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新的超级电脑和数据库科技，现在能够在国企管理上，实现相关的应用吗?“考察结束回到办公室，赵安民询问杨忠和另一位技术专家李桐，两人都是感召同志。
李桐对电脑科技的发展更清楚一些,他也理解赵安民这个最新的问题。
他摇了摇头:“如果你指的是全国体化的大型网络的话，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达不到。
我们目前其实还谈不上有超级电脑，第一台具有流水结构的单向量机超级电脑“天河一号"仍然在研发之中，进度其实还落后于美国的克雷公司，能在两三年内研发出来就不错了。
我国目前实用的大型机，基本上就是基于IBM360系列的科技改良的，最多支持大型的数据库，想要支持一个全国性的超级数据库和网络，根本没有可能性。
“数据库软件的技术，也没有发展到关键节点，这样超级数据库，必然是一种关系型数据库，普通的层次数据库和网状数据库，不可能满足应用需求，还早呢。
我可以基本肯定的判断，这样的一个系统，需要的科技，能在10年后初步满足你的需求，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对我国计算机产业的发展，也算是一次拉动。
正好第一代的长城一号微机，基本成热，可以开始商业化批量推广了，天型机结合微机，初步实现中央到县镇级的初级数据化管理体系，即使还无法实现联网，也是必要的。
他有点坚定地说:“我决心提前推行国企数据化KPI监察考核体系，这个体系，不能仅仅依靠人工，必须有一定的电脑和数据库科技的辅助，否则工作会是天量，无法真实落地执行。”
杨忠和李桐，都咀嚼着赵安民说的“国企数据化KPI监察考核体系’"这个陌生的词汇。
赵安民知道他们的疑惑，说道:“你们都知道管理学上常用的KPI，就是关键绩效考核。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KPI是对组织内部流程的输入端、输出端的关键参数，进行设置、取样、计算、分析，衡量流程绩效的一种自标式量化管理指标，是把企业的战略目标，分解为可操作的工作自标的工具，是企业绩效管理的基础。
我一向觉得，KPI管理，同样可以移植到政府工作上，更不要说是国企了。
“艾利克斯早就领导了一个小组，对国企和政府的KPI管理体系进行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一直在等待电脑科技相对成熟的时候推出，现在看来，不能再等了。
民本社会主义，需要科技社会主义或者说技术社会主义的协助。
“现在有三十多万家国企，或许十年后，有五十万家也不一定，依靠混合制体系下管理层因为经济回报而带来的自觉性吗?依靠各地的国投委和地方政府监督吗?依靠调查总局的调查员调查研究和监察吗?这都是方法，但最彻底的方法，将是未来的人工智能+数据库的管理，我们需要一步步地走向这个方向，即使现在的技术非常落后。
李桐点头:“国企的KPI如何构成呢?“赵安民说道:“实际上观察的指标越多越好，有几百个才好呢，KPI只是选其中的一部分，例如四五十项，所以是一部分执行指标，一部分观察指标。
以今天这个振山机械为例，其研发投入、技术人员规模比例、每年科技成就、轴承平均性能指标等，肯定是KPI考核的内容。
还有一些其它指标，例如研发投入方向，在同行中技术进步比率等等，就只能作为观察指标。
“很多指标彼此之间是有关系的，不是简单的列表，一个改变，可能导致十来个指标改变，比较完善的话，确实需要关系型数据库，能够比较完整地表达数据关系，所以这个方面的研发，确实要加强和加速。
杨忠和李桐都明白过来，赵安民的想法，是既然还没有真正的超级电脑和互联网，那么在大型机和微机的基础上，先实现局域网规模的"区域型数据库”，从而可以对一个地区的国企进行数据数化的KPI监察和考核。
此时新中国在最早的域网，要到时新中国在最早的局域网，即”以太网”的研发上，是略微领先美国的，因为此项技术的难度并不算太大，影响发明时间的其实是思路。
所以国内局域网的成熟，要比此时的美国早了几年。
美国的局例如在山荫市，从市到县的各种国企，可能也有几百家，其中如同振山机械这样僵化和有问题的国企，恐怕也不会是个位数，除了政治和体制上的手段外，赵安民现在想用最新科技，先打造一个“数字鸟笼”，。
大大地增大”作恶风险”，同时提高监察系统发现问题的几率。
而且这也不仅是一个鸟笼，配合一定的政策，就可以鞭策管理层，朝向国家需要的方向推进，例如加大研发和加速技术更新，淘汰落后产品等等。
赵安民此时没有说出口的，是他还没有考虑成熟的“国企整风运动”，要发动这样的运动，不可能再走原时空的“群众运动路线”，那样的伤害性和对社会稳定性的破坏，都太大了。
最好还是“精准化运动”，通过这个数据系统，先从三十多万家国企中，筛选出异常的目标，然后组织工作小组和接管团队，精准爆破和调整。
说白了，这个初级数字化体系，就是发动运动的重要基础之一之所以要这样做的目的，是体制上仅仅用混合制，也是不可能解决国企效率和廉洁管理的所有问题的。
只要是用人管理，就会有人性带来的缺陷。
华为的管理层很成功，并不仅仅是因为华为的体制，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任正非领导的华为管理层的素质很高。
同样的制度下，换一个领导层，可能就会失败。
实际上，原时空能够模仿华为体制的企业就很少，同样不仅仅因为资本家不愿意，很多情况下，也确实是做不到，管理层的素质就可能达不到。
在现时空以混合制的形式，强推类似的体制，自然有很多管理层，其实是不合格的，也会导致先进的体制，在现实作用上大打折扣。
混合制、基本法、管理手册，到现在的KP|体系，无非都是为国企管理，创造两个环境:一是降低管理和运营的难度，因为提供了-整套基础性的体系，以适应此时国企领导层相对文化和管理素质，都还较低的现实情况。
二是增强监管的能力，做不好也不能瞎胡闹，或者是贪腐和变质。
也即不能做开路先锋，也要做好守户之犬。
赵安民送走两人后，又思考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国企管理这种事情，技术永远是辅助性的，因为国企就是一个中心化组织，中心化的管理层的'善恶优劣"，一定会影响国企的绩效和成败，这是无可避免的。
所以他还在思考如何解决国企这种典型的“任人唯亲”的行为，原时空他读到过大庆油田的相关报道，油田的职工传承三代是很正常的，到了第三代，结果老职工的子弟，也无法全面满足就业了。
大庆这种地方，油田外的就业机会很少，一旦不能在油田就业,基本上这样的家庭，未来在大庆的稳定生活，就可能不存在了。
油田这种国企，先从“国家利益变成了很大程度上的“多元家庭利益"，最后甚至无法满足那些“多元家庭"”了，反而实现“人民利益”，只剩下了曲线的税收”，怎么可能让大多数人民，觉得这是他们的企业，有他们的利益呢?养不了自己的子弟，又无法吸纳外界的新血和“智识”，大庆这样的垄断型资源型企业也罢了，换了一个竞争型产业的国企，基本.上这个企业就废了。
王洪斌自己亲自填写着问卷，他扫了一眼办公室，发现所有的人都在填写着这张颇具神秘性的问卷，大家都很认真。
之所以如此认真，并不是因为这是赵市长自己拟的，而是问卷的内容太让人震撼了，真的可能这样吗?例如，问卷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询问，如果将山荫全市的国企招工，全部改成类似公务员招聘的考试形式，剥夺掉各个企业自己执行招聘基础员工的权力，那么利弊何在?问题所附说明强调:企仍然有招聘中高级员工的自主权，人才要自己聘嘛，不过基层基础员工的招聘权力，就被剥夺了，国企只有提供基层员工需求和理由的权力。
王洪斌自己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赵市长是在通过问卷传播一些信息吗?他无法判断。
回到这个问题本身，从振山机械的现场考察情况，他自然很容易知道，赵市长对这种国企“裙带封建主义"非常不满，这是在考虑从体制上，禁止和切断国企员工近亲相生的可能性呢。
公务员考试，确实与之是一个道理，每年全部的公务员岗位，拿出来统一招考，本地外地人员均可报考，择优录取，分配到各个政府部门，原则上，除了最后的面试，各个部门其实对于所招公务员，是没有权力影响的。
当然实际上取决于当地政治领导层的素质，要是领导层都想搞特权，要作假也很容易。
但毕竟有着-重合理的体制，相比完全的特权化，就是-种进步。
现在国企基层录取公务员化，整体上也应该是一种进步吧?就是统一招考，或许对具体特殊的国企而言，招聘的人员是不是不能完全适合企业之用?王洪斌有点拿不定主意。
王洪斌从政治角度，考虑得好多，下笔迟疑。
新人柴文娟的反应就要直接得多，她毫不犹豫地赞同赵市长提出来的这种做法。
她们这些当年的小镇青年，同学伙伴中;当然有很多人当初就想进国企，可是哪里进得去呢?当时就听说都是城市里和国企有关系的家庭，子女才能进得去，让小镇青年们很不满，在他们看来，没权没势的小镇青年，可谓是新中国内部，除了农村青年，出路最狭窄的。
柴文娟认为，自己能够成为市政府办的公务员，就是因为有了公务员监察考核录取体制，要不然自己这样的小镇青年，有学历，有民兵组织阅历，也最多不过在小镇上当个小吏吧?甚至可能连体制都进不了。
所以她对于国企实行类似公务员的统一招考体制，是举双手赞成的。
她可不相信，国企的基层岗位，有什么神秘的，非要自己招聘不可。
还不是像自己最近开始的工作一样，有个年复一年的训练就行。
能够考上国企的人，哪一个训练不出来?不能承担相应的工作?能考上的人，才会珍惜工作，不会当工人中的混子。
要是能比较公平，当初一些小伙伴，也不会最后仍然蹉跎在小镇上吧?副科江涛的反应，也是比较复杂的，这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此时皱着眉头，似乎有种无从下手的感觉。
在他看来，赵市长这样的设想，从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
基层基础员工公开统一招考分配，岗位来自于各个企业的需求申报和调研，切断了企业在基础员工招聘上的舞弊权。
而中高级职位仍然是企业管理层的权限，不影响他们的经营运维，实际上还减轻了管理层的压力——他们不用再顾总老职工、老关系的拜托，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了决定的权力。
但问题是，这样做会引起国企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噬，到时候，那些老职工上访游行，找市政府算账，怎么办呢?正在工作岗位上的一些老职工，工作积极性也会下降吧?会不会造成怠工?国企管理层，会不会认为这是剥夺了他们基本的权力?江涛是“二代干部”，父母都是老干部，不过都是职级不高的普通干部，但是家庭的氛围就很“政府化“了，从小他就被熏陶嘛。
所以他对于"官场的酱缸化“可是体会得很深，尤其认知下面有些人，把好事做坏、喜事办丧的能力。
江涛想了想，还是老老实实地写下了自己的担心——这是好政策，利大于弊，不过肯定遭到的反噬力量也是巨大的，因为损害了城市中太多团体的利益，他们会认为是把原来他们固定的肉，拿走后重新分配了，而重新分配与他们无关了。
边写，他边想着，这样的政策，也只有赵安民这样关系通天的高干，敢于考虑和改革了吧，他内心还是赞同这样的政策的，相比柴文娟，他的立场要”中立"得多，但有一点他非常赞同——不能让低素质的混子，进入政府或国企，他觉得那是对优秀者的亵渎，江涛其实是个自傲和自诩优秀的人——我是精英，凭什么要与这帮靠关系的混子为舞呢?在政府里他很谨慎，对每个人都很客气，但内心居高临下的傲气，从来没有消失过。
屁股决定脑袋，每个人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思想立场，不同的利益取向，导致了他们在同一个问题上，微妙的不同态度。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份问卷，当天就传遍了山荫市党组织和政府中的每个人，甚至在省委省政府以及洪昌市被广泛传阅。
常务副省长张亲福，揉了揉自己的眼睛，靠着椅背休息一下，还有十多分钟，他就要参加省政府的一个重要会议，而主题，无疑就是赵安民的国企新政。
当年的山荫事件之后，潘越省委省政府的每一个领导，对于山荫市赵安民的动向，都是作为排在第一位次的重要，他们是非常关注赵安民的，知道他每一个政策的实施，几乎都是有深意的，大部分的情况下，最后都会演变成全国性的政策，赵安民就是民本派的"开路先锋”，他在山荫的政体和政策实验，其实轮不到潘越省委或省政府的领导来评价，中央比他们更关注。
但是潘越的省委省政府，不能仅仅是"放任”，那"做官的水平”就太差了，什么时候该响应，是很考验大家的。
不闻不问，那还要你们来干什么呢?等会的会议，省长和其它同志，-定会要求张亲福拿出意见，这让他有些头痛，潘越现在就要投入一场国企的大改革吗?
第239章 震中又是山荫市?
"赵安民在山荫市，开始推行的国企改革，不是单个的措施，而是一整套成系列的系统，所以我认为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让振山机械变成了一根导火索，以此开启了国企改革。”
“山荫国企改革的范围，包括了股权体制、运营管理体制、人事管理体制、研发体制，以及人力裁撤。
’“利用调查局的能力，赵安民在各地招聘了不少经营管理人才，组织成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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