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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使徒1958 完本 蓝烬 - 第 23 页

  主席安排同志们统计和调研,由于苏联专家团撤走而造成的损失和项目被迫终止,提示有部分的专家缺失,可以向美共那里寻求支持,看起来主席现在,对那个组织很信任啊。

  尤其是对这些资料的保密,主席的态度,也是前所未有的谨慎,完全禁止秘书们帮他收拾,每天阅读完成,都要亲自把文件袋和资料压在他的床头,决不允许其它人接触,主席这样慎重的保密态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虽然大家的好奇心都非常强,但好在大家都知道纪律,主席既然要求保密,那么作为共产党员,大家都必须坚决地遵守。

  主席自己,也是才从这些天的震撼中“醒过来”,能够客观地从现实的角度,思考如何利用这个事情。

  资料当然主要由赵安民准备,这套资料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说明赵安民作为“毛李宇宙高等共产主义文明”的“革命特使”的身份,并且用十多个发生在6月下旬的事件的提前预测来证明,例如在6月20日,苏联正式向中国公告,撤回全部专家团,中苏其实算是正式决裂了。

  二、证明了赵安民的穿越者身份后,说明美共是在赵安民协助下建立,并且因此而形成了现在对中国全面支援的态势。

  三、历史框架:从1959年到2022年的历史大事记。

  赵安民用编年史的框架,将这些年发生的历史大事件,清晰地写下,没有避讳文革、改革开放这样的敏感事件。

  四、专题描述:分为中苏、中美、中日,以及对台湾、朝鲜、韩国、越南、印度等专题,记录与他们之间未来博弈的历史演变,以及他们对华政策、态度,以及演变的分析。

  五、中国未来六十多年历史演进的分析:这一部分赵安民明确说明是个人视角,而且他原时空只是个屁民嘛,对于上层很多事情都不清楚的。

  但他努力从思想、政策、民间反馈,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文化演变等多个范畴,来描述出这六十多年演变的主要脉络,尤其是对应每个时代的中共思想以及主流政策。

  六、对于赵安民穿越前的2020~2022年这短时间的原时空,因为赵安民是最清楚各方面的情况的,所以他做了尽量详细的描述,相当于上述六十多年的分析描述中,对最后一部分进行了非常仔细的详述,从思想、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企业、公有、国企、私有等几十个维度,试图向主席描绘出中国在原时空演变六十多年以后的详细情况。

  七、理论专题:赵安民现在已经深受毛李时空的“民本社会主义”理论影响,所以他干脆在这个资料中,汇集综合成为了一本“民本社会主义论”的书册,提供给主席参考。

  在理论的部分,他还分析了对资本主义的主流,从目前的产业资本为主,向着金融寡头资本主义演进的历史趋势等方面的内容。

  当然,赵安民也提示主席,由于蝴蝶效应的影响,在赵安民开始在本时空活动后,未来的事件,就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而主席知道后,完全可能造成更大的影响。

  所以原时空未来的历史,很可能因此而变,尤其是与中国相关的部分,或许会变得面目全非也不一定,所以只能是作为参考,而不能一定都指望这些历史会不变地发生。

  这样的一套资料,对于主席的心理震撼,那是可想而知,观察到中苏决裂等十多个事件的发生后,他对于赵安民是一个“革命使徒”穿越者这样玄奇的事情,已经是相信了。

  但他更多的注意力,是既然穿越者提供了原时空的历史,那他可以得到什么经验教训,可以探索怎样的前路。

  他也因此认知到,为什么鲍勃在走之前,“建议”他不要扩散知情者,他现在觉得是很有道理的。

  赵安民在资料中说得很透彻,原时空有激烈的政治斗争,现在高层同志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复杂,如果向大家公开了这种历史,那当然会在本时空,造成很多矛盾,把事情完全复杂化了,这是主席不愿意的。

  通过对这些资料(历史)的解读,主席痛苦地认知到,像他自己这样坚持美共所谓的“民本左派”,其实并不多。

  多数的党内同志,大约可以概括为“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把他们的思想和政策倾向,概括为左派、右派或者资本主义派,都是过于简单而机械的“硬掰”,并不正确。

  大跃进开始之初,韶其、希圣等人,全力支持大跃进,这是因为他们属于左派吗?

  不,这只是他们期望通过大跃进,可以走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径,他们只是在寻找前路而已。

  但从1958年底开始,这些人对大跃进的态度,就开始转变,越来越倾向于要停止大跃进,认为大跃进是错误了。

  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变得右倾了吗?

  这样理解,那也太简单了。

  其实没有所谓左和右的思想摇摆,这些同志,看的就是前行的路径能不能走通,走不通,不管政策属于左倾还是右倾,甚至是中立的,他们都会越来越反对,在他们看来,这与思想无关,走不通了,管你是左是右,都要反对。

  从这个角度,主席就可以理解未来10年的历史,为什么会那样的演绎,大跃进失败了,而且遭遇了三年困难时期,这使得大跃进的失败和缺陷,变得非常明显,让全党大部分的同志,从内心确认这是大失败,这是任何思想宣传,或者不承认、去掩盖,都无法改变的认知。

  有了这种认知,大部分的同志,就对于本土的自己推行的这一套体系,失去了信心,而环顾宇内,虽然他们还不敢模仿西方的体制,但也认为以苏联为师,还是更稳妥的选择,这种趋势,到1966年前,变得越来越明显。

  对于自己而言,这意味着这些老同志,与自己坚持的民本左派思想,出现了根本性的矛盾。

  尤其是有些人,因为苏联撤销对中国支持,造成的更大困难,“颇有怨言”,骨气都没有了,变成了对苏联的“投降派”。

  在这样种种的原因下,自己试图用文化大革命,来改变中国的政体,因为觉得这些老干部,大量地都已经失去了继续革命的激情,变成了模仿苏联的官僚,应该被革命的青年所替代。

  但很显然,文革失控了,教条左派趁机崛起,好事做坏,喜事办丧,这使得文革的中后期,民众完全失去了革命的激情,整个社会,开始陷入懈怠和僵化。

  正因为如此,后来希圣他们搞的改革开放,得到了民众热烈的欢迎,虽然本质上这就是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人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对旧有左派体制的信任,时代的浪潮,已经不能阻止。

  但这并不是什么次优选择——走向资本主义,就要承担资本主义的弊端,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国家整体越来越富裕,但阶级矛盾开始上升,农民包括城市的底层民众,承担着巨大的生活压力,不满的情绪开始上升,中上的富裕阶层,则走向精致的利己主义,整个社会的戾气,不断上升。

  所以自己错了吗?主席并不认为自己的追求是错误的,因为原时空演变出来的那个未来中国,明显不是他理想中的,底层劳动人民专政的国家;不是一个底层劳动人民获得大多数发展利益的社会主义体制。

  正像赵安民在资料中所说的,已经演变到了1%的人口,占有25%的财富,而25%的底层家庭,则只有1%社会财富的地步。

  这样的国度,难道是自己这代人,抛头颅洒热血要建成的人民的国度吗?

  但是自己这些年的手段,肯定是有很大的错误的。

  例如文革的后果之一,就是让干部群体中的大多数,彻底地反对一切的左派,以至于在改革开放中,失去了左派的制衡——他们都被当成了国家前进的绊脚石,最终被“搬开”了。

  国家力量中的左派,几乎彻底不存在了。

  因此国家很多方面的发展,比西方资本主义,还要资本主义。

  大跃进也是如此,虽然心理很痛苦,但不能不认知,它是彻底失败了的。

  而问题是,每一次这样的失败,其实在干部和群众中,都造成了思想上深远的负面影响。

  赵安民提供了清晰的历史证据——大跃进加上文革,两次大运动,以三面红旗为代表的左派路线,让绝大部分的民众失望了,也让干部群体不再信仰。

  希圣等人现在是很左的,可是未来他的演变,怎么看也是右派吧?他这样的又不是一个两个,就是左派的大失败造成的——没有人再相信一大二公,还能够走得通。

  所以,责怪这些同志有用吗?

  主席长叹了一口气,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心想,必须寻找新的路径、新的模式。

  赵安民提供的历史失败的结果,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不能就这样放弃!

  无数同志鲜血铸就的新中国,不能最终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

  但是,必须让社会主义形成真正的竞争优势,体制能够不断改善民众的生活,获得不断的成功,否则就无法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

  新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最根本的就是缺乏资源,缺乏各方面的资源,例如原来以为最容易增长的,是普通的受教育人力资源,但现在发现,这一点点的增长,就无法匹配有限的生产力了,因为缺乏资本、科技,也就缺乏对工业的投资,小小的工业,甚至无法承载现在的初中或以上的毕业生。

  大跃进怎么会发生的?直接的导火索,就是湖北的孝感事件,即将分配的工业学校的学生,发现学校没有足够的职位,可以提供给他们了,当初可是说国家包分配的,现在辛辛苦苦读完了书,又回家务农吗?激愤的学生们暴动了,造成了影响极坏的事件。

  正因为看到了湖北孝感这样的事情,痛感辛苦培养出来的国家优秀的人力,居然无法参与工业化的建设,所以自己和很多中央的同志,才希望用大跃进这样的一种运动方式,尽快地加快工业化建设,工业的规模迅速增长,才能吸收更多的教育后人力,形成两翼并肩协调发展的大格局。

  这样的教育困境未来还会发生,到了文革后,中央只能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积蓄”知识人力,有限工业化的城市,能提供的就业是非常有限的。

  从60年代初到78年,几千万受过中学教育,而城市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的青年,走入了乡村。

  而知识青年到了乡下,又能干什么呢?理论上他们的知识,有助于改变农村的面貌,但知识是需要发挥的载体的,没有对农村的投资资本,没有机器设备,他们的知识,在农村也不能发挥什么作用,让他们重复几千年的小农劳动,完全是浪费。

  而且让这些知识青年怨气满腹,这只是推迟了问题,完全没有解决问题。

  主席又叹了一口气,从赵安民提供的历史经验看,重大的教训之一,就是模仿战争时期有效的大运动模式,在经济和平发展时期,取得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正如赵安民在分析中指出的,战争是用各种因素和资源,来实现“短期决战”;而经济建设和发展,根本不是战争状态,不存在决战,只能是一种“日常积淀”,量变引起质变,是一种长期效应,在这样的过程中,很少有传奇和意外,投入了多少的资本、劳动力和其它资源,就只能得到可以计算出来的成果。

  在这样的过程中,从人的角度来看,短期的主观能动性,是不如长期的“有效现代管理制度”的,再着急也没有用。

  窗外有雨,主席打开了窗子,呼吸着下雨带来的清新空气,他不由得低声吟诵起了他过去的一首词:“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这首词,是在1927年的中共五大上,主席提出的“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的建议,未能得到讨论。

  为了准备应付突然事变,主席把妻子和三个孩子,送回了湖南。

  而在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宣布“清党”,国共两党彻底分裂。

  在大革命失败前夕,主席曾途经武汉,怀以苍凉悲壮之情,登上黄鹤楼,一吐心曲。

  而在当下,主席发现,现在自己的心态,与写下这首词时的心态,大约是颇有契合。

  悲壮或许还不见得,苍凉是一定有的,革命没有坦途,新中国建国十年,新的艰难困苦,大考验来了。

 

第23章  变国策之老少会

 

  今天是1959年的7月3日,赵安民怀着有点奇异的心态,与赵伯陵和李慕青一家三口,又一次来到了中南海(对李慕青是第一次)。

  不过这一次,他们是被直接邀请到了主席居住的地方——丰泽园的菊香书屋。

  他打量着这个大名鼎鼎的菊香书屋,这个屋子位于勤政殿和颐年堂之间,前后三进,每进都是四合院结构。

  果然如同传说中的,“自然的景致”很好,由于主席的喜好,院中遍野的小草,这是一个幽静的带有田园风味的环境。

  在院内的十字路口,摆了一对常绿的棕树和一对无花果木,走廊上摆的,也是鲜翠欲滴的两盆绿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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