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喜欢文物和字画的人，住着这样的一个大园子，正好用来摆放那些收藏。
他刚送走了陈博达，主席最重要的秘书之一。
想到陈博达刚才遮遮掩掩的说话，他不由得内心耻笑：本来是个不谙政治的书生，内心热切起来，想要投机政治，就是陈博达这个样子了，你的本事只有写文章，却居然以为一两篇文章符合了领袖的心意，就能够青云直上变成继承人了？真是天真！
不过陈博达有一点没看错，那就是随着这个“美共”提供的情报被证实，大跃进的推动，很可能被完全终止，自己也需要调整政治态度，尤其在负责的教育工作上。
过去一年多的大跃进，自己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做了过头的事情，需要往后缩了，幸好自己反应还是快的，从今年1959开始，自己已经明显表现出了谨慎稳重不过激的态度，自己总结的“党内有三怕：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攻，怕算账派，怕把成绩估计小了。”又符合了大量左派的意见——大跃进搞到现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谁不担心反过来否定呢？就像当初的反冒进一样，大家说不出口的，不就是现在开始，都隐隐约约地觉得大跃进是冒进主义了吗？
想到那个“美共”，康盛的内心还是有点复杂的，他曾经主管安全多年，可以说对自己的反谍能力无比自信，可也看不透这班人，到底是个什么来头？那些巨量的物资不可能是假的，没有一个间谍机构，会这样干的。
但这班人，一定会为内地带来风雨，他对此有很强的预感。
天灾带来经济困难，意味着经济的力量，就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力，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斗争，需要放缓，不明白这个，就不能看懂未来数年国家的政治经济走向。
想到最近自己的公开发言：“过去一般斗人不少，批判过多，今后不宜再搞批判斗争了。”康盛内心感慨：现在我说是不搞，但未来会不会搞，却不是当下能够看得清楚的。
胡桥慕走进主席的办公室，告诉主席“美共代表团”下午即将抵京，这样的话明天就可以与他们对接，主席点了点头，让他去安排。
胡桥慕走后，主席陷入了沉思，美共前期的天灾情报，引起了高层的极大震动，而近期的不断调研，已经证实了他们研究的可靠性。
一场规模巨大的天灾，确实已经正在发生。
这些天他反复地思考，内心已经做出了判断：大跃进是无法持续推动了，而人民公社化，尤其是生活集体化例如公社食堂这样的政策，也必须缓行，因为没有经济基础，粮食一旦紧缺，这些都无法维持下去。
但是三面红旗不能倒，说起来，总路线是没有问题的，谁能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错误的政策呢？大跃进则需要保持精神，而减少具体的行动，缓过这几年再说；人民公社化，现在看起来可能动作太快了，或许合作社模式，应该再保留几年的。
但无论如何，三面红旗代表着党的政策方向，不能让右倾思想的人，因为天灾造成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执行的放缓，而否定三面红旗。
想到这里，主席的内心，有些郁闷与火气，社会与经济建设，完全不像过去军事战争搞革命，那个时候的革命，是节奏明快、战略清晰的。
但是转入社会主义的建设阶段后，新的革命变得复杂了很多，尤其是很难统合全党全民的力量，快速地在某个方向上，取得突破。
原来以为通过大跃进，可以突破钢铁产业，使得在这个单项上，首先赶超英国，但现在看来，未必做得到。
在“美共代表团”进京的前夕，还不知道他们面临的，正是中共需要整体调整战略发展思想的一个阶段，他们意外地成为了大调整的契机。
第19章 代表团对中央的思想冲击
童朋看着大摇大摆单独坐在一个沙发上的赵安民，内心非常疑惑。
这是美共鲍勃总书记要求的，要不然这样的少年儿童，自然应该排除在接待名单之外，小孩子干脆找两个人，陪同去动物园，看看大熊猫不好吗？
但是鲍勃总书记坚持，他最重要的两个随行高层也是如此，他们告诉童朋等接待小组的成员，最高等级的会谈，除了美共此次来访的3位高层以外，赵伯陵和赵安民一定要参加。
其实赵伯陵参加并不意外，他肯定是美共现在中国最信任的人员。
但赵安民是什么鬼？那些首长看到这样一个娃娃，哪一个不会诧异呢？不会以为他们这个接待小组瞎搞呢？
但是美共代表团非常坚持，他也只能是“主随客便”，只好在每一次事先会见前，让工作人员事先通知相关首长，看到这样一个儿童少年，可不要惊讶，这是人家坚决要求的。
正因为如此，现在赵安民在中央办公机关的部分人员那里，可以算得上有点名气了，参与接待或有“业务关联”的同志们，都知道了这样的一个奇异少年。
童朋作为总理秘书，这几天掌控着美共代表团的日程，所以他不知不觉地关注着这个据说只有8岁的小男孩。
结果他确实观察出了这个男孩的2个异常情形：第一是这个男孩非常地“小大人”，在会谈的时候，虽然不说话，但很明显听得很仔细，“大人们”说的那些内容，他仿佛完全明白，是真正地全神关注会谈的内容，而不是“正常儿童”的玩耍。
第二就是美共的领导和同志们，对于这个男孩的态度很奇异，居然让童朋感到了“尊重“与”平等”的味道。
这两点感觉，可让童朋大为惊异，让他得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结论：这个男孩在美共同志那里，是被当成平等的同志来看待的，而不是一个小孩子，甚至很可能在他们中间，已经有着特殊的地位。
这个男孩的父亲赵伯陵，是个非常精明强干的人，从他的谈吐和思路就可以知道，这是个内心强大、很有主见的人。
可童朋看到他对待自己的儿子，也有点奇怪，因为他经常与他儿子低声地说很长时间的话，仿佛两人在讨论事情，按理说这种场合，他是顾不上太多照顾他儿子的。
总之，这个赵安民，是个奇异的少年。
总理让他关注代表团的细节。
这个不知道算不算，虽然觉得对一个小孩子的情况汇报，似乎有点不靠谱，但他还是憋不住，对总理汇报了他觉得奇异的地方。
汇报完毕，他本来都准备迎接总理的批评了，没想到总理听完，倒是若有所思，并没有批评他，反而让他继续观察。
童朋并不知道，此时的总理，内心也是一团迷雾，代表团的到来，让很多之前还不清晰的情况，变得非常清晰。
但很多深入的其它的情况，似乎迷雾更多了，让总理自己也感到头痛。
总理、希圣、程风，甚至包括韶其同志，都已经接待并与这个代表团初步交流了。
老实说，他们现在没有人，再怀疑这些美共成员，是什么间谍或者伪装的资本家什么的，因为他们谈吐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熟悉的“革命者”的味道，是如此的鲜明，让他们印象非常深刻。
代表团中除了鲍勃，还有两名随员都是精通中文的（其实所有代表团成员，由于影响仪提供的语言包，都能说中文，但这实在不好解释，所以表现出来的，只是3人精通中文），再加上中央组织的英文翻译，双方的沟通是非常深入的，因此这种沟通完全超出了经贸，而是深入地涉及了社会主义的理论。
美共秉持的理论，才是让包括总理在内的政治局常委，以及一些参与接待的其它领导人，感到最震撼的部分，这种对心理震撼的程度，某种意义上，还超出了美共可以提供的物资支持，所带来的震撼。
美共秉持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称之为“民本社会主义”，也就是以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准绳，为其谋求最大利益的主义，他们反过来，用主席的名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概括。
既然是为了大多数人，所以才有“社会”在“主义”之前的定位——大多数人，才是社会嘛，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才是“社会主义”。
对“社会”的含义，就是实现大多数人的平等。
而这种平等的实现，是通过人民内部的民主——人民当家作主，让大多数人真正的拥有国家社会的权利。
要实现这种真实民主，需要的是不断建设发展足够的民意带宽，使得大多数人的合理意见和诉求，能够被作为人民代理人的上层建筑获得，并正确反馈处理。
这种民意带宽，可不是西方现行的选票制那种形式民主，而是全过程的真实民主——民意调研（测量），反馈体系、民意处理体系，到再次反复的民意调研（测量）。
判断社会主义政策方针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就是通过这种民意调研和测量，确定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单单从上述他们理论的总定义，总理等人就可以判断出，他们认为与主席的理论契合，可真的不是吹牛或者攀交情，而是实实在在的真实一致。
但在细部上，就可以发现他们的主张，与现在我党政策方针上多方面的不一致。
例如以下的几个重要方面：
一、公有制和私有制：我党内部，现在对于是否允许私有制存在，争论是非常激烈的。
而美共似乎在内部已经统一了认知：他们允许私有制的存在，认为由国家通过建设公有制国企，来覆盖全民经济生活的需求，本质上是做不到的，尤其像中国这样几亿人的大国，怎么可能全部让公有制企业，来覆盖一切呢？国家根本不可能管得过来。
公有制国企，是国家顶层设计，由上往下地覆盖；而私有制企业，则是由下往上生长，社会有什么需求，产生“商机”，就会诞生各种各样的私人企业，来满足这些需求。
所以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结合，才能覆盖社会的总需求，脱离满足社会总需求，来谈公有制和私有制，那是耍流氓。
实际上，美共真正主张的，是“混合所有制”，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通往共产主义的过渡形态，那么混合制就是私有制向公有制发展的过渡形态，他们主张通过一个“数据模型”，来定义混合制的存在：例如对于私人企业，规模越大，越要降低其创始人的收益，例如大型的私人企业，创始人只能分享股权的2%收益，整个管理团队只能分享5%收益，而绝大部分的收益，由员工、全民分红基金、国家投资基金、公募私募基金等分享。
反过来，很多国企的发展方向，也不是全民所有制，而是这种混合所有制，让少数精英的管理团队，可以分享5%以内的股权收益，这其实与大型私人企业的分红比例一致，可以说在混合制企业这头，再硬把企业分成公有制企业或者私有制企业，就是没有意义的，决定性的，是企业的利益分红和分享，而不是名义上的属性。
二、对于调研的高度重视，对于美共而言，这根本不是工作的一种方法，而是实现信仰的本质逻辑——民意调研（测量），反馈体系、民意处理体系，到再次反复的民意调研（测量），这个过程，就是真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过程。
所以美共内部，最重要的部门之一，是调查局，虽然现在他们的调查工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的经济和民生调查上。
在这个方面，美共人员含蓄地批评了中国大跃进的“数据管理”，当然美共的人员说的是，他们在国外得到的一些中国信息，来自中国报纸和其它媒体的新闻报道，所提供数据的真实性，全球没有人相信——几千斤或上万斤的亩产，真的存在吗？按理说，如果中共存在一个有效的调查体系，此类数据是否真实，是很容易判断的，这种问题，本来就不应该是政治问题，而是真实性的问题。
这个方面，让几位领导人内心都是有些尴尬的。
有一次是相当尴尬的，在希圣接待代表团的时候，谈到还没有结束的大跃进，希圣的表述是大跃进既有成绩、又有缺点，我党将吸取教训，继续前进。
这本来没有什么，结果就是那个小童赵安民突然插了一嘴：“希圣伯伯，我在报纸上看到过那些亩产几千斤，还有上万斤的报道，这连傻子都骗不了，违背了最基本的科学嘛，现在这是全世界的笑话。
中央对于那些谎报军情的家伙，如何处理呀？”
场上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赵安民却吐了吐舌头，貌似一脸不解的样子，童言无忌嘛，谁能说什么呢？这可就尴尬到极点了，包括希圣一下子，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难道让他说，真有亩产几千斤上万斤这样的神仙故事？代表团会相信，那才见鬼了呢。
好在美共总书记鲍勃插言说，相信中共中央会处理好的，才把这件尴尬的事情，顺了过去。
其实鲍勃这样说，已经表明了他不相信那些鬼故事。
三、美共对于农村问题其实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们没有批评中国现在的人民公社，但显然这是因为作为客人的客气，而不是真的赞同。
在这个方面，他们就体现了对于生产力的重视，其实含蓄地表示了认为中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承受人民公社这种高度集体化的社会主义形态。
从合作社到公社，实际上应该是一个生产力跃迁的过程——通过生产资料的归并集中，来实现更大的规模效应和产出效应。
例如一个人民公社1万人，如果这个公社要有效率意义，那么应该是：本来构成这个公社的1万人中，有8000人（其余2000人为无劳动能力的老幼）必须主要参与劳动生产，实现400万斤粮食的产量。
形成公社后，则可能只需要4000人参与农业劳动，就可以实现600万斤粮食的产量，腾出来的4000人，就可以投入水利、道路等基础上设施建设或工业生产。
这样的人民公社才是有意义的。
如果公社建立了，却实现不了这样的生产力跃迁，那么就没有意义，可能还不如合作社更有集体合作、帮助老弱的社会主义意义。
不过在人民公社这个领域，美共倒是提出了可以局部帮助，他们相信发挥公社的能力，可能需要的，就是增加资本投入，尤其是化肥和农机，机械化加化工化，才能使得公社归并起来的大量农业生产资源（农地），具备更高的生产力。
这些思想上的异同，其实对于中央高层，已经形成了很大的思想冲击，主席也非常关注，每天代表团谈到的不同思想和言论，都会形成文字，第一时间报送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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