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笑了笑:“那么多年了，还是不适应北京的冬天。”
主席说道:“我们当年在陕北的时候，冬天才冷呢，全靠一个炭盆...."主席停下了回忆，他并不喜欢多回忆过往。
他脸色转为严肃，询问李慕青:“都统计好了?”
李慕青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主席:“已经全部统计好了，这是总结报告。”
她接着说道:“这一次的文化运动，在前期目标名单的基础上，后期由于群众举报，又增加了一些人员，总共运动处罚的对象，高达70多万人，其中有近25万，最终被流放边疆七省，加上他们的家人，流放边疆的，一共有90多万人。
其余的近50万人，基本上是文化禁入、辞退，少部分以前有过贡献的，做退休处理。
此外，有30多万人，被文化调查局警告处分。
“从1966年第-次反官僚，1969第二次反官僚，加上这一次的文化运动，总的流放人口，已经突破了300万人。
’主席神色不变，他早有心理准备，有点淡漠地说道:“一路哭，何如一家哭焉?我们已经是很客气了。
李慕青清冷地说道:“这一次文化运动的结果，让同志们有一个想法。
单单依法治国是不行的，法律其实也只是-种负面清单的管理办法，因为法律规定的，无非就是哪些恶事不能做嘛，这不就是负面清单?但是在负面清单之外，仍然会有很多恶事发生。
“这就像是打扫屋子，平常的时候打扫，-般就是清扫那些眼睛看得到，或者伸手就能够得到的表面污渍。
只有过年大扫除或者特殊的时候，才会彻底的清理，搬开床打扫床底、搬开柜子打扫柜底，搭上梯子清洁房梁和屋顶。
政治运动，就是这样弥补法律不足的大扫除。
主席激赏:“这个比喻很精妙。”他看着李慕青，内心有点感慨，当年那个有点调皮捣蛋的小姑娘，现在逐渐变得冷峻肃杀，或许这就是成长的代价。
“所以同志们建议，每隔六七年、七八年，要来一次类似的大运动，下一次到1979到1980年，可以考虑反贪腐的大运动。
未来反官僚主义、反文化堕落、反贪污腐化三大主题运动，轮流执行，这样每一个主题，是20年左右轮到一次，以此来不断清理党组织和社会上的污垢，保持我们革命队伍的主流纯洁性。
“每20年就是一代人，每一代人，必须经过大运动的洗练，震撼和纯洁灵魂。”
主席冲口而出:"很好!”他有点激动，喝了口茶，才继续说道:“有些人过于注重所谓的稳定，稳定如果不是符合我们革命方向的稳定，那有什么意义?过于稳定，就可能意味着，人民江山变质了，我们都还不知道。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运动让入健康，而不是当缩头乌龟。
害怕运动的本质，是害怕斗争，可是斗争是革命的基本手段和策略，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过程，-定是充满矛盾的，矛盾就是矛和盾之间的斗争嘛，过于稳定、过于斗争都是不好的，矛盾论的精髓，就是要控制好稳定与斗争之间的边界，这是革命的辩证法，是革命的哲学，哲学就是关于边界的学问嘛。
“上一次有老同志，到我这里来说文化革命的坏话，对我说大家革命流血牺牲的目的，是让后代子孙可以在或许平庸然而和平稳定的社会，生活下去。
这种说法，我听了以后很不高兴。
后代子孙平庸了，还想有和平稳定的生活?帝国主义早就把这些后代子孙干掉了，革命者根本没有平庸的本钱，就算是彻底胜利了，也没有这个本钱。
“我最近读了很多关于苏联现况的参考情报。
按照我的看法，苏联就是这种平庸论的典型代表，赫鲁晓夫要改变，苏联的干部们，就拥护平庸的勃涅日涅夫他们，推翻了赫鲁晓夫，这样他们就可以你好我好大家好。
稳定吗?苏联看似现在非常稳定，又有丰厚的石油收入，又有前辈留下的雄厚工业基础。
但我们都知道，它的内部在变质，所谓稳定的掩护下，是组织的腐烂和僵化。
原时空苏联最后无可救药，现时空他们同样走在一样的路上。
这样的稳定，我们要来干什么?两三代人之后，让资本主义复辟吗?”
“这样所谓稳定的体制，其实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其剥削、掠夺、强盗和竞争的本质，是不会稳定下来的，不断的斗争和变动，才能给他们注入新的活力。
美国原时空战胜苏联，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视为不稳定战胜了暂时的所谓稳定，因为稳定只有稳定地腐烂。
李慕青有点欣慰，高龄的主席，思维还一点都没有退化，仍然保持着远胜过普通青年的敏锐性，现在主席的身体相对还算健康，-些慢性病是少不了的，毕竟已经是八十高龄过了的人了。
但是现在这样的身体条件，活过原时空的1976年，应该不成问题吧?她接口说道:“反对的压力很大，我试探了一下，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们也是意见分歧，有些人认为政治运动有点过多了，带给党员和社会过大的心理压力，认为很多人会因此有过高的不安全感，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
主席不以为然地挥挥手:“他们是胡说八道,我应该还可以为你们压住阵脚几年，一定要把运动周期化，在党和政府内部固定下来。
有些人只想享受生活，已经承受不了激烈的革命斗争，这也是自然规律，总有些人会落伍、会掉队，我们不会等他们。
官不聊生，总比民不聊生要好。
何况区区几个运动，让这些官老爷们官不聊生了吗?“每一次的大运动，就是我党淘汰掉组织中落伍掉队的有害物质，吸纳充满活力的新血的过程，六七年一轮，生生不息，才能保证党组织的生命力和方向性，我们是人民的先锋队嘛。”
李慕青的眼眶有点微微的红，天知道最近她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诅咒她死呢。
很多对于"名人”们的处理决定，都是她独自顶着巨大的人情压力，坚定地做出的决策。
单单是那些1970年开始退休的前国家领导人们，找上来说情和劝告的，就不下十数。
但越是这样，她和同志们，越觉得必须打破这种酱缸”似的“人情网”，否则未来更难处理，痛必须痛在一时，而不能永久持续地阵痛。
1974年1月11日，一次特殊的中央委员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主题就是对文化运动的全面总结，全体205名中央委员，只有7人，因为特殊原因未到场，李慕青作为主角，为会议做了主题发言。
主席亲自出席了会议，并在最后亲自发表了演讲。，他高度评价了文化运动的成果和意义，指出这一次的文化运动，是终于初步完成了党组织从建国开始就设定的一个伟大任务——将文化和知识，从剥削实利阶层、从资本和帝国主义买办手里，为人民夺取了过来。
从此决定中华文化方向、掌握中华文化命脉的，将是人民的知识分子，是人民的知识精英。
但就像是新中国建立一样，这也只是万里长征完成了第一步，斗争将是长期持久的，反动势力不会甘于自己的失败，他们会在暗中觊觎，会不断发起新的挑战，而这正是我们要将三大运动周期化、长期化的基本目的，这是让党的生命力常青的重要保障手段。
主席严厉地批评了党内一些高级干部的“绥靖心态”，认为这是对反动势力也搞和平共处，而你搞和平共处,反动派就会搞和平演变。
他甚至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希圣主席和席中迅总理，认为他们在文化运动中的立场，不够坚定，没有体现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胸襟a气概，以及敢于担当、敢于斗争的精神。
主席的尖锐批评，让整个会场非常肃静，希圣主席和席中迅总理都坐不住，在主席讲话后，马上向全体中央委员检讨。
会后不久，被认为“立场不坚定”的2名政治局委员，以及十多名中央委员，都被免职。
李慕青则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成为25名政治局委员之一。
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幕出现了——赵伯陵与李慕青两口子，同为政治局委员，这使得夫妻两人，成为中国政坛上罕见的夫妻双子星。
总理苦笑着放下手中的政治局会议通报，作为中顾委副主任，他是享有这样的知情权的。
他仔细地阅读了主席的讲话，觉得有些话，恐怕是针对自己的，在这一次文化运动中，总理为一些人，求情过多过于频繁，肯定是让主席不满了。
不过总理也不后悔，他觉得这正是主席与他性格不一样的地方，当年作为搭档，两人这样不同的性格，形成了很好的互补，主席在前方战略执行，总理在后方补充和补救。
这样的不同角色设定，当然也会让两人，在具体的事情上有些不同意见，同志们一起工作，怎么可能意见都一致呢?总有些看法不一样的地方。
无论如何，文化运动总归是过去了，主席他们只看到了党内纯洁化的一面，却可能忽略了民主人士，尤其是海外华人，对于我党我国，恐怕就会更加恐惧而疏离了，有一利总是有一弊的，哪一次的大运动，副作用都是很大的。
算了，自己都退休了，而且身体又不太好，有些该放下的，也必须放下了。
总理自嘲了一句，丢开了报告。
希圣扫了一眼烟缸，烟头灰烬已经半满了，刚才思考的时候，烟抽得太凶了，嗓子似乎有点不舒服，不能再抽了，他把手中的半支烟掐掉了，但他的思考，并没有结束。
主席在中央委员会.上的批评，对他而言是突如其来的，有点措手不及。
他内心其实是有点恼怒的，你有你的认为，我有我的方式，自己并没有反对文化运动，认为自己立场不场够坚定，是不是有点过分?不过这点恼怒，很快被他抛在脑后，主席批评又不是第一次，以前批评得多呢。
但自己身为一线的国家领导人，承受的压力之重，是别人难以想象的，轻重缓急，只能是自己来掌控。
担任国家主席已经三年多了，自己可以感到骄傲的，是稳定了中国经济这艘大船，民本派贡献很多，但自己同样做出了贡献。
干部群体的"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如果没有自己的坚强领导，民本派肯定不能推进得这么顺利，是自己团结老同志，讲政治、树风气，鼓励他们发挥革命的谦让精神,才保证了整个世代更替，顺利地不断进行。
三年多以来，经济保持了稳定的高速增长，工业化建设更是神速，每年11%左右的gDp增长率，而国民经济并没有出现不稳定的态势，这体现了自己领导的政治局，表现出了高度的掌控力和领导能力。
这样的成绩，是谁都不能否定的。
作为国家领导人，在坚持前进方向上，灵活地妥协和协商,才是副作用最小的有效工作方式，这也是自己的工作特色，不会因为别人有意见而改变。
希圣心平气和地内心评价:主席总是最重视政治和思想的，但对于我来说，思维上总是认定对政治和思想的强调，需要有一定的界限。
经济才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延伸和集中体现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经济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例如文化问题，只要中国人的收入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总会有慕洋天和文化买办不断地出现，依靠政治运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经济大发展了，人民群众才会有了文化自信，才能真正抵御西方文化的入侵。
所以问题并不是彼此有过大的思想分歧;而是大家各自的侧重点不同，重视的方向不一样。
这就像是过去的战争期间，每-仗该怎么打，换了不同的指挥员，就有不同的指挥、不同的重点、不同的先后秩序、不同的用兵风格，但只要是打胜仗，那他的指挥就没有错。
希圣抛开了这件事情，拿出《第五个五年计划建议草案》的文件，开始研究。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53到1957年，而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从1958到1962年，其后期由于三年困难时期变化很大，此后从1963到1965年设定为三年恢复时期，感召同志们利用这三年，重新对中国工业化进行了奠基。
所以从1966年开始了第3个五年计划，现在从1971到1975年执行的，是第4个五年计划。
而从顶层设计层面，正在进行1976到1980年的第5个五年计划的前期研究。
文化运动结束了，但很多由于运动而形成的影响，其实仍然在深化之中，没有一个组织，是整整齐齐的一盘棋，总有很多的不同意见，不同看法，或者至少的不同的工作方法，影响着不同的每在宣布文化运动告一段落之后，有些人感觉意犹未尽，觉得斗争的时间太短暂了，还没有深入灵魂;而有些人如释重负，在家里喝起了小酒。
有庆幸的，也有失落的，有诅咒的，也有思考的。
但无论如何，新中国这条大船，仍然坚定地向着民本派认定的社会主义的方向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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