。
但深思之后，他的心态平静了下来，民本派是党内青年干部主流，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青年干部们的年龄优势，最近几年已经大为加强。
建国已经20年了，当初的建国干部们，绝大多数都已经老去，多数都五六十岁了，干部年轻化，本身就不可避免。
赵安民报告中阐述的那些地方基层积累的问题，他也不是不知道，只不过原来确实也没有想到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而已。
什么人?更关键的，是他想到了自己必须接受的未来现实，如果中央还是让他在1971年接替韶其主席之后，担任国家主要的领导人，那么他就必须面临和回答一个问题——自身倚重的干部群体，是一帮如果是过去，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自身依靠的，当然是建国干部群体，自身在中央多年的工作，依靠的不也是这个群体吗?但现在他不能欺骗自己，1970年之后，这个群体已经老去，而这个群体之中的很多人，现在就已经缺乏继续奋斗的动力和干劲了，民本派对这个群体中一些人的不满，与这种情况相关，在他们看来，有些老干部，确实是“站着茅坑不拉屎”。
要是没有替代性的选择，即使建国干部的群体老去，他也必须依靠这个群体，因为各级的权力分布，都在这个群体手上嘛，自己的工作要得到他们的支持，才能干好。
但是他知道，主席对这种官僚化的体制继续发展很不满，1966年小文革运动，已经表明了主席的态度，而这些年民本派的飞速发展，也彻底改变了建国干部群体独大”的情况——建国干部们有建国的战功，但民本派的青年干部们，则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上的成果，两者就短期形成了一种平衡。
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本派这里的力量必将越来越大，一方面是他们的年轻，自然替代老年人;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而由于知识水平的落差,建国干部们根本没办法，在经济建设领域与青年干部们相提并论，工业化带来了专业化，专业化则使得行政管理也开始变得有不小的台阶了。
希圣最新的认知就是:既然这种趋势无可避免，那么自己原来惯性地依靠建国干部群体的战略就必须调整。
过去自己没有想通的是，其实民本派也是个大筐，全国现在那么多青年干部，不过是思想_上接受和信仰了民本社会主义，不代表他们在人事上，就变成一个“党内之党”，具备了排他性。
这种普适性还远远超过了原来的军队体系，希圣原来是二野的政委，但所有二野的干部，都能够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指挥吗?当然想都不要想!民本派就更是如此了。
所以，为什么不能把未来自己的主政十年的根基，从完全的建国干部群体，转向“部分的建国干部+部分的民本派青年干部”呢?赵伯陵确实是民本派的旗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代表了所有青年干部的不可替代的领袖。
希圣感叹自己过去，在干部问题上过于狭隘了，优秀的干部，当然要来自五湖四海嘛，在年龄上，也是老中青搭配，才是最好的结构。
希圣掐灭了香烟，他走出办公室下班，脸上已经洋溢着微笑，谁都不知道他在几个小时前，还压抑着自己的愤怒。
这一天，韶其也在阅读着赵安民的调研报告，与其它人不同，他并没有太关注具体的内容，而是奇怪地联想到了主席在1927年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42年前主席调查湖南农民，写出的调查报告永垂青史。
42年后，这个主席看重的小子赵安民，同样在湖南搞了个调查报告，看起来至少会震动中央了，真的有点巧合呀。
韶其知道，由于自己多年主管中央政府，被很多人看成是“建国干部”的总后台，在过去他或许会因此而对这份报告顾虑重重，但现在他已经完全没有了这样的顾虑。
组织工作他早已经交出去了，这是党内必要的平衡。
而他自己还有1年多就要彻底退休了，他只比主席小5岁，但今年也已经71了，所以心境开始趋于淡泊，看问题也变得相对客观一些。
在他看来，虽然主席与他这样的，在建国干部中属于“老人”，年龄除了极少数人，基本上算是最大的，无论如何都要退休了，干不动了嘛。
但即使是其它的建国干部，现在也是大批地年纪都到了五六十岁，其中应该退休的，当然不在少数。
干部有工作热情，愿意多干几年，从他的角度看，也不是不可以，虽然有过于贪权之嫌，但熟悉工作也是有优势的。
但不可否认，还是有一些人已经在长期稳定的权力结构中，变得腐败和变质了，就像是赵安民报告中揭示的，那个县委的车书记，不就在当地搞了个”小王朝”吗?所以一定的清洗，本来就是必要的。
清廉本身就是共产党员必须要有的修养，突破操守底线的干部，必须下台，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民本派利用这一次的机会，加速干部年轻化的速度，推动权力的转移，这也是自然的，难道指望年轻干部们，只有“温良恭谨让"吗?肯定不现实嘛，他们当然也有自己对权力的追求。
尤其在干部需要的知识和专业水准，随着经济发展而不算需要提高的前提下，干部年轻化，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上的更替需求，更可以说是国家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必须。
清洗掉腐败变质的建国干部，其余的干部随着干部年轻化的逐步推行，到点退休，本来就应该是国家正常的体制。
要形成这样的体制，如果必须有一场预备式的运动，那他也会支持的。
韶其看着报告的眼神里，有着一些漠然。
陶筑夜不能寐，作为湖南人，赵安民对湖南湘襄的调查报告，对他的心理震动很大。
他在广东主政时，也算是注重调查研究的一他每年都要抽出三、四个月以至更多的时间，深入工厂、农村调查。
但现在看到赵安民的调查报告，他一方面认知到过去自身的调研还缺乏深度，看得不够透彻和全面，要学习这一次赵安民的调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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