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说的时候，席中迅是洗耳恭听，不做反驳。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席中迅确实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应该就事论事，以对革命事业总体的收益来判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实有延续和发扬光大的必要，但适当的远交近攻，也不是不可以。
不进攻，中国就是孤立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周边只有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真的能与东南亚和其它国家达到很好的国家关系吗?席中迅内心是有怀疑的。
至少总理认为危险的民本派战略，到目前为止，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安全处境，而且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储备了更大的空间。
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实原来的实际控制面积仅有大约947万平方公里，印度占据了9万多平方公里，还有台湾3.6万平方公里没有收回。
现在将锡金和不丹纳入国土后，全部本土面积达到了965万平方公里，实控面积则超过了951万多平方公里。
更不要说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议，大大拓宽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市场空间。
还没有最终成型的南华，有75万平方公里，山南、西华、柬埔寨和老挝4国，有大约112万平方公里，合计就是180万平方公里。
中国本士适合居住的地域，按照胡焕庸线以东，是420万平方公里，当然胡焕庸线以西，也有少数地域适合居住，总量可以估计到450万平方公里，而这些社会主文小国的地域中，适合居住的，恐怕会有150万平方公里左右，这样的话，相当于将中国为主的华盟社会主义生活可居住地域，从450万增加到了600万平方公里，增加了1/4,这是何等的战略空间?达到了这样的目的，当然要付出一些代价，总理顾忌的国际声誉，应该就是其中之一，但整体上，这是”"实盈虚亏”，盈在实处，亏在虚处，这样的交换，应该是合算的，当然符合中国长远的发展需求。
席中迅认为，总理的顾忌确实需要重视，当务之急，是消化好这些地域，几年中连续5个社会主义国家成型。
(包括南华在内)
!国已经取得了类似苏联的成功格局——苏联影响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主要的也不过是6个，即东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波兰。
其它的2个，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苏联也影响不了他们。
所以发展到这一步，中国的“社会主义羽翼”，相比苏联也差不了多少了。
而且由于每一个国家都大移民，中国对于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远非苏联可以相提并论。
当然，席中迅已经知道，总参判断在最近的两三年，印度很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试图分割巴基斯坦，让东巴独立，中国也必须有对应的军事行动——即使东巴要独立，也不能让东巴，变成印度的附庸国。
这样的军事行动，关系中国藏南专区、山南和西华两国的国家安全，肯定是必要的。
希望打完这一仗以后，中国能迎来较长期的和平年代，席中迅叹息了一声，这几年的军事行动，耗费的国力也不少。
虽然是值得的，但仍然应该谨慎，中国还没有强大和富裕到，军事行动无需顾忌财政的程度。
席中迅的思维，又转到了赵伯陵和李慕青代表的民本派推行的国策上，他对此的反应也是复杂的，总理谆谆教导，民本派是国家的未来，但老一辈的革命家们，要引导他们，不能让他们一些过于急躁和激进的政策，影响了国家的大局。
总理尤其担心”“文化运动”的问题，主席已经数次表示了对当前文化教育领域的不满，而李慕青即将出任主管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国务委员，总理认为这是主席明显的布局，按照此前主席习惯的模式，很可能有一次类似“反官僚运动”的“文化运动”等在前面，用来清理文化界和教育界，强化我党在文史哲领域的观点、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观念。
所以运动本身没有什么错，但总理担心的就是扩大化，他认为我党过去统-战线的成功，与密集在文史哲领域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高度相关，为了获得这些人士的支持，在解放前甚至有过“三三制政府”，共产党人只占政府的1/3人员，而2/3的政府官员，都授予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毕竟他们曾是旧中国掌握知识的少数人员，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准太低嘛。
建国超过20年了，情况当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赵伯陵、李慕青这样民本派杰出干部的出现，本身就是我党培养”人民知识分子”的成果。
但总理发现一个潜在的危机:赵伯陵、李慕青这样的新生代”人民知识分子”，对于过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充满蔑视，因为他们认为那些“老朽及其传人”已经变成了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道路上的阻碍，他们在思想上彼此格格不入。
总理感叹，他自己与赵伯陵和李慕青几次探讨过继续统-战线的问题，他们几乎都是不假思索地反对一他们认为建国时，是不得已，而在大学、其它教育机构、文史哲领域，继续以这些充满封建思想，或者西方洋奴思想的旧人士为主，缺乏可靠的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嘛。
其实已经造成了不小的危害，不能继续下去了。
新时代必须以新知识分子，重塑这些领域，不能让原来藏污纳垢的现实，持续下去了。
所以总理拜托席中迅，如果有那么一场运动，应该努力保护一些人。
毕竟他们过去对新中国做出过贡献，我们不能过河拆桥嘛。
而且知识分子，总是国家宝贵的资源，最好不要一棒子打死。
信仰共产主义，本身就是少数信仰者的事情，有些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甚至体制内的干部，有一些不同意见、说了一些过火的观点，也是正常的，不能搞成了一言堂。
1957年反右运动的结果，就是运动迅速地扩大化了，最终的影响就很不好。
不到。
想到总理这些说法，席中迅的眼神有些飘忽，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难办的，保护少数几个人，确实不困难，但要他负起保护”民主人士”和“老知识分子”的责任，第一他本人就不愿意，第二他也做民本派对于国家文化和教育战线担忧和建议的文章，这些年他也读到了不少，因此内心知道民本派的一些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
他也接受了民本派很多民本社会主义的理论，了解民本派在教育和文化战线上的核心观点——必须以人民的知识分子来教育人民的子弟，从中选拔出一代代人民的精英，来担任人民的干部。
按照这样的理论，那些来自旧时代，或者学术和意识形态思想来自西方的旧知识分子，怎么可能让民本派满意呢?更不可能让主席满意。
重新定义文化和教育领域，重塑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家文化教育体系，从来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主席和民本派的很多干部，共同筹谋已久的大计划。
以前没有发动的原因，总理指出的是对的，当时的民本派，认为还缺乏足够的“新知识分子”，来实现知识教育和文化传播上的替代性。
但年复一年，这样的顾忌就越来越少，都已经到了一年要培养上百万大学生的时代了，哪里还缺知识分子?恐怕现在主席和李慕青他们，只是在等待合适的发动运动的契机罢了，毕竟要尽量避免影响社会的稳定。
前几天，刚出任国务委员的李慕青，就提请新设立”国家文化管理委员会”，提案中建议的内容，席中迅很容易就看得出，这已经是“杀机腾腾”了,其它的政治局常委也应该看得出来，这是战斗前开始的"磨刀”，包括希圣同志在内，没有人反对提案，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对常委们第一次的政治考验——立场上必须站对。
像是林飚就当场表示，如果新的文管委有需求，军纪委和军队的其它部门，应该全力支持。
李慕青的提案，涵盖的范围，远超过了普通人对于“文化教育事业”的想象。
例如其中有几项规定:文管委下，设立"文教舆论调查局”，培养培训批量的调查员，授权对大学、学术机构、媒体刊物，或者个人，可以进行深入调查，确定其公开教学或公开发表的言论、文章、书籍，是否违反"负面清单”，违反者进行分级处理。
而且有一个小组，已经在用大型计算机数据库科技，试图搭建第一代的信息分析数据平台，作为工作的辅助工具。
二、设立逐步增加项目的“负面清单”，这是要做到公开透明，惩罚必须要依据，依据就是负面清单，要不然像是过去的运动，“深挖罪行"其实没有言论，普遍地打上“反对毛主席”、或者”他就是反革命"这样的做法，当然不妥当，所以必须先把标准列出来例如汉奸言论，例如鼓吹资本主义宪政的言论，例如鼓吹血统论的言论，例如用谣言吹捧西方或者贬损国家等等方面的言论文章，都是第一批列入负面清单的。
有了负面清单，处理文人就有了依据:清单清就在那里，你的什么言论、什么行为、什么文章，触犯了哪条，就清清楚楚，逃不过的。
至于找到负面清单之外的攻击角度，也不要紧，这-次算你幸运，接下来负面清单就会增加项目，下一次就逃不过了。
当然，对于负面清单中那一条觉得不妥，可以公开建议修改，会对专业和公众两个领域进行调查后决定。
三、厉害的是处理方法，席中迅也感到心惊，民本派们，狠起来的时候，一点都不在乎文人的舆论呀。
按照提案，处理分为3档，最低的一档是警告，但警告处分，也会导致一年之内“文化禁入”，即不得在一年之内在任何公众媒体发表文章言论。
中间的一档就是“终生文化禁入”，一辈子不能干与文字和言论有关的工作了，因为所有的媒体和机构都不得采用、不得发表，违反了要严厉处理的。
而且被禁入者，不能任职一切公职、一切与文化教育有关的职位。
还有最严厉的一档，那就是"家族株连流放”，这是触犯了刑法的，例如接受外国资金在国内作为间谍和故意引导舆论的人，或者在学术交流等情况下被西方和敌对组织吸收等情况，说白了就是惩罚”文教汉好”，为此刑法在原来汉好罪的基础上，正在酝酿一个分支，即”文教汉好罪”。
对于这类罪行，除了当事者要被判刑处置之外，其直系家人，会如同上一次反官僚运动形成的对触犯刑法官员家庭的处置-样，迁徙边疆七省的贫困地区，三代人不得迁徙，两代人文化禁入。
李慕青的顶层设计，席中迅当然看得出，是为了新运动而准备的武器了。
作为国家领导人，他考虑的是这样的机制，长效是否合理。
苏联克格勃下属有第五局，是与意识形态破坏活动做斗争的，被称为思想警察，美国和西方拼命宣传思想警察的恐怖,以此来反证西方是多么自由民主，其实你如果现在美国和西方，公开宣扬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看看有真的自由民主吗?说白了，西方的高明，是形成了一份隐秘的“负面清单”，不能做的就是“政治不正确”。
李慕青现在的做法，是给了一份公开的“负面清单”，相比苏联的做法，是一种保护-:-丑话已经说在了前面，哪些行为不能做，大家都很清楚，你做了就处罚你，就不要再唧唧歪歪。
这已经是有意识在控制运动可能的误伤了——没有触犯负面清单，被运动卷进去了，也能为自己辩护。
席中迅想到最后，摇了摇头，他虽然是总理，也不想在这样的大运动中太过参与，尤其是去“捞人”，那些人早干嘛去了?大换届之后，新中国的高层政治体系，开始了新的运行。
第186章 希圣主席与林飚常委
希圣面色有点愤怒，这个林飚，现在是有点破罐子破摔吗?知道他宠爱儿子林利国，把他)l子当成所谓的“全面天才”，但也不能破坏组织原则呀。
民本派本来就对于希圣倾向于保护老干部利益的做法不满，认为是过火了，过于特殊化和脱离群众，希圣主持制定的《老干部待遇条例》被戏称为“二代条例”，希圣也不是不知道，因为该条例允许老干部的两代子女(到孙辈)，都可以入伍参军和接受大学教育，无需经过普通民众的报考选拔。
希圣当时与总理，都认可这样的条例，可以安抚老干部的情绪，也是对他们当年革命流血牺牲的一种回报，虽然搞得有点特殊化。
本来其实在现实操作中，对于高干子女也有默契。
但两人都担心未来是否还能如此，民本派一直在推动各方面的规范化，自然也包括军队体系和大学体系，以后老干部们”打招呼”也不一定有用了。
所以当时两人商量，还是用公开的条文，将之固化了下来，果然，民本派虽然不满，但没有公开挑战这样的条例，就连李慕青也对这个条例闭口不言，默认了高千子女的特殊待遇。
之所以要条文化，就是总理与希圣，想为革命干部的后代，提供一种回报式的前程:最近的年份已经形成了两种干部入职和发展的途径，-种是参军入伍，在军队担任一定职务后，到年头转业到地方，进入五七干部学校学习两到三年，深入基层和劳动锻炼，然后可以入职地方干部体系，这就算是转入“仕途"了。
另一种是不从军队出身，而是大学或其它学校毕业后，首先在某地工作并加入民兵组织，有民兵组织两年以上的经历后，可以申请加入五七干校，再有两三年的磨砺，然后可以入职地方干部体系。
基本上，或者从军队出身，或者从民兵出身，两条路都要最终经过五七干部学校，总体至少有五到六年，这就是新时代最”根正苗红”的干部培养路线，凡是志在高远者，不能不尊重这样的发展路径，因为这样的经历，当然是非常政治正确的，现在的高干子弟也不能例外。
比如希圣的儿子，就会走第二条道路，进入科技单位从业，同步加入民兵组织锻炼，如果儿子有从政的欲望,中途就可以转入五七干部学校。
这样的路径，应该说，在全党都得到了默契的同意，高干也必须遵守这种不用说出口的规矩。
可是林飚现在干什么?居然要让他儿子跳过这样的培养经历，直接在军队出任要职，他把自己当成谁了?林利国是什么狗屁“全面天才”?除了林飚自己相信，有人信吗?林飚自己都未必信，不过是溺爱过分而已。
真的全面天才的年轻人，党的高层公认的有一个，正在湖南的湘襄历练，人家是在海外立下大功的背景下，又从基层出发，一点点历练，每一步都有所创建。
你林飚的儿子有什么?能和人家比吗?希圣压抑下自己的愤怒，他不由得想得更深入一些，林飚虽然出任政治局常委,但他此次在军队中的权力，大幅度地缩水，这是因此而产生的不满?徐帅出任国防部长，邓桦担任总参谋长，出任直接指挥部队最关键的两个职位的这两位，与林飚的关系都很一般，尤其是邓桦，当年因为受庐山会议牵连，中央过论处理邓桦等人的时候，林飚曾经坚决要求把邓桦赶出军队，甚至说出了“邓华是个危险入物，把他留在军队里面，自己晚上睡不着。
“这样的话。
结果自从彭总出山以后，邓桦卷土重来，甚至现在担任了总参谋长，林飚的不悦，应该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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