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依靠中国，越南就没有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可能性。
赵伯陵和李慕青都默默点头，希圣对越南的分析，还是很有道理、很有说服力的，现时空与原时空的情况不同，等越南建国几年后，他们面临的中国，会是一个比原时空强大了四五倍的中国，而且不惮于使用军事力量——都已经建立了好几个小国嘛。
所以理性地来说，在现时空，黎笋敢于发动对华战争的可能性，确实较低。
当然，谁知道这个刚愎自用的黎笋，是否能够理性呢?原时空他也没有表现出理性，居然认为越军对于解放军能够战而胜之——号称要"打到南宁过年"，结果却是损兵折将，越南北境化为废墟。
第217章 微风起于新疆
金仁忠匍甸在地上，用望远镜观察着战士们对这个村庄的进攻，枪声是零零散散地响起的，说明这个看上去很普通的维族村庄中的东突分子，拥有的武器很有限。
很快战斗结束了，战士们带了几具尸体出来，大约只有9人，这个村庄隐藏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的疆独东突分子并不多。
金仁忠站了起来，若有所思的看着这个落后的村庄，在战士们示意已经安全后，他走路了村庄，躲藏的村民，开始从自己的屋舍中出来，他注意地观察了一下，这些村民们对于这一场战斗很淡漠，既没有流露出对解放军的仇视，也没有流露出对那些东突分子的同情。
这种情况让金仁忠依稀有种奇怪的感觉，如果不是硝烟未散尽，似乎这个村子与这场战斗毫不相关。
此时的金仁忠和战士们都不知道，这是这一场由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掀起的暴乱事件中，最后的一次战斗。
这场暴乱与此前的文化运动有关，过去新疆的一些宗教知识分子，散布了大量的与分裂祖国有关的言论，在文化运动中自然遭到了严厉的打击，属于典型的八种人嘛，一些人被开除公职和教职，涉及必须流放和判刑的也不少。
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时空曾经在文革中发动的一次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疆独暴恐活动，在现时空以另-种背景，奇妙地发生了。
这些不满于文化运动政策，又始终幻想分裂国家实现"民族独立”的家伙，由托乎提库尔班、尼牙孜乌买尔、司马义依不拉音哈斯木帕尔沙等几人出面，建立了全疆范围内的分裂组织“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
为了混淆视听，欺骗群众，将组织名称改为与新疆三区革命时期的人民革命党同名，并将成立时间诡称为1960年11月12日，以迎合历史上的新疆分裂政权(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1944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两个分裂政权均于11月12日建立)。
现时空1973年2月，这个组织正式建立全疆统一的集团，秘密组成了以托乎提库尔班为主席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及由若干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1974年3月，暴乱发生，其中麦盖提县的暴乱分子抢劫了县民兵武器库。
在暴乱分子向边境运动时，当地公安及部队分别予以围歼，并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及其他凶器。
阿洪诺夫等10名暴乱分子被击毙，其余均被俘获。
__在平息武装暴乱同期，经过周密的专案侦查和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的密切配合，新疆公安保卫部门]基本学握了“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的组织和活动情况，获取了充分、确凿的证据。
新疆地方政府和新疆军区，确定这是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在新疆的规模最大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行动的分裂集团案件。
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新疆公安保卫部门在全疆范围内对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分裂集团组织，进行了清理和处治，至1974年7月破获全案。
这一次暴乱的规模，还是让中央震惊的，事后统计全疆涉案人员达5000余人，其中确定为"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核心成员者就有1165人。
当然，在案发之后的调查中，也发现这个组织的上层，与克格勃是有关联的，虽然中苏关系基本是"正常化”的，但克格勃秉承苏联上层的意志，如果有能分裂新疆的机会，他们显然毫不犹豫地就掺和进去，即使不成功，给中国制造边疆不稳定的局面，也是他们的战略目标。
金仁忠是在暴恐发生之后，中央第一时间临时紧急委派的新疆省的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他的少数民族工作经验丰富，实际上，他一直是在这个方向上工作，过去曾经在云南、宁夏、西藏这三个地区任职。
这位感召同志，也是中央心目中的少数民族问题专家。
金仁忠知道，中国外交部正在向苏联抗议，但他也知道，这没有什么用，这个年代的苏联正好是最妄自尊大的时候，实力就是一切，他们不会在乎中国的抗议的，无非是失败得惨烈了一些，又被中国抓到了证据，他们脸面上有些不好看而已。
这些暴恐分子以”党派"的形式暴露出来，在金仁忠看来，这是好事情，聚而歼之嘛。
真正让他头疼的，就是如何长治久安。
来到新疆后几个月的调研，让他对现行政策持续下去的效果并不乐观。
今天看到这个村子中村民的态度，更坚定了他要向中央争取，改变新疆乃至全国的一的些民族政策的决心。
金仁忠默默思考着，新疆少数民族普通群众的“感恩周期"已经过去，这还不如藏族底层人民的感恩持久。
建国后，国家推行政教分离政策，废除了寺庙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瓦合甫宗教土地制度、门宦制度以及世袭伊玛目制度等封建特权和剥削制度，底层群众去掉了被剥削的桎梏，当时的感恩之情是真实的。
但这些政策，也“得罪“了大量过去的宗教人士、地主和知识分子——他们本来就来源于剥削食利阶层。
时光荏苒，20多年过去后，底层群众的感恩之情已经消散，对于现实不满的情绪，在这些心怀鬼胎的家伙推动下，正在新疆发展。
或者用矛盾论的逻辑分析，阶级矛盾弱化了，人为制造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就变成了新的矛盾主体。
国家近年来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并没有能让这两种新矛盾弱化，相反，由于打开国门后西方思想的一定传播，这两种矛盾反而有发展的势头，而我们过去的政策方针，对这种新趋势作用不大。
说到底，就是一种狭隘的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心态，有些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认为新疆是他们民族之地，所有的汉人都是入侵者，而绿教的排他性，助长了这种心态。
要根治新疆问题，就必须彻底地击破这种心态，否则很多人的心理，就是对抗性的，而根本不会考虑融合。
过去在"民族自治"的政策大局下，“宗教自由"其实就是只保障了信仰者的自由，却不能保障不信仰的自由。
少数民族以宗教统治为特色的剥削食利结构，其实大部分都维持了下来，这会让民族和宗教问题越来越严重的。
金仁忠看到那几个被击毙的暴恐分子，被战士们仍上了解放车带走，他的脸上露出了冷笑，对于这一次新疆暴乱的处置，他内心已经有了倾向——不放过每一个参与者，参与过“战斗"的家伙，统统去死;而其余的家伙，就一辈子修路挖矿吧。
他会将自己强硬的处置方案，上报中央批准。
新疆的夏日，非常暴晒，他带着草帽，但是穿着的衬衫上，仍然感觉到了这种酷热，不过此时他的内心冰凉。
边疆民族问题，从来是赵安民与同志们关注的重要"内政问题"之一，金仁忠很清楚，原时空国家在新疆问题.上有三大历史性的失策:一、原时空与此次暴乱类似的事件，被抓的家伙，除在暴乱中被击毙和做其他处理的要犯387人外，其余1165人均不定为该党成员，只是以犯有政治错误结论，最终基本上都放掉了。
这样的退让，使新中国成立以来反“疆独”斗争的成果，几乎丧失殆尽，反而让新疆的反华反共分子串联得更厉害，九十年代东突恐袭兴起，是有深厚历史基础的，某种意义上，是自己不坚定放纵造成的。
二、原时空在1975年3月，中央撤销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及各师建制，所属企事业单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
这是一个绝对的错误，虽然后来中央发现并改正，在1981年恢复了新疆建设兵团，但六年的时间过程，可谓元气大伤，严重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了。
老实说，此后的兵团，如何比得上过去那支最有效的震慑疆独”的力量?三、这样战略性的失误是连续的，文革后，当时的国家领导层，在落实政策上，大力拉拢少数民族上层，如以前的贵族(农奴主、巴依)和他们的后代、宗教界的上层人士等，为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和一系列社会改革中的“打大化"平反”，却把一批拥护中央的少数民族积极分子，打成极左分子。
而这些少数民族的上层，并未因落实政策，对中央怀有感激之心，反而抱怨自己受到的“迫害”，甚至或明或暗的支持分裂势力。
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中央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
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
为了挽回“纪要”的不良影响，中央又起草了一个复电，强调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
这样就形成所谓的民族干部要“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
使双方的对立，进一步持续，新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
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个纪要实乃”乱邦蠢策”。
不管未来会怎样，自己先解决第一个错误，这一次抓捕的5000多人，不能有一个人，可以有好下场!金仁忠内心杀机大盛——不先畏威，如何可能怀德?金仁忠不知道，他上报的处理方案，在中央立即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首先就在于他提出的处理力度——1000多名核心暴乱分子全部处决，而其余约4000名其它人员，全部是从30年的重刑，到无期徒刑。
这样的刑罚力度，就算是1959年的西藏平叛，也不能与之相比。
更何况，金仁忠计划在处理了这些暴乱分子之后，立即在兵团和部队的支持下，掀起一场全面的清理隐藏在东突疆独背后的反动宗教势力的运动，在新疆本地的深入和广泛的程度，还要远超已经结束的文化运动!而且金仁忠还建议，全面改革新疆少数民族的管理方法，实现集体制基础上的民族全面混居和汉化教育等政策，说白了就是全面取消民族自决相关的诸多政策，全面实行强硬的民族融合政策。
最为震撼的，是他提出的“寺、业、语、少"四大策略:一、寺庙国家化，规定若干人口四配一个寺庙的限制措施，而该寺庙的组织结构和人员，由文管委新设的宗教调查局给出建议后，由当地宗教局任命和解聘。
实际上，就是允许宗教存在，但不再允许教会存在，信仰者是“被动”的，不再允许主动传教。
过去绿教形成的内部层层晋升机制，将被完全打破，阿句是国家承认才算数，宗教内的“认证"，不再有效。
二、业是指生存生活之业。
必须实现汉维混居为主的全面集体化，以民兵组织维护秩序和安全、监控一切的东突疆独和反动宗教活动，及时镇压。
人民公社、集体牧场、城市街区、工厂机构，都形成一套和平中蕴含斗争的管理机制，使得汉族与新疆各少数民族，在新疆地域内尽量实现最大的平等和公平。
三、语言以汉化为主，所有的教育、商业，都突出“国语”标准。
相反，对少数民族语言，主要以学术研究和个人兴趣为主，不再纳入基础教育体系。
四、青少年的教育实行寄宿制度，主要是在中学实行全面寄宿制，每月只能回家2天。
小学实行半寄宿制，每周有4天在学校住宿学习。
以此强化汉化和思想教育。
金仁忠的方案，花费肯定是比较高的，但现在已经是1974年，建国初，无法实行的很多政策，现在其实已经具备经济上的可行性，主要是政治.上的决心能不能下的问题一1974年的新疆，人口大约1100万不到，粗略估计维族大约500万人，汉族400万，而其它民族不到200万。
所以此时的新疆人口规模，相对不算大，实行特殊的教育和扶持模式，中央还是负担得起的。
这个方案在中央引发激烈的争论，当然是因为其政治性“太强”了，他的方案如果通过，就意味着中央过去的“民族自决”到"宗教自由”的相关政策，基本上被彻底翻覆了。
而且这样的强硬政策，不考虑政治，从其它角度出发，争议也是非常激烈的。
有人认为这必将恶化汉族与其它民族的关系，是“大汉沙文主义”，会激化少数民族的反国反汉心态;有人认为这种大清洗，后遗症太大，民族之间的分歧矛盾,未来反而会加剧，也有人认为早就该这样办了，过去的政策无非就是“绥靖政策”,让反动宗教势力，通过另一种模式，仍然实现着对底层人民的剥削和统治。
说白了，过去的民族团结，是团结这些少数民族的中上层，但这样的统一战线，忽视了底层群众的利益，他们既然没有利益，就会像封建时代一样，在民族情绪下，成为这些中上层的工具-客观上，给分裂和反动势力，提供了蛰伏而伺机叛乱的机遇。
总之，金仁忠的方案，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争论非常激烈。
1974年7月底，金仁忠得到中央通知，让他赴京，参加一个国策研讨会，中央会在近期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出台新的民族和宗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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