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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使徒1958 完本 蓝烬 - 第 2 页

  新时空一段伟大的传奇,开始了。

 

第1章  穿越者的决心

 

  “生如蝼蚁,当立鸿鹄之志;命薄如纸,应有不屈之心。

  龙卧浅滩等海潮,虎伏深山听风啸,谓之修行;海阔深渊任鱼跃,大鹏展翅恨天低,谓之修能;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谓之修心;狸猫得势凶似虎,拔毛凤凰不如鸡,谓之修徳;海到尽头天做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谓之修道。”

  赵安民嘴里轻轻地说出了这一段鸡汤文。

  这已经是他穿越过来的第五天,是1958年的7月9日。

  现在的赵安民,只是一个7岁的小男孩而已,他的灵魂已经与这个小男孩的记忆合二为一,由于不同的人生经验,当然是以穿越者赵安民的记忆和性格为主。

  而且,这个男孩名字也叫赵安民,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不同平行时空的映射吗?算了,搞不懂。

  当穿越过来苏醒后,他已经没有那么愤怒了,沉重的任务压力,反而激起了他内心的那股凶戾之气,从孤儿时代开始,何尝有过公平呢?当初快吃不起饭了,不也准备着去送快递甚至去工地搬砖了吗?活人不能叫尿憋死,反正就是拼一把,不成功,那就死吧。

  那种以往他的孤儿时代,为了生存不顾一切的狠劲,在他的心理上复苏了。

  父母都上班去了,他一个小娃娃呆在家里,但是自己可以随意出门,在大院里玩是没问题的,这个时代,都是这样放养的。

  走出家门,看到湛蓝的天空,不多的云彩漂浮着。

  早晨的天气还不是很热,昨夜又下过雨,感觉得到树木的清新之气。

  赵安民随意溜达着,内心感受着那种决定了大事之后的宁静。

  赵安民此世的父亲,名为赵伯陵,这个名字让他感到有点诧异,这不是和那个果党名将薛伯陵同名吗?也不担心这个时代的政治影响?不过转念也让赵安民觉得,自己比这个时代的人还过敏,伯陵这个名,从古代就有,总不能薛岳用过了,就不让其它人用了。

  赵伯陵是西北工学院(现在的西北工大)本科毕业的,他应该算是新中国第一代的工农子弟出身的知识分子,现在遵义的工业局工作,职位是一个小科长。

  老实说,这应该算是前程似锦的一个仕途起点。

  赵安民此世的母亲,名为李慕青,是綦江师范中专毕业的,原来在綦江教育局工作,赵伯陵分配到遵义后,她才调动了过来。

  这两口子都是四川綦江人,原来家庭都在农村,据说两家相隔几十里,但都是那种山上的乡村,比较穷的地方。

  赵伯陵家尤其贫穷,解放前他一家5兄弟,确确实实只有一条裤子,穷得简直没法说。

  如果不是解放了,估计5兄弟能活下来一两个,就算是老天开眼了,更不要谈什么上大学了。

  所以赵家的“出头之日”,完全是共产党带来的变化。

  正因为如此,赵伯陵属于那种最坚定的共产党员。

  两家长辈有一些渊源,算是很远的亲戚。

  解放初的时候,两人都是积极分子,在綦江县城相遇,彼此看对了眼,1950年就结婚了,1951年就有了赵安民。

  不过赵伯陵在解放后眼光远大,在1951年底就考上了5年制的西北工学院。

  李慕青一看,自己也要努力啊,1952年考上了3年制的綦江师范。

  所以赵安民小时候主要是他外婆带大的,直到1956年赵伯陵分配到遵义,李慕青也调动了过来,才被接到父母身边。

  按照调查员透露给赵安民的赵伯陵“前世信息”,如果没有穿越者,这个赵伯陵,未来就会申请加入国防三线建设,在山沟里的军事基地,奋斗了一生,为国家造导弹——虽然他要是留在地方,肯定成就要大得多,但这就是那个时代先进分子的觉悟。

  母亲李慕青那头,家境要好一些。

  主要是她的母亲(赵安民的外婆)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早年就到重庆打工。

  一个小姑娘,从到大户人家当女佣开始,积攒了一些钱,后来回家嫁人,买了十几亩地,还攒了一罐子银元,藏在家里地下,只是到合作化的时候,还是太过担心,都上交给了组织——家里当时评定是中农,但她担心万一以后败露了,会被调整成为富农阶层。

  这让外婆心疼了一辈子,那当年可是她十多年辛辛苦苦积攒的资本。

  所以外婆那头,对共产党是不满意的,不过也不算很严重,因为相对于她对果党的仇恨,对共产党的这点因为金钱上导致的不满,就真的不算什么了。

  赵安民的外公,就是死于果党的抓壮丁,被抓到外地后,找机会逃了出来,一路上颠簸流离,终于回到了家,但是因为路上没吃没喝,找到什么能吃的算什么,结果身体已经坏掉了,回家十几天,就去世了,所以外婆对果党,那真的是恨比天高。

  或许正因为如此,对于母亲李慕青,早早就成为党组织领导下的青年积极分子,外婆也没说什么,至少从来没有反对过。

  赵安民知道,调查员给他安排的这个家庭,父母两口子,完全都可以说得上是那个时代的“人中龙凤”,当时的大学生和中专生,稀罕得跟现在的大熊猫似的,更不用说父母两人,都是从贫穷落后的农村,一路奋斗出来的了。

  按照那个时代一般人的看法,除了老革命家庭,就属他父母这样的,算是最“根正苗红”的阶级成分了,当时用“精英”这个词,肯定政治不正确,但要是能够使用,都得承认他父母这样的青年,是“国家精英”。

  赵安民当然不在乎这些,不过他也不得不承认,调查员应该是为他找了两个很好的帮手——父母两人的智商能力,显然在这个时代,都是出类拔萃的。

  赵安民溜出了工业局的家属大院,说是大院,其实也没有围墙,不过是因为工业局的干部员工家属,基本都居住在这里而已,其实就是几排平房,隔成了一间间而已,这也算是五十年代的“排屋”了。

  每家每户都很小,赵安民这一家三口,他估计大约只有30多平方,这已经算是很好的条件了。

  他不由得感慨一声,便宜父母要“办事”的时候,得有多憋屈啊,不但有他这个小毛头在,还要担心隔壁邻居。

  这他娘的,还不如他知道的筒子楼,但五十年代末,筒子楼也还是新鲜的事物,没有多少人,能够住得上筒子楼。

  遵义的街上,基本都是平房,偶尔有一栋两层的小楼,大部分的房子,多多少少有点破旧,不过让他有点意外的,是街道打扫得很干净——他看到清洁工脸上的神采的时候,就醒悟了过来,这还是一个劳动者最光荣的时代,也是五十年代建国初的黄金时代,劳动者拥有着最高的积极性。

  要是等到了七十年代,那种懈怠和敷衍,就无可奈何地蔓延开了。

  街上的人不少,大多数人穿的,谈不上整整齐齐,这时候的遵义,不过是一个内地落后的小城,又不能和大城市比。

  很多人的衣服上,补丁都是明显的,甚至衣服上带着七八个补丁的也很多。

  如果用后世的眼光去看,大多数的人都很清瘦,营养水平显然不好。

  不过,赵安民看到他们的神色,就是觉得特别的安心。

  尤其是看到那些青年人,淳朴爽朗的大声说笑,风风火火的赶赴工作,让他那种恍若隔世的感觉非常强烈,这就是朝鲜战争胜利之后,国内尚没有遭到挫折的民气!

  人民对国家的未来、对共产党的信任,对自己个人和家庭的未来,都充满了信心的大时代!

  他的内心又不由得感到了酸楚,新中国遭到的第一个大挫折,就要来到了,今年即1958年,粮食产量高达2亿吨,这是美好的日子。

  但是明年,1959年,粮食产量只有1.7亿吨,下降15%;后年即1960年,粮食产量只有14350万吨,再次下降15.6%;1961年14750万吨,1962年16000万吨,1963年17000万吨,1964年18750万吨,1965年19453万吨。

  1958年以后,足足7年的时间,到1965年的粮食产量,才基本回升到了1958年的水平。

  后世有一种论调,把“三年困难时期”都归结于“人祸”,说是大跃进和大食堂搞砸了一切,都是只搞运动不搞生产的后果。

  其实运动对于生产,当然有不利的影响,但要说是造成粮食不足的主因,却完全是胡说八道——说1959年受到1958大跃进的运动影响,还能找出点说法。

  但1960、1961、1962三年面对粮食不足的困难,都在拼命地抓生产,受个毛线的运动影响?最大的影响,就是吃不饱饭的压力!

  这几年用“自然灾害”来概括困难的主因,当然是正确的,因为这4年,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段大旱阶段,连续4年都是如此。

  1959年大旱受灾面积,超过了5亿亩,1960年是5.7亿亩,1961年是5.7亿亩,直到1962年受灾面积,才下降到3.3亿亩,这一波超级大旱,才终于过去了。

  当时全国的耕地面积,大约在16.77亿亩左右,也就是说连续3年,每年超过30%的耕地,由于大旱,几乎没有收成,或者是收成很低。

  而且这一趟大旱,最糟糕的是,遭灾最厉害的,就是中国的粮食主产区——河南、山东、四川、黑龙江……,你想得到的最好的粮食产区,就是受灾最厉害的地区。

  当时的水利设施条件,仍然是非常差的,面对这样普遍的大旱,人工调水根本没戏。

  所以“天灾人祸”,按照赵安民自己的评估,天灾占9分,人祸有1成。

  要克服这样的天灾,需要高度的生产力,而生产力不是一天可以建成的。

  街道上有喇叭,正在播送着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赵安民驻足听了一会,正在播报的,是主席在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

  一段又一段的声音,钻入赵安民的耳朵,让他不由得苦笑起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

  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

  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

  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他狠狠地摇了摇头,主席啊,您老人家可是太过乐观了,哪有那么容易啊。

  “今明两年,要把粮食产量,提高到每人平均1000斤到1500斤,……,有理由认为,在今后三年到五年内,使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有2000斤,是完全可能的……,西北农业协作会议提出了,到1962年,粮食产量每人平均,要突破3000斤的宏伟目标。”

  赵安民已经听呆了,这几天他一直在盘算着相关的粮食数据,到1958年按2亿吨的总产量,全国每人平均粮食大约是600斤,去掉工业等其它用途,平均每个人的口粮,不过是360斤出头。

  我靠!

  从600斤到1500斤,号称2年时间实现!

  大跃进时代著名的“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如此鲜明地呈现在了他的面前!

  按照他这几天的研究,大跃进不能算是完全失败,例如钢产量,1958年土法炼钢当然是闹了大笑话(生产出300万吨不能用的土钢),但真实的钢材产量,也确实从1957年的535万吨一跃而到1958年的800万吨,增长率超过50%。

  但在粮食方面,那可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靠天吃饭的农业,根本不可能有大跃进的任何一点基础条件存在。

  唉,他长叹了一口气,这样的格局,可不是现在小胳膊小腿的他,能够改变任何一点的。

  还是先筹划自己的事情吧,第一个任务都不能完成的话,自己命都没了,还用得着在这里,为“古人”担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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